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写作，何以辨雅俗

新大众文艺浪潮方兴未艾，素人写作作为典型现象，尤为引人瞩目。

外卖骑手、矿山爆破工、育儿嫂、保洁员、快递员、菜场小贩甚或独居老人……长久以来习惯被书写、被代言的普通职业者，纷纷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已然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浪潮中蔚为大观的文学现场。

雅俗之辨是中国文学艺术史的核心议题，面对素人写作者的文学作品，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它们究竟是雅还是俗？或者说，雅与俗这组二元对立的经典文论，在注重真实生命体验的素人写作浪潮中是否依然有效？

“真实”维度

素人写作并非今日方始，而是此时为盛。近年来，已有一大批素人写作者借写作实现破圈走红，走进公共视野。

外卖骑手王计兵在送餐间隙写下6000余首诗，诗集《赶时间的人》销量逾十万册。年过半百的山东果农吕玉霞，一句“麦浪翻滚，是大地的心电图”为其赢得近千万点赞。快递员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一度位列豆瓣年度图书榜榜首，销量突破20万册。张小满以900天贴身观察写就《我的母亲做保洁》，入选2024年度“中国好书”。90后女外卖骑手王晚以“平视”笔法记录职业困境，《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赢得各界好评。退休老人王玉珍古稀之年出版《我恋禾谷》，笑称“不懂什么叫非虚构写作”，却被数以万计的读者奉为心灵读物。

显然，他们都是身份标签远大于作家头衔的普通人。曾经只作为被观察对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素人代表，如今已然亲自执笔，成为叙述的主体。他们的破圈走红，充分说明这股浪潮的影响之深广。

他们的作品多属非虚构写作范畴。为什么是非虚构写作？相比而言，诗歌需要高度凝练的语言技艺，小说依赖虚构与叙事结构，创作门槛历来高企。而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的特点和“自述”的形式，与素人作者未经专业训练的身份特征天然适配。

与此同时，相比注重构思、文笔、格调与境界的经典文学体裁，更加强调真实生命体验而非辞藻与文笔的非虚构写作，适应了广大普通写作者表达自我、自我言说的渴望。因为他们写作的共同动因往往不是文学梦，而是有话想说、不吐不快，注重真实、强调真我的非虚构文体便成为他们的首选形式。正如王玉珍所言“不懂什么叫非虚构写作”，放下了体裁的包袱，也就放下了写作的羁绊，从而更容易抵达“我手写我心”的写作状态。

“真实”构成了素人写作群体作品最为鲜明的特色和标志，而他们也用“真实”直接挑战着既有的文学秩序。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不是艺术加工，而是亲身经历，从而对其作品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感。这种信任不但是专业虚构作品难以获得的，而且让素人写作者于有意无意间收获一种特殊的象征符号：真实的力量。

在绵延数千年的传统雅俗之辨中，真实是从未被认真考量过的维度。而今，已然借素人写作和非虚构写作浪潮站到了时代文学的浪头之上，成为这一新大众文艺现象中不可规避的话题。

雅俗易位

实质上，雅俗之辨能够绵延数千年，恰恰在于雅与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时有易位的动态平衡之中。

在历史源流中，雅俗之别实为身份之别、等级之争：雅高于俗。雅与俗的区分源自周代礼乐制度，“雅”是贵族阶层的文化标识；而“俗”则指地方性的、未经雕琢的民间之风。《诗经》中《雅》《颂》与《国风》的编排，已暗含着以宫廷礼乐为“正”的价值导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为了自我标榜，开始刻意追求区别于民间技艺的雅趣。诸如嵇康《琴赋》将古琴与文人雅集绑定，而将琵琶等乐器视为“俗乐”。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的普及使士人阶层成为文化的主导者。“雅”的标准逐渐从血缘身份转向文化修养。苏轼推崇陶渊明“质而实绮”的境界；文人画主张“士气”而贬低画工之“俗”。正是在这一时期，原先被视为“俗”的文体开始向上攀升——词在晚唐五代是“诗余”，被视作艳科俗体；至宋代经周邦彦、辛弃疾等人提升，终成一代文学之冠冕。

