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

作者：陈力丹（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6期

导 读：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很早就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了解比以往更加系统，但多是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论著杂糅到一起，没有很好地分析，没有系统考虑如何批判吸收，这种情况下的研究很难被认可。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的研究。

写下“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这个题目，就不得不从传播学来到中国大陆说起。

一、中国大陆新闻学界首次接触传播学

1978年5月15日，我参加首批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新闻理论笔试，考题是：论报纸的性质、任务。我回答的要点是：报刊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报刊的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为基本符合答案要点，得了83分。

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改革开放时期本学科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当时的读者不知道这个概念。为了防止遭到批判，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说“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时间顺序上，郑老师最早在中国大陆公开（实际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讲授世界新闻的老师是知道的）提到Mass Communication，但将其译为“公共传播”并加以批判，没有引发关注。

1978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次开学典礼，院长周扬讲话，要求研究生要勇于研究问题，随后观看内部电影《哥白尼》。哥白尼不畏神权，坚持研究“日心说”的艰难历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1978年10月16日上午，即入学研究生院新闻系第6天，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来访，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来自另一体制的学者。他用日语讲话，中方配的翻译磕磕巴巴译不出来。英语写作专业班班长刘其中问内川是否会英语，于是内川改用英语讲。刘其中的英语是我们中最好的，结果同样磕磕巴巴译不出来，因为他学的英语里没有这些词汇。于是内川在黑板上写了一些英文单词，连带英语同学的翻译，我知道了几个从未听说过的词，特别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给我和周围同学很大的震动，因为我们以前从未想过可以从“大众传播”角度讨论报纸的功能。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从广州一路北上访华。5月3日上午，我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参加了与他的座谈，基本是听他讲述。下午在人民日报主楼礼堂，他做关于传播学的报告，讲的基本是同一个故事：四个人走进一片绿洲各自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又离开了，他把这些思想集大成，即是传播学。报告之后提问，我提了一个问题：1956年你在“四种报刊”理论里批判苏联模式，现在过去了很多年，你对此的认识有什么变化吗？他回答，请你看我那以后发表的所有论著。这个回答有些为难人了。那次余也鲁带来了他翻译的施拉姆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但我仅看到了封面（送了一本给新闻所），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施拉姆的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是有益的，但那时我也隐约感觉这个传播学忽略了影响传播的权力、资本、技术等诸多因素。

这是中国大陆新闻学界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接触，一切都很新鲜。那时我正在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资本论》1—3卷，发现他们论证了很多“交往”（Verkehr），还有“交通革命”（应译为“交往革命”），比“传播”的思路广得多。

二、中国大陆新闻学界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

1982年11月12日，我得知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在月底将召开传播学会议，这时我正在集宁乌兰察布日报讲课，我的日记记载，15日我在集宁“上午利用一些时间完成传播的拉纲”。11月18日回到北京，“一天写《从传闻女神到印刷所广场：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11月22日，“晚上写完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11月23日，“下午参加传播学讨论会。晚上整理马克思恩格斯论传播的稿子，未完”。11月24日，“一天基本参加传播学讨论会。再看传播稿，开始抄稿”。11月25日，“参加传播会，上午发言。抄稿至12页，3000字”。换句话说，我作了发言，但稿子没有赶上提交会议。12月6日，“晚上抄传播稿到69页”。（250字的稿纸，69页1.7万多字，当时还未完，估计近2万字）12月8日，“一天核对传播稿语录”。然后是请打字员打出论文，我核对打字拓纸后修改，油印装订。12月内分头寄给了各位参会者。

根据刘卫东当时的记录，我在25日会上关于马克思的传播思想的发言比较长，引用了很多马克思的话。现在看，我那时的思路是用西方传播学反哺马克思，仅说明马克思也有传播思想，比施拉姆早得多。这次会议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很好，但难以落实。因为我们拿不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体系，加之传播学研究都是个体户式的，这个方针也就是说说而已。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林珊老师的研究生王志兴（林老师只带了两位硕士生，另一位是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在中国大陆首次引进了批判学派的观点，我看了是高兴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有了批判意识。但遗憾的是，随后他去了国外，之后十几年内本学科没有出现这方面的重量级文章。施拉姆的传播学成为所有课本的原型。

