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齐鲁|东平，何以成为元杂剧的“第二个中心”

文|孙晓明

齐鲁大地，自古人文荟萃。数百年前的元朝，泰山脚下的东平路，曾一度成为堪与大都（今北京）比肩的元杂剧创作重镇。这里走出了一大批耀眼的剧作家：高文秀、李好古、张寿卿、张时起、顾仲清……他们挥洒才情，留下了“小汉卿”及“水浒戏双璧”等一段段文坛佳话。

一个山东小城，何以成为元杂剧的“第二个中心”？那些活跃在东平的才子们，为一代文学留下了怎样的传奇？

府学才子与“小汉卿”的诞生

金元之际，中原动荡，而在严实、严忠济父子治理下的东平行台，一时成为相对安定的地区。严氏父子“兴学养士”，广纳贤才，将宋金时期流散的礼乐文物、歌伎乐工大批招至麾下。据《元史·礼乐志》记载，至元三年(1266)，朝廷一次就从东平征召乐工四百一十二人。由此数字足以窥见当时东平乐舞之盛。

更重要的是，严氏父子在东平恢复府学，吸引了大批北方士子。他们本为科举入仕而读书，然而元代前期科举中断，这些“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仕途无望。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东平府学的学生，成了元杂剧创作的主力。这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便是被后世称为“小汉卿”的高文秀。

高文秀，东平府学生员。关于他的生平，史籍记载寥寥，只知道他少年成名，曾做过山阳县尹，不到五十岁便英年早逝。在短短的一生中，他创作了三十四种杂剧，其数量之多，在元杂剧作家中仅次于关汉卿。

元末学者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称他“号小汉卿”，明初贾仲明在《吊词》中赞叹：“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幺末极多。”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高文秀被时人比作关汉卿，足见其地位之高。

高文秀最擅长的是写梁山好汉，尤其“黑旋风”李逵。整个元代有记录的“黑旋风”剧目共十种，高文秀一人就占了七种。现存完整的两种“黑旋风”题材剧本中，《黑旋风双献功》便出自他手。

《黑旋风双献功》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梁山好汉孙孔目偕妻子郭念儿去泰山烧香，李逵奉命暗中保护。不料郭念儿早与白衙内有私情，二人设计将孙孔目下狱。李逵得知后，扮作傻汉混入牢房，用蒙汗药麻倒牢卒，救出孙孔目，并砍下白衙内和郭念儿的人头，返回梁山献功。

这个剧本塑造了一个与以往印象中不同的李逵——他不仅有勇，而且有谋；既鲁莽，又细心。他“威凛凛的身似碑亭”，像“烟熏的子路，墨染的金刚”，但又“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

著名戏曲研究者吴梅评价说：“东平高氏，力追汉卿，毕生绝艺，雕绘梁山。”

正是高文秀的妙笔，让梁山好汉以如此生动的形象走上舞台。

从“黑旋风”到“张生煮海”

高文秀的成就，并非孤例。与他同期的东平作家李好古，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子。李好古的生平同样扑朔迷离，对他的籍贯有保定、西平、东平等不同记载，但无论他是哪里人，其创作活动与东平密切相关，这一点为学界所公认。

李好古的杂剧追求“绮丽纤秾”，属于典型的“文采派”。他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剧本是《沙门岛张生煮海》，与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并称元代神话剧的“双璧”。

《张生煮海》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潮州书生张羽在石佛寺抚琴，琴声打动了东海龙王的女儿琼莲。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但龙王反对这门婚事，琼莲的侍女便赠给张羽三件法器——银锅、金钱、铁勺，让他用“煮海”之法迫使龙王就范。张羽来到沙门岛，将金钱放入银锅，舀海水入锅，引火煮沸，海水随之翻滚，龙王无法自持，只得答应婚事，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剧本中对大海的描写尤为动人。“黑弥漫水容沧海宽，高崪峍山势昆仑大”“势汪洋无岸无涯，出许多异宝奇哉”——这些气势磅礴的句子，让人读来如临其境。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称赞李好古的曲风“如孤松挂月”，清幽雅致，给人以无限遐思。

如果说高文秀代表了东平杂剧的“豪放派”，那么，李好古和张寿卿则代表了“文采派”。

张寿卿，祖籍东平，生平不详。他的传世之作《谢金莲诗酒红梨花》，讲的是书生赵汝州与洛阳歌妓谢金莲的爱情故事。赵汝州落第后，请求在洛阳做太守的同窗刘公弼帮忙“牵线搭桥”。刘公弼既想成全赵汝州的愿望，又担心他“迷恋烟花，坠了进取之志”，便设下一计，让谢金莲假扮王同知之女，在花园中与赵汝州相会。两人一见倾心，饮酒赏花，吟诗唱和。但刘公弼又派卖花三婆骗赵汝州说：那王同知之女其实是个女鬼，专在夜晚携红梨花出来害人。赵汝州吓得猛然惊醒，专心应考，一举中了状元。后来刘公弼在花园设宴，让谢金莲拿着插有红梨花的扇子出场，赵汝州以为“女鬼”重现，惊惧不已。刘公弼哈哈大笑，说明原委，最终促成两人完婚。