回顾雅俗之辨的历史源流可见，其根本乃是“谁更高级”的身份之别和等级之争。雅俗易位的历史则同时证明，审美等级并非永恒属性，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协商的结果。素人写作浪潮的兴起，则将雅俗之辨从等级之争推向了权利之问。

根据我们的既有经验，一个人要成为“作家”，通常需要经历专业训练、获得体制认可、积累象征资本。诸如成为协会会员、出版作品、参赛获奖等。素人写作者则直接挑战了这套资格的合法性。正如胡安焉以卡夫卡并非先成为作家才从事写作为例所言，所谓专业作家不过是写作职业化后的特定历史产物；在此之前，写作本就不需要资格证。从这一角度上说，素人写作者不是在争取进入作家行列，而是重新打开了作家的定义。

被挑战的不单是关于作家的定义，也有文艺批评的权利。在传统文学体制中，批评权掌握在学院派、评论家、文学期刊编辑手中。而素人写作的主阵地是内容平台，评判作品的是点赞数、转发量、读者评论。豆瓣上数万条短评、小红书上成千上万的笔记，往往不讲究理论术语，纯粹从个人感受出发，却构成了作品社会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虽然并不意味着传统批评权力的瓦解，但已经驱动单向度的一元评价走向多元互动。

更重要的是，素人写作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维度。雅俗之辨中隐含着一个功利性的追问：文学有什么用？胡安焉说：“写作对我来说，首先是证明自己存在过。”王计兵说：“诗歌是我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范雨素说：“文学改变不了命运，仅仅是一种比打麻将更好的习惯。”当素人写作者有意无意间消解写作的功能性之时，实际已经同时消解了雅与俗区分标准的基础。

超越雅俗

素人写作的汹涌浪潮，实质同样揭示了雅俗之辨的动态协商与平衡。雅俗不存在固定的高下之分，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受众中不断交换位置。

多元评价生态的核心是使任何单一声音都难以垄断“雅”的定义权。正如素人的写作动因往往不是文学的，素人写作浪潮也断非挑战纯文学的经典地位，只是在经典之外建立一种平行的、互补的文学版图。

素人写作浪潮真正突破了写作者的身份藩篱。传统文艺实践的核心是精英为大众创作、为大众代言。素人写作则将这一范式转换为大众自我言说。必须承认，代言始终存在一个无法消除的悖论，那就是被代言者仍然是被表述的客体。自我言说意味着普通人不再是文学中的“他者”，就是文学的主体本身。正如王玉珍写作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让自己的故事被记住。这种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反而更接近文学的原初意义。

素人写作浪潮拓展了既有的文学审美维度。传统雅俗之辨以含蓄为高格、以直露为下品，其核心逻辑可以称为“文人美学”。素人写作文学性的来源不仅是语言技艺的精致程度，更是生命经验的深度、广度与真实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美学”。经验美学注定无法取代文人美学，但在互动与对话之间，已然以切实的写作实践拓展了文学性的内涵。

当然，同样无法回避的是，素人写作在解构旧的身份等级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种新的危险：以“素人”“外卖员”等标签为作品赋能，可能导致另一种不公平——一个作品被阅读，不是因为它写得好，而是因为作者的标签足够“感人”。“外卖诗人”王计兵对此尤为警惕，强调“努力让文学往上走一点”。范雨素同样拒绝“文学改变命运”的理想化叙事。他们无疑是清醒的。正所谓重要的不是写作者是谁，而是写下了什么。对于批评界而言，这提示了一种更健康的批评伦理：既要摒弃居高临下的俯视，也要警惕浪漫化的仰视，唯一的恰当姿态乃是平视。

事实上，素人写作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位居“雅”或“俗”的任何一侧，而是超越雅与俗的二元对立，于时代浪潮中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学生态。

正如王计兵说：“扎实朴素，情感浓烈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明特征。”真正的“雅”从来不是修辞的精致、叙事的宏大，而是面对生活时一种不回避的勇气。每一个诚实面对生活并将它一笔一画写下的人，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主角。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