三、不成功的以西方传播学反哺马克思

1993年我出版了《精神交往论》，全面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传播方面的论述，但仍然是以西方传播学反哺马克思的理论。我的德语基础几乎为零，无法把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深入研究下去。而体现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文51万字，至今仍然是66年前根据俄译文转译的，仅该书第一卷第一章有新译文，但这部分不到全书的二十分之一。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中国出现了一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交往”的论文和专著，大部分是从哲学或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甚至新闻传播学科关于“交往”的博士论文，也是依从“马哲”研究视角，且大部分的依据仅来自第一卷第一章。

我之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文章《论孔子的传播思想》（1995）、《符号学：通往巴别塔之路》（1996）、《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2000），提倡传播的基础研究、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和注重批判学派。随后网上推出我摘录的陈卫星批判学派著作《传播的观念》笔记、胡翼青的哥伦比亚学派笔记、王怡红的人际传播笔记（2002-2003），我最早（或较早）指导李明伟研究媒介环境学派（后来他出版《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组织曾庆香翻译《作为话语的新闻》（符号学）、刘自雄翻译《意义的输出》（文艺传播）（2000-2003）等；再后来我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做普及读物《传播学是什么》《传播学入门》和北京市精品教材《传播学纲要》（其中“大众传播”均仅占内容的十分之一），都意在增加传播学的批判成分，突破以“大众传播”主导的传播学研究的格局。

四、传播学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指导

我在本学科需要顾及的方面太多，所以此后很多年便再没有过问传播学的相关内容。近年来，由于每年年底我都会受邀盘点本学科的年度新鲜话题，再接触到一些传播学文章时，不免感到有些吃惊——文中充斥着各种炫目的概念，这些概念相互杂糅，且已逐渐渗透到日常的普通话语体系之中。例如这样一句话：

智能情感的实质是技术雕琢下的人工物，若以超越“他者”的身份（萨特-作者注，下同）进入交往场域（布尔迪厄）则可能促发“拟像”危机（鲍德里亚），亦即人类情感可能会脱离原初的个体体验以及社会结构，成为可捕捉、计算、操控的符号体系。在“超现实”世界（鲍德里亚）之中，交往或将面临“流动的亲密关系”（鲍曼）、“被操纵的情感”（韩炳哲、乔姆斯基）和“他者的消失”（韩炳哲）等潜在困境。

这里糅进了6位不同时期、不同体系、不同国度学者的话语观点，至少在观念体系运用上一片混乱，可能作者也说不清楚。还有一些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于智能的观点，其论点批量产生于某最高学府。对比半个世纪前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我们的了解比以往更加系统，但多是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论著杂糅到一起，没有很好地分析，没有系统考虑如何批判吸收，这种情况下的研究很难被认可。

有鉴于此，传播学研究迫切需要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

五、马克思恩格斯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

2020年我受聘四川大学工作后，在学院的协助下招收了5位博士生，4位精通德语，1位精通俄语，同时都精通英语，其中还有1位精通日语。他们均对研究马列主义有兴趣，研学态度端正。我深入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夙愿得以实现。

我和3位德文博士生经过持续3年的接力，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使用的“交往”和交往复合词全部找到（共777处），还找到部分对应Verkehr的英文词和法文词，并查出对应的中译文。我们查对了已出版的MEGA2笔记部分各卷，发现Verkehr概念在他们的笔记里出现1099处。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出现232处Verkehr概念（不含Verkehr的复合词）。我和博士生合作分别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Verkehr概念的研究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思想得以大体呈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Verkehr概念，纵向涵盖了人类各个发展阶段的全部社会关系和实践，横向囊括人类现实社会中的全部关系和实践。他们论证的“交往”，不仅包括一般的信息交流，更指向人自身的生产、人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生产中必然和必须发生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之间直接和间接的接触和关系。他们论证“交往”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考虑，将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分析。

1845—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168次使用了“交往”的概念。其中31次论证“交往形式”（Verkehrsform，郭沫若译为“交通形态”），9次将“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Produktions-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并列论证，6次论证“生产与交往”（Produktion&Verkehr），7次论证“生产力和交往”（Produktivkräften&Verkehr），11次论证“世界交往”（Weltverkehr）。

通过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批判和严密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地采用生产、生产力、交往、交往形式（形态）、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世界市场、世界交往、普遍交往等概念，创立了唯物史观和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请注意，这里他们讲的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Verkehrsform）是社会基本矛盾，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张力理解为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要点之一。

