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梁思成与营造学社

1931年，受朱启钤的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紧接着，刘敦桢也加入了营造学社。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成立一年多，朱启钤邀请了一些学者，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去弄清楚《营造法式》，也尝试建立一套与之相关的中国建筑术语，但都没有太多进展。这时的营造学社仍处于比较盲目的摸索状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贵祥在新书《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中指出，梁思成等人的加盟成为中国独立开展古建筑学研究的开端，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建筑史学术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为之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

王澍　王贵祥　方拥　等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王贵祥

建构中国建筑史

有些人批评梁思成和林徽因，说他们早期的文章中有一些观点是借鉴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比如将亚洲建筑分为三大脉络——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其实，这样说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知识贫乏。伊东忠太的这一观点并不是由他首创的，而是源于著名世界建筑史学家弗莱彻在19世纪出版的《比较建筑史》。梁、林接受西方建筑学教育，受西方建筑思想影响，所以虽然观点相似，但梁、林的观点与伊东的观点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伊东忠太的书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也晚于梁、林二人文章发表的时间。

梁思成要建构中国建筑史的原因之一就是弗莱彻在书中居然把中国建筑列入了边缘的“非历史”建筑范畴中。这让梁思成无法接受：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弗莱彻却说我们的建筑没有历史。

此外，梁思成也留意到早年来到中国的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比如，德国学者恩斯特·柏石曼早在1902年就前来中国，在中国两次畅游后写成七本书，对中国建筑非常有感情，也非常用心。但是他多少还是受到欧洲人对中国建筑认识的影响，所以只把中国建筑看成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主要关注中国的风水、风景、家具以及佛塔等建筑元素的象征性，唯独没有关注历史。

日本人也对中国建筑做了很多考察，他们的研究缺乏中国史学的深厚基础，虽然对中国建筑史的早期研究功不可没，但是一些结论还欠严谨。例如，常盘大定和关野贞认为中国没有辽宋以前的木结构建筑遗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存只有大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这座建筑是11世纪（1038年）建造的。

梁思成对此持怀疑态度，觉得他们的结论下得过早。他从外国人发表的研究图片中看到了敦煌的窟檐，认为这种形制应比大同薄伽教藏殿要早。

当时伊东忠太也试图构建中国建筑史，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但其研究只涉及南北朝、明清的建筑，因为他对中国中古时代的建筑实例并不熟悉。而且伊东忠太在态度上也仿佛高人一等。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时提出，应由日本人来做田野调查，中国人来做文献研究。这让梁思成感到无法接受，大家都是同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考察、研究中国自己的建筑呢？

中国人应该在世界建筑史之林中确立中国建筑史的地位，并且应独立建构本国的建筑史，而不是依赖外国人的研究。所以，建构一部中国建筑史在当时成为非常迫切的工作。

在营造学社，梁思成引入了现代田野考察、古建筑考古和测绘的体系，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考察，并用实例验证的方法建构起中国建筑史。1943年，他基本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文稿。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完成的、比较科学和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对自秦汉到明清的整个中国建筑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既有文献，也有实物，而且有大量实例支持。梁思成与营造学社的同人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专于文献梳理的建构模式，用科学的方法建构起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史。

几乎在同时，梁思成又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这反映出他希望把中国建筑史纳入世界建筑史体系之中的构想。可惜的是，这部用英文撰写的书稿几经波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出版。

营造体系的科学阐释

对中国古代建筑清代和宋代两个营造体系的科学阐释，梁思成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做出了更为漫长、艰苦的努力。可以说，他在1932年开始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诠释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因为传统文人不屑于钻到古建筑里去一个个地认知房屋的构建方式，历代的工匠们又没能把自己的实践经验书写出来。普通百姓看到屋顶、斗栱、柱子，却弄不懂中国建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中，梁思成也提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步是厘清古代建筑的法式制度，首先要弄清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内容，在此基础上系统地理解明清建筑；其次就是要揭开宋代《营造法式》的奥秘，系统地理解与诠释唐宋时期的建筑。

朱启钤当时已经收集了一批老工匠的口传秘籍。他将自己搜集的资料提供给梁思成，还为他引荐了一些老工匠。梁思成拜这些工匠为师，让他们带着自己进入古建筑中，一点一点地认知古建筑构件，然后凭借自己的建筑学专业素养绘制出详细缜密的图纸，并将现代术语与古代工匠的术语相结合，以一种容易使人理解的叙述方式，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

