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猪种保护开发对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生猪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猪粮安天下”深刻反映了其战略地位。我国作为全球猪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地方猪种以其肉质鲜美、抗逆性强等独特优势，成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的战略储备。然而，在商业品种冲击与市场环境变化下，地方猪种不仅面临遗传多样性流失的危机，更陷入“保而不用”与“优质不优价”的双重困境。尤其是当前，我国生猪养殖受前期产能惯性增长与消费结构变化影响，市场格局总体表现为供强需弱。在此背景下，单纯依赖规模扩张、品种同质化的传统养殖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产业正加速向高质量、差异化方向转型。

我国地方猪种保护与开发困境

根据2024年发布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我国拥有地方猪种89个、培育品种32个、培育配套系18个及引入品种6个、引入配套系2个，是世界上猪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瘦肉型猪核心种源自给率已超过95%，基本实现自主可控。然而，作为我国独有战略资源的地方猪种，虽具有肌内脂肪含量高、口感风味独特、适应性与抗病力强等优势，契合当前优质特色猪肉需求，却普遍存在生长速度慢、瘦肉率较低的短板。长期以来，地方猪种质资源面临多样性丢失风险，保护与开发严重脱节。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先后开展三次全国性普查并实施抢救性保护，但地方猪种在“保”与“用”的双重环节上仍面临严峻的结构性矛盾。

多样性流失与“保而不用”的封闭循环。随着杜洛克、长白、大白等外来商业品种的大规模推广，地方猪种的养殖份额和市场空间被严重挤压。基于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数据，我国现有15个濒危、9个严重危险及17个危险等级的地方猪种，抢救性保护形势严峻（见表1）。

许多地方猪种种群规模持续萎缩，保种场因群体数量有限，面临近交系数上升、遗传漂变加剧的风险。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国地方猪种的“保护系统”与“利用系统”存在制度性分割。保护端由政府主导，考核纯度，资源多“封存”于保种场；利用端由市场驱动，追求效益。两者间因数据标准不一、共享机制缺失，导致大量遗传信息沦为“死档案”，保护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

价值低估与“优质不优价”的市场失灵。地方猪种是开发高端特色猪肉产品的独特资源，但在现实市场中却常遭遇“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与数字凭证的缺失。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劣币驱逐良币；现有的数字溯源多局限于流通环节的区块链画像，缺乏从基因源头一以贯之的精准标识。

同时，育种技术具有极强的正向外部性，其遗传进展价值沿“曾祖代—祖代—父母代—商品代—屠宰加工”链条传递时，极易被下游环节“搭便车”。现有评估体系多集中于单环节，缺乏贯通全产业链的贡献率测算框架，导致育种环节承担了极高风险却在价值链分配中处于弱势，严重制约了育种创新与地方猪种开发的内生动力。

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开发的新进展

随着技术支撑体系的完善和市场需求的细化，地方猪种的开发已出现重要转机，为破解“保用协同”难题提供了现实解题思路。

“分子密钥”构建精准鉴定的技术基础。针对品种鉴定难、血缘混杂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我国在基因组技术应用上取得突破。2024年，猪种分子身份证系统已覆盖116个猪品种/类群（新增巴克夏猪）。通过筛选10548个具有品种特异性的特征SNP位点，形成了可用于区分我国现有猪种的“分子密钥”。这套系统使得品种/类群鉴定准确率达到99.5%，血缘成分鉴定准确率达到98.5%。这意味着我国已具备从基因层面“验明正身”的技术能力，为打击市场假冒伪劣、实现优质优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抓手。

立体化保种体系夯实资源底座。我国已初步构建涵盖活体保种、遗传材料保存、数字保种的立体化保种体系（见表2）。目前，活体保种场覆盖89个地方猪种，覆盖率达100%；遗传材料保存率已达85%，冷冻精液、胚胎移植等技术应用广泛；数字化保种技术覆盖70%以上猪种，完成多个猪种基因组测序并建立数据库。这为从“被动保种”向“主动用种”的范式转移筑牢了猪种资源底座。

多元化的产业化利用路径成型。目前，产业化开发利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和特色化趋势。杂交利用的区域化定制。粤港澳大湾区以鲜食为主，利用两广小花猪为母本、杜洛克为父本，生产“壹号土猪”等，主打肉质细嫩；四川以回锅肉原料为目标，利用成华猪、雅南猪与杜洛克杂交；海南则利用海南猪、五指山猪等与巴克夏猪杂交，满足当地年超百万头的黑猪消费需求。新品种培育的科技赋能。2024年，海聆1号黑猪、龙民黑猪、蓝思猪3个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同时，应用基因编辑等生物育种新技术，创制了抗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产肉量高等一批育种素材（如楚乡黑猪、豫农黑猪等），实现了地方猪种的“扬长避短”。品牌创建的溢价效应。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认定88个地理标志生猪产品。宣威火腿利用培育品种“宣和猪”，年产值超百亿元；宁乡花猪、陆川猪等入选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这证明了“品种+品牌”双轮驱动能有效实现高值化转化。

推动“保用协同”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基于上述困境分析与技术突破，本文提出以下优化路径，旨在打通从基因库到餐桌的价值链闭环。

构建“三位一体”的动态资源库，打破数据孤岛。巩固并扩大已有的“活体保种（100%覆盖率）+遗传材料保存（85%保存率）+数字保种（70%覆盖率）”的立体化体系。重点在于将静态的“基因库”转化为动态的“数据流”，利用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建立每一个地方猪种的动态数字化档案。加快制定跨平台共享接口协议，打破部门与地域的数据壁垒，实现育种端与生产端的数据互通。

推广基于“分子身份证”的全链条溯源体系。将“分子密钥”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破解“优质不优价”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建议在高端地方猪种屠宰、加工及销售环节推广基于SNP位点的基因检测，为终端产品提供不可篡改的“基因身份证”。这不仅能精准打击市场假冒伪劣，还能通过技术手段量化地方猪种血缘比例，为差异化定价与优质优价提供科学依据。

完善全产业链的利益联结与价值评估机制。改变育种环节“高风险、低收益”的现状，破解“搭便车”问题。应引入价值链理论，建立基于基因组信息的“育种贡献率”评估模型，包容非期望产出（如碳排放），精准量化育种技术在商品猪生产性能、肉质风味中的溢出效应。通过契约设计，推动技术正外部性内部化，确保育种企业能从下游屠宰、加工、品牌销售的溢价中获得合理分成，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产业化联合体。

深化“品牌+标准”的差异化开发策略。借鉴宣威火腿、壹号土猪的成功经验，鼓励种业阵型企业（前十大企业产值已占阵型企业95.5%）发挥引领作用，根据地方消费习惯定向开发杂交配套系。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针对地方猪种及其产品的品质标准，推动更多地方猪种入选地理标志产品和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品种+品质+品牌”联动，实现从“卖猪肉”到“卖品牌、卖文化”的升级，彻底打通从“基因序列”到“产业真金”的转化通道。

（作者单位：张海峰，湛江科技学院生猪产业研究所；王祖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