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台”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丨同期声

“琅琊台”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 李祖敏 吕凯

核心观点：多年度的科学考古发掘，让这座承载着秦汉帝国“向海而兴”雄心的大型国家工程重见天日。它不仅是秦皇汉武东巡的驻跸之所，更是一部镌刻在山海之间的“无字地书”，记录着中国大一统王朝如何通过空间政治、资源调动、文化整合与治理转型，将东方海疆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进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山海之间，一座海拔183.4米的山峰静默矗立，这便是古今知名的琅琊台。2019年至202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了历时七年的系统性考古发掘，累计揭露面积达5500平方米，发掘确认了山顶夯土为秦汉时期建筑基址，其核心是一座高台建筑，推定为《史记》中所记载秦始皇修筑的“琅邪台”。同时，山南发现秦代院落及砖瓦窑址，东南部发现战国时期齐国建筑群。遗址内主要遗存存在时空上的关系，共同构成一处由战国延续至秦汉的高等级建筑群落。琅琊台遗址项目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多年的科学考古发掘，让这座承载着秦汉帝国“向海而兴”雄心的大型国家工程重见天日。它不仅是秦皇汉武东巡的驻跸之所，更是一部镌刻在山海之间的“无字地书”，记录着中国大一统王朝如何通过空间政治、资源调动、文化整合与治理转型，将东方海疆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进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琅琊台的营建，首先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政治实践。考古确认，山顶高台建筑基址规模庞大，面积约45000平方米，壮观的高台是大一统王朝意志的精准投射——帝王在此“骋望海疆”，将浩瀚东海纳入帝国的视野版图；而对于所有在陆上劳作、在海上航行的臣民而言，这座巍然矗立于海天之间的巨构，是一个必须仰望的、无法回避的权力地标。它如同一座灯塔，以最震撼的视觉形式，宣告了中央政权对此地土地与海洋的绝对主权。

这种权力的“在场感”，通过物质文化的高度标准化得以强化。遗址出土的夔纹大瓦当、龙纹踏步砖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其形制、纹饰与陕西秦始皇陵、辽宁姜女石秦行宫等遗址的出土物完全相同。这种跨越数千里的惊人一致性，是“车同轨，书同文”在物质文化领域最直观的体现。秦帝国将一套代表皇权至高无上与制度规范的建筑标准，从王朝统治核心的关中地区，推行至遥远的东方海滨。琅琊台的一砖一瓦，都是秦帝国政令畅通、标准一统的实物证据。

更深层的秩序重构，体现在对历史记忆的“抹除”与“重写”上。在遗址东南部的“亭子兰”地点，考古发现了规模庞大的战国时期齐国建筑群，其出土器物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征。然而，这些代表旧有地方秩序的遗迹，在秦代被有目的地、成规模地平整毁弃。新兴的秦帝国，通过物理上清除旧政权的纪念性建筑，并在区域内的制高点另起炉灶，修建了规模远超前代的、具有秦帝国标识的巨构。这一“覆盖”与“超越”的姿态，正是新王朝确立其统治合法性、斩断地方历史记忆纽带、重构地方空间政治秩序的生动体现。

琅琊台的营建，不仅是主权的宣示，更是一次对国家资源调动、工程技术管理和边疆系统性开发能力的极限测试。《史记》记载，秦始皇为修琅琊台，“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以每户五口计，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可能高达十数万人。从建筑基址的巨大体量以及专业化的砖瓦窑址来看，其对劳动力的数量和技术水平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这场浩大的移民，不仅为这项国家工程直接提供了劳力与后勤保障，更为长远的是，为地广人稀的东方海疆注入了大量人口，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与文化面貌，为帝国的海疆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遗址所展现的工程技术水平，亦令人印象深刻。考古发现了由地漏、地下陶管道和地上明沟构成的精密排水系统，其中秦代石砌地漏为全国首次发现。在沿海多雨的环境下，这套“室内室外相连”的排水设计，有效保护了夯土台基，体现了极高的工程理性与前瞻性。这种“未雨绸缪”的思维，恰恰是大一统国家治理逻辑的微观折射——秦始皇宣称要“传之万世”，其治国理政同样追求长效与稳固。

琅琊台的每一块砖瓦石材，都在讲述着关于资源掌控的故事。遗址中出土的竹叶状灰岩石构件，经调查，琅琊本地并不出产，其最近的产地可能在数百公里外的鲁中南山地。将如此大量、沉重的特种石材，从遥远的内陆运输到海滨山顶，其耗费的人力物力绝非地方行为所能及，它清晰展示了大一统国家对其疆域内物产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跨区域调配能力。

武力征服与行政设置可以迅速建立统治，但真正的统一与长治久安，离不开文化的融合与精神信仰的整合。在遗址及周边秦汉聚落的考古发掘中，一个鲜明的现象是不同文化类型的遗物共存。一方面，是来自关中、体现秦帝国中央风格的云纹瓦当、夔纹大瓦当、龙纹砖等；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具有齐地传统的素面及树木双兽纹半瓦当等遗物。这种“秦式”与“齐式”器物在同一遗址中共存的现象，正是海疆开发过程中，中央文化强势进入并与地方文化发生接触、碰撞乃至逐步融合的微观写照。

精神信仰的整合，是更深层次、也更有效的统一策略。齐地固有的“八神”信仰中，“四时主”祠于琅琊。秦始皇东巡时，“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将原本具有地域性的滨海信仰，正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通过这种“升格”，原本具有地域性的齐地滨海信仰，被转化为帝国官方正统礼仪的一部分。中央政权的权威，借此植入了地方文化传统与民众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与开放包容，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琅琊台遗址的地层叠压与遗迹兴废，不仅记录了统一的建立，更暗示了统一国家治理逻辑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深刻演变，即从依赖震撼性视觉工程的“奇观政治”，向依赖制度化、日常化行政的“常规治理”转型。

秦代对琅琊台的营建，是其“奇观政治”的集中体现。秦始皇不惜耗费巨资，在制高点修筑体量空前、规格至高的建筑，根本目的在于制造一种视觉上和心理上的绝对震撼。它是对新征服地区的一种“震慑”，是对帝国无上权威的一种“表演”。这种治理方式，在帝国初建、亟待树立绝对权威的时期，具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然而，考古现场的发现也清晰地显示了汉代的转变。西汉虽然对台上建筑有所修缮，但已显“潦草随意”，增设的排水沟等设施均讲求实用。这表明，随着汉朝大一统局面在经过初期的动荡后真正巩固，国家的治理逻辑发生了变化。维持“奇观”需要持续投入巨大成本，但其政治效用在政权稳固后会边际递减。汉代中后期，琅琊台本身的政治功能急剧萎缩，而周边郡城、聚落持续发展，标志着秦汉大一统模式从树立权威的“建国”阶段，进入了依靠制度进行常态化管理的“治国”阶段。

综上所述，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提供了超越文献的、坚实而鲜活的物质证据。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统一性，不是纸面的虚构或偶然的结果，而是由严密的制度、强大的动员、精湛的工程、包容的文化以及动态调整的治理智慧共同铸就的。认领这条深沉而连贯的文明来时路，我们方能更深刻地理解过去，也会更加有底气地走向未来。

（作者分别系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