后来有学者对清代建筑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清代大木作与瓦作方面的一些专题研究，但成书于1934年的《清式营造则例》作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开篇之作、入门之作，仍然是所有中国建筑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简单来说，它是后辈学子了解与学习清代建筑的“语法书”。

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既有历史文献为依据，又有工匠为老师，还有故宫、天坛等大量清代古建筑实例为参照，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1932年开始研究，1934年就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但是对近千年前的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就不容易了。

《营造法式》是一部大部头古籍，共有34卷（陶本共八册），并且使用了大量宋代建筑术语，在当时没有哪位学者或工匠能完全读懂它，堪称天书。如何读懂这部书并且与实物相结合，是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工作期间一直关注的问题。

梁思成在考察古建筑时不停地将建筑各部分构件与《营造法式》的记录进行比对，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与古建筑实例考察相结合。从他发表的著作、文章也可以发现，在早期的文章中（比如写蓟县独乐寺时），他使用的是杂糅清式建筑术语的宋式建筑术语。这说明当时他还处于研究《营造法式》的初期阶段。仅仅过了三年的时间，到关于佛光寺的文章中，他使用的就全部是《营造法式》中的宋式术语了。

1939年，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在战乱之中来到了西南地区。那时已没有条件再进行古建筑实例考察，于是他与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开始系统研究《营造法式》：核对各版本，找出错字，标出句读，然后开始绘图。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看懂这部书已属不易，但到1945年，他们不仅弄清了《营造法式》中比较重要的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大木作制度，而且绘制出一部分质量相当高的图样。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梁先生的主要精力用在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北京古城保护等工作上。直到1961年，他才重启宋代《营造法式》研究，带领助手集中精力进行《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并在1964年基本完成《〈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卷。

保护与修缮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是梁思成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直到现在，这也是建筑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梁先生为保留北京古城奔走呼号的事迹世人皆知，但其实在1929年他尚未加入营造学社时，就已经开始呼吁保留沈阳的鼓楼了。这项呼吁没有成功，因为当时的沈阳在城市建设方面并没有那么超前的意识。

1930年，梁思成带领学生对沈阳的北陵进行测绘；1932年，他受故宫博物院委托制订文渊阁楼面修复方案；1934年，他前往杭州参与六和塔重修项目。这些工作其实都具有建筑保护性质。

同时，因为担心战争爆发后北平故宫将不复存在，梁思成还推动营造学社对故宫进行了考察与测绘。这套测绘图非常珍贵，完整地保存了那个时代故宫的面貌。

1935年，梁思成参与了曲阜孔庙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计划。1937年，他又参与了西安小雁塔的保护计划，并设计了西安碑林的保护工程。这些都说明他一直在积极地参与历史建筑保护实践。

1945年，梁思成编制完成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抗日战争刚结束，他就针对应该保护哪些战区文物等问题，向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了建议。1949年3月，他编制完成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以备解放军南下作战时保护文物之用。

可以说，历史建筑保护始终是梁先生的一大情结。

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

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最初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也是很热心的。很多人不理解，梁先生为什么不去做建筑设计呢？似乎梁先生对建筑设计不是那么关心。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梁思成对建筑设计与创作工作非常上心，而且有非常好的设计功力。有些著名的建筑，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其设计者正是梁思成。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由梁先生领衔设计的，具有丰富的建筑内涵和政治象征意义，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梁先生夫妇设计的。还有扬州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它被梁先生设计成典型的唐代木构殿堂风格。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梁先生有更多设计作品。比如他1929年曾经为吉林大学、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做过校舍设计，还负责过仁立地毯公司王府井铺面的改造设计工程。此外，他还在1934年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在1935年与林徽因合作设计了北大女生宿舍，随后又主持了南京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设计竞赛。

梁先生不但自己做设计，也关注设计创作。1934年，在梁先生的主持下，他安排学生刘致平从营造学社历年收集的四千多张图片中选择出了有设计参考价值的图片，编成专辑，供设计人员参考。此后，又先后出版了台基、栏杆、斗栱以及雀替、藻井等相关书籍共十辑，专门为设计提供支持。可见他非常注意古建筑在设计中的应用。

梁先生也一直在关注城市规划问题。1930年，他与张锐共同完成了天津历史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文件——《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提出“住者有其房”“一人一床”等社会理想。

所以，虽然梁思成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上，但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仍是他关注的重要方面。

（本文摘选自《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总序，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