这个剧本情节曲折紧凑，曲辞婉约典雅。明人孟称舜在《柳枝集》中评价说：“字字淹润，语语婉隽。”它对后世戏曲影响深远，明末冯梦龙的《情史类略》、徐复祚的《红梨记》等，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类似“编剧协会”的东平书会

一个地方出现这么多优秀剧作家，绝非偶然。除了府学培养了大量文人外，东平还有一处场所至关重要——勾栏瓦舍是杂剧、滑稽戏、说书等数十种文娱表演的主要场地，这些固定演出场所的兴起，为杂剧的繁荣提供了土壤。在勾栏里演戏是商业性的，观众要交钱入场，戏班要靠演出吃饭，这种竞争促使剧作家不断推陈出新，演员亦需精进技艺。

杜仁杰在散曲《庄家不识构阑》中写了一个乡下农民进城看戏的情景：“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交二百文钱进场，看见的是人山人海的场面，足见当时东平演出之盛。当时还出现了“对棚”，即两个戏班同时上演杂剧，互相打擂台。这种商业性竞争进一步刺激了创作，剧作家们为了争夺观众，必须出奇创新，不断推出“新编关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平的才子们自发组织起“书会”——类似今天的编剧协会。他们与演员密切合作，将师徒口耳相传的戏曲形式迅速推向成熟。这些落魄文人本为生计所迫而投身杂剧，却也正是这份“被迫”，让他们找到了抒发情感的最好载体。

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了东平籍剧作家高文秀、徐琰、王士熙、张时起、顾仲清、张寿卿、李显卿、李好古、赵良弼、陈无妄等十余人，加上曾游寓东平的杜仁杰、阎复，以及济南的武汉臣、岳伯川，棣州的康进之，益都的王廷秀等，一个庞大的山东杂剧作家群清晰可见。

水浒戏的“梁山基因”

东平杂剧作家群最突出的成就，是水浒戏。而水浒戏之所以在东平如此兴盛，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梁山泊就在东平行台辖区之内。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起义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区域，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梁山好汉的传说。这些故事被艺人编成话本、杂剧传唱，东平的作家们耳濡目染，将这些本土题材写进了剧本。高文秀的“黑旋风”戏、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堪称其中的代表作。

《李逵负荆》讲的是李逵误以为宋江抢了民女，大闹忠义堂，后来发现是有人冒充宋江，便负荆请罪的故事。这个剧本与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并称元代水浒戏的“双璧”，一个写李逵的细心机智，一个写李逵的鲁莽憨直。

东平作家笔下的梁山好汉，大多带有民间英雄的色彩，有血有肉。这种形象塑造，显然来自民间传说，又经过文人的提炼升华，最终成为舞台上的经典。

其佳处在于“自然”

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小城在元杂剧史上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或许，答案就在“小汉卿”们的作品中。他们用质朴晓畅的语言，写尽人间悲欢；用酣畅淋漓的笔墨，雕绘梁山英雄；用绮丽纤秾的文采，编织人神之恋。他们的人生坎坷，却用才华照亮了一个时代。

清人姚燮在《今乐考证》中评价说：“高文秀所作杂剧，其数之多，仅次汉卿，东平才子，名不虚传。”明人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将李好古《张生煮海》的曲风比作“如孤松挂月”，并把他列入“元一百八十七人”名家之中。近现代戏曲理论家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东平李好古，其才不减实甫。”将李好古与《西厢记》作者王实甫相提并论，足见其分量。清人李调元在《雨村曲话》中说：“（张寿卿）《红梨花》一剧，文采斐然，与《西厢》《拜月》可称鼎足。”这一评价，等于将张寿卿的成就置于元代爱情剧的顶尖位置。这些评价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在时人与后人眼中，东平剧作家群体已经站到了元杂剧创作的顶峰。

关于整个东平剧作家群体的历史地位，明人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元曲之盛，自关、郑、白、马而下，东平一郡，才士辈出，几与大都相埒。”这个“几与大都相埒”，明确地将东平与元杂剧的中心大都相提并论。清人焦循在《剧说》中进一步论证：“东平在金元之际，实为北方文化重镇，其杂剧作家之多，作品之富，非他郡可比。”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评价元曲的总体成就时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他又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而这种“自然”与“文章”，恰恰是东平剧作家最擅长的——高文秀的质朴爽利，李好古的清幽雅致，张寿卿的婉隽温润，都是“自然”二字的最好注脚。

金元时期东平的剧作家们，正是用这种“自然”，为中国戏曲史写就了不朽的一页。正如《四库全书提要》在评价东平王祯《农书》时所言“引据赅洽，文章尔雅”——这八个字，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东平杂剧作家群的共同成就，他们既植根于民间沃土，引据赅洽；又提升于案头笔端，文章尔雅。他们挥洒才情，守护文脉，构建了一个“善恶有报、忠义长存”的理想世界，用一部部传世之作，成就一代文学传奇。

(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