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展记｜东周洛阳文明展：读懂何以中国，感悟东周风雅

近日，由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与洛阳市考古研究院联合打造的“王城春秋——东周洛阳文明展”重磅启幕。本次展览汇集200件（组）珍贵文物遗存，依托洛阳丰厚的考古研究成果，串联起东周五百年的王朝兴衰、市井百态与礼乐文明。漫步展厅，我们得以透过一件件古朴器物，探寻藏于岁月深处的周代仪轨，感受东周贵族独有的气度与风雅。

迁都洛邑，始建王城

洛阳地处天下腹地，南依伊阙，北枕邙山，洛、伊、瀍、涧四水环绕，山河险固，自古便是帝王建都的理想之地。在洛河沿岸不足五十公里的范围内，夏、商、东周、汉魏、隋唐五座都城遗址依次排布，造就“五都荟洛”的文明奇观，而东周王城，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当之无愧的核心舞台。

站在展厅入口，目光首先被复刻的何尊所吸引，这件西周国宝级青铜祭器，是整个展览的开篇线索。策展人韩可乐驻足在展品前，向我们娓娓道来文明溯源的过往：“很多观众或许不清楚，‘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就出自何尊铭文。这件器物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是西周宗室贵族‘何’铸造的祭器，也是国家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周武王灭商之后，便立下‘宅兹中国’的宏愿，想要在天下中央营建新都。周成王秉承先王遗志，在伊洛之地修建东都成周，洛阳自此坐稳‘天下之中’的地位，这也为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王城埋下了关键伏笔。一座青铜尊，串联起西周定都与东周立国两段历史，是解读洛阳王都历史的第一把钥匙。”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镐京，周幽王身死国灭，西周走向终结。次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此绵延五百余年国祚。东周分为春秋与战国两大阶段，社会形态、战争模式、权力格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韩可乐指着墙上的时代图谱，细致梳理道：“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二者看似一脉相承，内核却截然不同。春秋时期，诸侯以争霸为目标，春秋五霸轮番登场，此时周天子仍是天下名义上的共主，诸侯依旧会遵守朝觐、协同作战等礼制；到了战国，战争彻底演变为兼并之战，战国七雄以覆灭他国、一统天下为终极目的。周王室持续衰微，诸侯不再听命于天子，沿用数百年的宗法分封制度，开始一步步走向崩塌。但东周王城，作为十四代周天子的居所，历经三百余年营建与修缮，始终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

百业留痕，见证时代

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依据古籍记载，在洛阳涧河两岸开展系统勘察，沉睡两千多年的东周王城终于重见天日。经考古实测，整座王城略呈方形，周长约15公里，城垣、城壕气势恢宏，城内功能分区规划严谨：西南部为天子居住的宫殿区，东侧是储备粮食的仓窖区，西北分布着手工业作坊，东部则为贵族王陵。“《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这是古人理想中的都城形制。”韩可乐补充，“东周王城虽没有完全复刻这一标准布局，但分区理念深受其影响，也为后世历朝历代的都城建造树立了范本。”

展厅里陈列的一批东周瓦当，是王城建筑艺术与时代思想的生动缩影。在周代，砖瓦是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构件，只有王室宫殿、大型官署才有资格使用。这些瓦当饰有饕餮纹、卷云纹、走兽纹等多样图案，线条灵动洒脱、造型变幻无穷。“东周是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人们挣脱了思想桎梏，这份自由与创意，直观地体现在建筑纹饰之上。”韩可乐说，一枚小小的瓦当，既是东周工匠精湛技艺的体现，也在细微之处彰显着王室独有的等级特权，一砖一瓦之间，礼制无处不在。

王城之内商贸通达、百业兴旺，展厅中形制各异的金属铸币，见证了昔日繁华的商品流通景象。洛阳作为东周都城，主流流通布币，分空首布、平首布等多种形制，同时齐国刀币、楚国蚁鼻钱也在此大量出土，足以证明这里是列国商贸往来的枢纽。“最早的实物货币是海贝，这也是汉字里‘财、贵、贫、购’等与财富相关文字均以‘贝’为偏旁的缘由。”韩可乐介绍，“东周手工业与农业飞速发展，商品流通空前活跃，金属铸币应运而生。洛阳也是中国最早铸造和流通金属铸币的地区之一，多样的币种、精湛的铸造工艺，都是王城商业鼎盛的有力佐证。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货币才统一为方孔半两钱，结束了列国货币杂糅的局面。”

兵器展区寒气森森，剑、戈、戟、矛、箭镞等青铜兵器依次陈列，勾勒出金戈铁马的乱世景象。“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事，是国家的两大核心要务。”韩可乐介绍，“东周战乱不休，兵器成为时代最鲜明的印记，连绵的战火也让周天子的权力不断下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步演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旧有的社会秩序在乱世中不断被打破。”

仪规有度，尊卑有序

礼乐制度是周代统治的核心根基。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以“礼”区分尊卑贵贱，以“乐”调和人际伦理，构建起一套渗透社会方方面面的等级体系。东周虽被称作“礼崩乐坏”的时代，但礼乐文化依旧深入人心，贵族阶层从朝堂祭祀、朝会大典到日常行事，皆严格遵循仪轨。青铜礼器、钟磬雅乐、随身美玉，都成为这套制度最直观的载体。

