《郭永怀传》中的家国底色：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在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郭永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唯一一位横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大领域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奖章的人。

然而，郭永怀的事迹虽然广为传颂，却始终缺少一部关于他的系统、权威、完整的个人传记。今年是郭永怀和夫人李佩归国70周年，《郭永怀传》一书的出版，终于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不只是一部科学家的生平记录，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光辉。读罢此书，我们或许会明白：为什么钱学森会盛赞他“顶两个我”；为什么一个人的选择与牺牲，在今天依然拥有无可替代的时代重量。

成长、选择与牺牲

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山东荣成一户农家。他自幼好学，在秀才叔叔的私塾启蒙后，一步步成为村里第一个中学生、第一个大学生。1929年考取南开大学预科班，后转入物理系，又入北京大学师从物理学家饶毓泰。

1938年，他随校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半工半读。在昆华中学高中部的一个四合院里，他结识了钱伟长、林家翘、段学复等一批日后闪耀的学者。1939年，中英庚款留学生委员会恢复招生考试，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三人总分并列第一，均被录取。

登船前往英国时，郭永怀发现护照上面盖有日本领事馆的签证图章。彼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国土沦陷，同胞受难。学生们群情激愤，提出抗议却遭拒绝。郭永怀和钱伟长撕了护照，“宁愿不去留学，我们也不会在这种时候登上日本的土地游玩！”随后，其他留学生也跟着一起愤然下船。几经交涉，1940年他们才终于踏上留学之路。

郭永怀先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不到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1941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航空大师冯·卡门，挑战“声障”难题，并在1949年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提出了“PLK方法”，其中字母“K”正是“郭”英文的第一个字母发音。1946年，他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声誉日隆。

郭永怀一家人合影

但郭永怀的心里始终装着另一片土地。1955年，钱学森结束了五年的软禁和监视生活，启程回国。美国限制中国科研人员回国的禁令一撤销，郭永怀再难静候，并将归期告诉了钱学森。钱学森复信：“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归国之路并不平坦。面对美国移民局“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而战”的提问，他毫无犹疑地回答“不”。此后，联邦调查局又反复传讯李佩，面对种种刁难，他毫不动摇：“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是一定要回去的。”临行前，他将十几年积累的科研手稿一叠叠投入火中，只为让美国无物可扣，顺利过关。1956年，郭永怀一家终于回到故土。后来，他在文章中写下：“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山河。”

回国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力学研究生。不久后，他又投身核武器研制，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每一次爆炸成功的背后，都有郭永怀在高原戈壁上日夜兼程的身影。

1964年10月16日，郭永怀在新疆罗布泊与同事一起庆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青海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热核弹头发射试验的准备工作。两个月后，他在实验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决定飞回北京汇报。12月5日，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事故，搜救人员从燃烧的残骸中找到两具紧紧抱在一起的遗体，是郭永怀与警卫员牟方东。将其分开后发现，一个公文包夹在两人胸间，里面的绝密文件完好无损。

1968年12月25日，郭永怀被授予烈士称号。两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

“永怀”归来

今年是郭永怀牺牲58周年。半个多世纪过去，“郭永怀”已经不再只是一位科学家的名字。

在他的家乡荣成，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已于2016年正式开馆。从青海原子城的纪念馆，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永怀班”、威海二中的“永怀讲堂”，再到各地排演的音乐剧《爱在天际》《苍穹之恋》，郭永怀的名字被一代代人反复吟诵。这位从胶东走出的科学巨匠，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归来”。

《郭永怀传》由深耕郭永怀事迹多年的编剧郁百杨与郭永怀的学生、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戴世强联袂执笔。郁百杨回忆，2007年一次组队采访中，郭永怀科学救国的种种细节令他深受震撼，自此埋下了创作的心愿：“从2007年到2019年，我陆续做了音乐剧、广播剧、朗诵剧，也出版了他夫人李佩的书，但写一部完整的郭永怀传记始终是心里放不下的念头。”

曾任力学所所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是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从郭永怀回国到牺牲，他与郭永怀在力学所共事十二年，并与李佩一同创办了“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得知《郭永怀传》即将出版，已经97岁高龄的郑哲敏在病榻上为这本书作序，他写道：“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以培养好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使命，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所求。”

郭永怀的遗物

郭永怀回国后的十二年，也是他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规划”、为中国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殚精竭虑的十二年。那个从胶东半岛穷苦渔村走出的少年，那个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执教的华人教授，那个在西北戈壁隐姓埋名的科学家，那个在生命最后一刻用血肉之躯护住绝密文件的英雄，终于在这本书里合而为一。在一切宏大叙事的背后，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正是无数个具体而微的个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这本书，不是对过去的凭吊，而是对未来的期许。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所言：“郭先生以身许国，壮烈牺牲；李先生则用此后漫长的一生，延续着他们共同的精神追求，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更要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和为人之道。”那是这个民族永不消失的精神光源。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说：“当我看到郭先生飞机坠毁牺牲那一幕的报道时，我泪流满面，我说我一定要回去为祖国做点事。”

一个人的牺牲竟然触动了另一个人的归国决心，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感召，正是郭永怀留给后人最珍贵的遗产。但郭永怀的故事并非孤例，若只将他视为时代的例外，便窄化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从1949年到1957年间，近两千名科学家和学者从海外归来，投身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钱学森、赵忠尧、华罗庚、李四光……这些闪光的名字，与郭永怀一道，组成了中国科学家精神版图上最璀璨的星群。理解郭永怀，就必须理解这个群体共同的底色，那是科学家的使命与知识分子的家国选择交织而成的信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那是怎样的一群科学家。

1958年，钱学森（左一）和夫人蒋英（中）与同住在中关村的邻居郭永怀（右二）和李佩（中后）夫妇、汪德昭（右一）等人在颐和园留影。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1961年接到核武器研制的国家任务。54岁的他坚定承诺“以身事国”。彼时的他，因为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而轰动国际物理学界，多位同行认为他或许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但选择“以身事国”，也就意味着要放弃个人学术成就巅峰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名字也随之消失了17年，改为“王京”，“京”就是北京的“京”。王淦昌告诉家人自己会去西安出长差，实际上却住进了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直到1978年回到北京。家人问起，他只说一句：“国家要我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

1950年，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从美国归国时，美方用尽各种办法阻挠，险些将他扣留。最终，在学界声援和国内积极营救下，他得以回到祖国，成为中国核物理的奠基人，培养了一批杰出科学家。早在1937年，为保全物理学家卢瑟福赠予的50毫克镭，赵忠尧曾乔装成难民，拎着咸菜坛子跋涉千里。彼时日寇已经占领清华园，这些珍贵的放射材料若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这群人回到祖国后，迎接他们的并不是鲜花与红毯，而是荒漠、风沙和最高级别的保密要求。邓稼先接受原子弹研制任务时，妻子问他调到哪里、干什么工作、能否通信，他的回答只有三个“不知道”。从此，他隐姓埋名28年，直到生命的终点。

郭永怀所处的那个时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一代代科学家的接力棒从未落地。从荣成农家走出的郭永怀，到如今遍布各领域的齐鲁科技工作者，他们踏踏实实地在每一个微小处推动着国家的前行。当我们从山东这个视角审视这条精神之河时，看到的是一股从未断流的源泉，从沂蒙走出的薛其坤、从淄博走出的李振声、从青岛走出的魏世杰………他们如同一道道细流，共同汇入中国科学家的精神长河，共同托举起一个民族伟大的百年跨越。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