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论丛 | 党建赋能村庄治理：从分散个体到治理共同体的跃升

党建赋能村庄治理：从分散个体到治理共同体的跃升

中共桓台县委党校 张延明 

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工程。将分散的农户、个体化的村民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治理共同体，是提升村庄治理效能的关键命题。实践证明，党建赋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通过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和利益整合，实现村庄从“一盘散沙”到凝心聚力的实质性转变。

一、思想引领：价值整合与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

村庄治理首先面临的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对于资源禀赋有限、异质性较强的村庄而言，思想不统一、意见不和所引发的内耗，本质上是集体行动困境的典型表现。有些工作推进缓慢，并非因为缺乏资源，而是因为缺乏一种能够穿透个体利益藩篱、形成共同愿景的价值共识。

思想引领是村集体凝聚力的“魂”，它承担着“价值整合”的核心功能。村党支部作为政治组织，其首要功能是通过思想政治引领，构建村庄发展的目标共识。首先是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使党员在思想认识上先行统一，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村庄发展的内在关联；其次是通过党员联系户、党员责任区等机制，发挥党员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将政策条文转化为村民听得懂、能接受的乡言土语，从而在村民中形成“心往一处想”的心理认同。

思想引领是治理链条中成本最低、效果最持久的基础工程。当村民将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村庄整体发展目标相互锚定时，内耗就转化为合力。例如，在推进土地流转、人居环境整治等易引发矛盾的领域，如果缺乏前置的思想引导，村民往往会从个人短期利益出发产生抵触；如果村党支部先行统一党员思想，再由党员入户做细致解释工作，将“村庄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具体化、场景化，就能有效降低认知摩擦，形成行动共识。

二、队伍带动：组织动员与榜样的行为示范效应

任何集体行动都需要一个先行者群体作为锚点，通过其行为示范降低其他人的不确定性感知，从而促成大规模参与。在村庄场域中，村干部和党员就是天然的核心行动者。

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干部的行为具有高度的信号作用。当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不折不扣、率先垂范时，传递出的信号是“这件事值得做、必须做”；反之，如果他们打折扣、搞变通，村民接收到的信号则是“这事可以敷衍”。因此，队伍带动的本质是发挥党员的“标杆效应”，降低集体行动中的协调成本。

村党支部要构建“头雁-骨干-普通党员-村民”的梯度带动结构。首先，村书记作为“头雁”，其担当作为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动员；其次，村两委干部要形成责任闭环，不折不扣执行决策；然后，无职党员通过设岗定责、承诺践诺等方式，在各自联系的网格内发挥模范作用。这种层层递进的组织链条，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例如，在疫情防控、森林防火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党员冲在前面的村庄，村民的参与率就高；党员躲在后面的村庄，可能村民的参与率就低。队伍带动的核心要义正在于此：党组织不是发号施令者，而是走在前面的领路人。

三、共建共享：利益耦合与治理共同体的终极支撑

共建共享机制的本质，是在村庄内部构建一种正向的利益耦合关系，使每个村民都意识到：集体的事情做好了，自己也能受益；自己的参与有回报，集体的事情才能做得更好。

“共建”对应的是治理过程中的参与机制，“共享”对应的是治理成果的分配机制。在村庄治理中，共建可以体现为村民投工投劳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主动维护公共环境、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等；共享则体现为道路改善、环境美化、集体经济分红、公共服务提升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当村民的付出能够被看见、被认可、并获得回报时，参与就不再是义务，而成为一种自觉。

共建共享能催生村庄的社会资本：信任、规范和网络。当道德模范的善行义举得到表彰，邻里之间的无私帮扶成为风气，集体事务的热心参与受到尊重，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激励结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事往好处做”，因为这样做不仅利他，而且利己：获得好名声、得到帮助、享有集体发展红利。如果一个村庄长期缺乏共建共享机制，大概率会出现“公地悲剧”，比如公共设施无人爱护，集体事务无人关心，最终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

共建共享是村集体凝聚力的“根”，因为它触及了村民最深层的利益关切。党组织的作用，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把这种自发的利益诉求转化为稳定的治理架构。例如，建立“村民议事厅”让村民参与决策，推行“积分制”将参与行为量化为可兑换的福利，定期公示集体收益分配情况等。这些制度化的共建共享安排，能够将一次性、偶发性的参与转化为持续性、习惯性的行动，从而为村庄治理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党建赋能村庄治理的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党组织的“红线”功能，将农村中分散的个体编织成一个有共同理想、有带头引领、有全员参与共建的有机整体。这条“红线”不是悬浮于乡村治理之外的某个体系，而是深深嵌入村庄社会结构之中的组织纽带。它以思想引领凝聚价值共识，以队伍带动强化组织动员，以共建共享夯实利益根基，三者在逻辑上有机统一、在实践中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