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48小时”26分钟认定工伤，最高法改判传递的信号

近年来，从突发疾病到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是否超过48小时，一直是工伤认定中的一道关键门槛，也是职工家属、用人单位、工伤认定部门和法院常常难以回避的难题。不久前，最高法的一个判例再次引发社会关注：贵州某公司员工从入院到被宣布死亡超过“48小时”时限26分钟，原本未获工伤认定，但最高法改判支持认定工伤，理由是，如果因连续施救未果导致无法认定工伤，情理法难以相融。

工伤认定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现实中，不少职工从突发疾病到抢救无效死亡时间超过了48小时，各地有关部门对于此类情形应否认定为工伤存在不同理解，进而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

工伤认定中的“48小时”门槛之所以屡屡引发争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有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抢救时间太过机械，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实际处境，在“生命大于天”的理念下，应该灵活把握抢救时间，对抢救无效死亡后的工伤认定不宜过分苛求；第二，一些地方的有关部门对于“抢救无效死亡”的时间认定存在不同理解，有的仅以绝对时长作为判断标准，只要超过了48小时即认定为不符合条件，对抢救过程中蕴含的情理法关注度不够；第三，不同当事人对于死亡的概念存在不同认知；第四，一些地方工伤认定部门出于工伤保险基金安全和可承受能力的考量，对视同工伤认定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标准。

事实上，工伤认定门槛的宽与严始终是相对的。即便有关部门对于“48小时”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也会存在一个度的问题。无论是本案中的超过26分钟，还是此前另案中的超过13分钟，看起来超出的时间都不长，但法律性质上其实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今天有人认为超过26分钟可以放宽，那么今后就可能有人主张超出1小时同样应予放宽。所以，与其纠结“48小时”时限是否可以适当延长，不如从法律上明确界定“开始抢救”和“抢救无效死亡”等概念。只要这些概念的法律内涵和外延明确了，引发争议的基础条件就会少很多。

解决工伤认定中“48小时”门槛背后的博弈问题，依然要回归法律本身包含的情理法相融原则。

从法律上来说，厘清“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48小时”等概念的含义，更有利于定分止争。比如，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即“48小时”的起算时间。这中间需要厘清的是，患者挂号之后接受预检分诊、常规检查时，医生其实还没有作出诊断，有时即便是有了初步诊断也未必会直接切中要害，因为病情可能是变化的、突发的，所以到底哪一次诊断是“初步诊断”、是“48小时”的起算点，其实是需要更明确的标准和解释的。再如，“抢救无效死亡”中的死亡可能有心跳停止、脑死亡等不同医学认知，医学上还有“死亡不可逆”的概念，那么，医生判定“死亡不可逆”的时间是否可以视为“48小时”的“终点”？毕竟，生命体征的完全消失也是有过程的。

从道理上说，将抢救过程与“死亡不可逆”两个条件结合起来看，对患者家属的救治意愿、医生实施抢救的人道主义属性等进行综合考量，得出的结论应该更科学，也更容易服众。 

从情感上来说，家人情况危急，要求家属卡在“48小时”前作一个“了断”，要么放弃抢救、要么放弃赔偿，是很残忍的，也有违基本的人性和我们的传统文化。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为用工单位、工伤职工家属、工伤认定部门和相关法院、工会等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解决路径，也为立法部门修改完善工伤保险制度提供了实践样本。期待针对此类案件的指引不断累积，推动形成更多社会共识，让情理法相融在工伤保险制度中得到充分彰显，让有关“48小时”的争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