马克思借用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概念，泛指各个历史阶段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层面的交往形式（翻译为“交往形态”更好理解些）。他们写道：“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Produktionskräfte wiederum bedingende Verkehrsform），就是市民社会。”[2]这对矛盾中，交往形式一直是指特定的与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契合的社会，人无法脱离所处时代的“市民社会”，只能也必须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和生活。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6次论证“生产与交往”。他们第一次使用“交往”是这样一句话：“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Sie setzt selbst wieder einen Verkehr der Individuen untereinander voraus）。”[3]人与人的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这一论断奠定了交往在人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关键地位。

他们至少7次论证“生产力和交往”。恩格斯先写了半句话：“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马克思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交往和生产力”[4]。在这里，他们实际上论证的是交往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人改造自然是生产力的表现，而交往反过来对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的制约，则是以往的社会关系、传统、规范，总之，既有的前人确立的种种关系（交往关系的延续）也会“改造”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9次并列论证“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他们对这两者有明确区分。生产关系侧重于生产中所有权和分配的“纵向”结构；交往关系侧重于社会结构的“横向”广度（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与依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关系”，指向生产过程以外、与生产相关联的社会情形，诸如人与人的血缘、人身、阶级关系，通信和交通条件、市场流通、社会信用体系等。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关系以外更大范围和领域内的存在，生产的内在权力结构需要与既定的外部交往关系相适应。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阐明唯物史观作为目的，追问的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形成交往系统，进行人本身的生产和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二者间互动的主导模式如何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的扩展而变革，塑造何种文明类型。所论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学，但切入层面始终是哲学—历史—社会学。因而，与生产、生产力对应的是交往、交往关系而不仅是“生产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里程碑式著作，其核心概念至少涵盖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而贯穿三者的是“交往”。“交往”恰是他们将各学科领域的视角连接起来的桥梁。没有人与人的交往，人的一切活动都无法进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要求我们，研究传播学必须考察历史与现实交往形态的不同特征，考察现实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世界交往、交往手段对信息传播的影响，避免陷入各种概念和无尽推理中而无法脱身。

六、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如何被遮蔽了

我们接触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从接触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开始的。然而，各种读物里几乎没有提及马克思论证的“交往”。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所有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的源头都起源于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提到的几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论证“交往”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版1932年才首次出版，俄文版1933年出版，当时仅有极少数人研究。“简明教程”的作者们忽略了这部创立唯物史观的著作，他们引证的主要是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节没有一处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的“交往”概念，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证的几个基本原理简单地直接搬到社会层面，引文来源是1928年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和1933年俄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两个版本均没有收入《德意志意识形态》。依据这本“简明教程”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读物，自然不会吸纳这一里程碑式著作的研究成果。在比较长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里没有这个概念，几乎无人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大量关于“交往”的论证。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陆续发表涉及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论著。

还有马克思著作中译文的原因。过去多次读过《共产党宣言》，没有查看过原德文，直到最近的这次研究才发现，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有8处使用了“交往”概念。但所有《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均没有被译为“交往”。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1845-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论著，34处使用了Verkehr概念，也没有一处被译为“交往”，多数被译为“交换”。但“交往”内涵很广，是“交换”这个词难以替代的。

如果认真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原著就会发现，他们使用的核心概念远比“简明教程”提供的多得多；论证颇为复杂且涉及多学科，对结论提出诸多历史前提和限制条件，反映出“简明教程”的简单和武断。特别是他们从社会学角度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的研究被遮蔽了。现在需要在理论上加以纠正，扩大关于马克思多学科的视野，认识更为广阔的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

1857年，即12年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封面开列了4个标题，其中最后一个标题是：“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Productionsmittel und Productionsverhältnisse, Productionsverhältnisse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5]他在《导言》第4部分开列了4个标题，其中2个标题含有“交往”复合词：“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Staats- und BewußtseinsformenimVerhältnißzu den Productions- und Verkehrsverhältnissen）。[6]这说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即使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仍然持续发展着，马克思准备对之进行深入研究，而“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新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没有在他开列的标题下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今年，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将召开专题研讨会，以对该著作的深入研究隆重纪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180周年。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编《新莱茵报》的编译及研究”（批准号：22＆ZD323）成果】

参考文献：

[1][2][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567-568;540;520;540.

[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50.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陈力丹.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J].青年记者，2026(06):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