展厅中央，成组陈列的青铜鼎与青铜簋格外醒目，二者是周代礼器制度的核心，“列鼎制度”更是划分身份等级的铁律。“周代对鼎簋的使用有着近乎严苛的规定：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鼎取奇数、簋取偶数，等级自上而下依次递减，在祭祀、朝会、丧葬等场合，丝毫不得僭越。”韩可乐细致解读道，“祭祀之中还有‘太牢’与‘少牢’之分，根据供品的种类限定使用人的身份祀所用。到了东周，诸侯势力日渐强大，越级使用鼎簋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是‘礼崩乐坏’最典型的表现。”

不远处的编钟、编磬，再现了东周“金石之声”的雅乐风貌。周代对乐舞的陈列规模、演奏流程都有着明确要求。“《周礼》记载，天子乐悬四面排布，称作‘宫悬’；诸侯三面，为‘轩悬’；卿大夫两面，为‘判悬’；普通士人仅能单面陈设，即‘特悬’。”韩可乐说，“周代礼乐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覆盖祭祀、丧葬、征战、朝觐、婚嫁等所有重大场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乐是贵族阶层专属的行为规范。”

在周代贵族的日常生活中，玉器极受重视，既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更是君子德行、品格与操守的具象化身。展厅内琳琅满目的各式玉器，串联起东周贵族闲居、出行、社交等日常场景，生动诠释着“以玉喻德”的千年风尚。

不同形制的玉器各司其职，深度融入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厅中的玉玦、玉觿、玉覆面，各有妙用。“玉玦的用途十分丰富，它既是日常佩饰，也可作为信物，古人相见持玦，便代表断绝往来；同时玉玦寓意行事果决，象征君子的魄力，部分形制的玉玦还能当作射箭时的扳指。”韩可乐逐一讲解，“小巧的玉觿主要用于解开绳结，古时贵族衣物、配饰多以绳带系结，玉觿便携实用，兼具装饰功能。而这组玉覆面，由多片玉饰拼接而成，下葬时会覆盖在逝者面部，是后世金缕玉衣的雏形，也是贵族身份在丧葬礼仪中的终极体现。”

展厅中出土的早期玻璃珠、水晶饰品，同样颇具看点。这些源自西域的饰品，与和田玉制品一同出现在东周王城遗址中。“很多人以为丝绸之路始于汉代，但这批饰品足以证明，早在东周时期，中原与西域、西亚的文化、物资交流就已经十分频繁。”韩可乐说道，“贵族将异域饰品与传统玉佩搭配佩戴，在坚守本土礼乐文化的同时，也接纳外来风物，足以见得东周王城包容开放的城市气质。”

宴飨雅集，礼存席间

宴饮飨宾是东周贵族社交生活的核心内容。王室与贵族设宴款待宾客、举办庆典，整套流程严格遵循周礼，从餐前盥洗、献酒酬客，到列鼎而食，每一个环节都暗藏繁缛仪轨，礼器、用具、动作皆有规范，将周代礼乐文化彻底融入一日三餐的烟火日常。

宴饮的第一道礼仪，便是沃盥之礼。古人认为，洁净双手是对宾客、神明最大的恭敬，无论是宴饮、祭祀、婚礼还是朝觐，沃盥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展厅中的青铜匜与青铜盘，便是这一礼仪的专用器具。“行沃盥之礼时，一人手持青铜匜自上而下浇水，另一人捧起青铜盘承接流水，宾客净手之后，再用专用巾帕擦拭双手。”韩可乐模拟着古时的动作，“《礼记》《周礼》等多部古籍都详细记载了沃盥的规范流程，上至天子，下至贵族，无人敢违背。这项礼仪贯穿整个东周，直到战国后期，礼乐制度日渐松弛，沃盥之礼才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

净手完毕，仪式进入献酒酬宾环节。周代吸取商代纵酒亡国的教训，秉持“重食轻酒”的理念，酒器虽品类繁多，使用规则却十分严苛。“宴会开场，主人首先要行‘祼礼’，将香草与黍米酿造的香酒浇灌于地面，以此表达对宾客的至高敬意。随后，主人会依照宾客身份尊卑，依次行一献、三献、五献乃至九献之礼，等级划分一目了然。”韩可乐指着展柜里的成套酒器介绍，“这套酒器分工明确：壶、罍用于储存酒浆；盉可以兑水调酒、加温温酒；勺用来从储酒器中舀取酒液；舟则是宾客直接饮酒的器具。一件器物对应一个用途，一套流程对应一种身份，宴饮的等级礼仪，在酒器与献酒流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酒过数巡，正式进入鼎食环节，鼎、鬲、甗、豆等各类食器依次登场，器物的种类、数量、摆放位置，都要契合宾客的身份等级。“天子举办的大飨礼规格最高，其余贵族的宴饮礼仪，都在此基础上根据身份增减仪轨，等级界限清晰分明。”

整场宴飨活动，乐声相伴、礼仪相随，宾主举止文雅，进退有度。看似寻常的席间吃喝，实则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缩影。“东周世道动荡，礼崩乐坏的说法流传已久，但深入贵族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礼乐早已融入衣食住行。”韩可乐说。

（大众新闻记者 鲍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