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一九九五，那封粉红色的通知书

编者按：2026年全国夏季高考在即，无数学子将奔赴考场，书写人生的重要篇章。而此刻，您是否也想起了自己当年高考时的场景？那些紧张与期待、汗水与欢笑、遗憾与感动，是否仍藏在记忆深处？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青年说》栏目发起了“我的高考故事”主题征集，邀您以文字为媒，重温那段镌刻着时代印记的青春历程。

文｜沂源县第五实验小学副校长 王焕涛

1995年的春天，风里还带着料峭的寒意，沂源二中的操场上已经扬起了尘土。我攥着跳远用的沙坑铲，看着高三的师兄师姐们扛着钉鞋往宿舍走——他们马上要去济南参加体育统考了。那时我才上高二，体育组的周老师和段老师却鼓励我：“你也去，权当练手。”

体育统考的时间是4月中旬，临走前的最后一节语文课后，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她的办公桌靠窗，窗台上摆着盆仙人掌，刺上还挂着粉笔灰。她翻开我的作文本，《操场记事》那页被红笔圈得密密麻麻，最后一句“沙坑里的脚印，会变成明天的路”下面，画了条波浪线。“体育考得再好，文化课也得攥在手里。”她说话时，发梢垂在作业本上，带着股洗发水的清香，“你这文笔，再加把劲，大学的门就为你敞着。”张老师刚大学毕业，清秀端庄，课讲的好，更像一个大姐姐，对我这个体育生关心备至，我在她的课从不走神。她从抽屉里摸出块橘子糖，糖纸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去济南别慌，就当是去给师兄们加油。”那糖甜得发齁，我含着走出办公室，上课铃响了，嘴里的甜味还黏在牙床上。

带队的是高三的周老师，一个微胖的卷发男人，总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运动服。我们二十多个体育生挤在一辆破旧的客车上，行李堆在过道上，有人枕着钉鞋睡，有人抱着铅球盒打盹。周老师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一会儿给我们讲考试的细节，一会儿提醒别丢了准考证。到了济南，住的是山师的旧宿舍，八个人挤一间，上下铺吱呀作响。他每天凌晨五点就起来敲我们的门：“起来活动活动，别睡过头！。”

专项考试那天，济南的风比沂源软。我站在跳远助跑道起点，看前面的考生助跑、踏板，沙坑溅起的沙粒像撒了把碎金子。轮到我时，忽然想起张老师给的那块糖，甜味好像还在舌尖，反倒不紧张了。助跑时，跑道的塑胶有点软，脚感和学校的黄土跑道不一样，踏板的瞬间，我感觉身体轻得像片叶子，落地时沙粒钻进运动鞋，裁判报出成绩的那一刻，心里咯噔一下——超过关线了，我朝着栅栏外的周老师双手振臂，看到他兴奋的点着头，像个孩子似的向我挥手。后面的素质测试，100米冲过终点时，在场外观战的周老师向我挥了挥攥着秒表的手，我知道发挥没问题，800米是我的强项，很顺利的拿到满分。后面的立定三级跳远和铅球项目也顺利完成。

返校后，周老师把每个人的成绩进行核算，把我们叫到操场边的石阶上，一个个念分数。念到我时，他顿了顿：“可以，全校第二。”我愣了愣，周围的师兄拍了拍我的背，有人喊：“高二的小子，行啊！”师兄们一下子把我按在地上，沙粒钻进衣领，从人群缝隙中看到阳光落在周老师的卷发上，丢下一句“剩下的时间好好弄文化课，别给我丢人。”

学校把我从高二调到高三复习备考文化课，我被塞进了高三（三）班。教室后墙的黑板报写着“距离高考还有82天”，粉笔字受潮，边缘发毛。我这个“跳级生”坐在最后一排，课桌上堆着比人还高的复习资料。在校园里，偶尔碰到张老师，她总是笑盈盈鼓励我，其实我们“跳级生”是不被看好的，但她目光中给予我的满是信任。

填报志愿那天（当时是先填报志愿再参加考试），教室里的吊扇嗡嗡转着，我趴在桌上填报表。老师说：“体育生可选的不多，稳妥点好。”笔尖悬在“志愿学校”那一栏，忽然想起张老师窗台上的仙人掌，想起周老师在济南的跑道边给我画的助跑线，想着身边的老师对我鼓励，我咬着笔杆，毅然填报了淄博师专体育系。

我们艺术体育特长生的高考考场统一设在市里。7月6号，学校政教处的江老师带队，这次坐的也是学校包的客车，也提前给我们联系了住宿的地方--山东工程学院，住的是学生宿舍，晚上十二个人挤在一间大屋里，电扇转得有气无力，热风裹着汗味在屋里打旋。后半夜实在睡不着，我溜到校园里，躺在长条椅上，看天上的星星。那时的星星比现在亮，一颗一颗嵌在黑丝绒上，像操场边的路灯。我数着星星，想大学的操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长椅，会不会有人和我一起数星星。

7月7号早上，考场的铁门“哐当”一声打开，家长们往前涌，有人举着水杯，有人对着孩子比划“加油”的手势。进考场前，江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想太多，就当平时测验。”

语文考试，作文是一篇关于理想的题目，忽然想起济南的跳远沙坑，提笔就写：“我想站在更大的操场上，跳得更远。”我对语文学科是很自信的，这也得益于遇到了张老师。 

考试结束那天，走出考场的瞬间，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有人蹲在树底下哭，有人搂着同学笑，我却没什么感觉，好像只是跑完了800米的最后一圈，累，却踏实。

那个暑假过得像碗白开水，每天好像摊在桌上的旧报纸，没什么新鲜事。傍晚就去操场练会儿跳远，打会篮球。

成绩是7月下旬贴出来的，出成绩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往学校赶，故意把车铃铛振的“叮铃铃”响，惊得路边的麻雀都飞起来。看到教务处的玻璃窗上，红榜纸被风吹得卷边。体育生的名单在最下面。我的手指划过一个个名字，忽然停住—在我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不错的总分，在体育生里面排第三。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成绩单哗哗响，我站在那儿，看了三遍，才敢伸手去摸玻璃，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里，像喝了口井水。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录取等待，新高三开学那天，我只能背着书包回原来的班级高二（六）班继续上课。教室还是老样子。一天，正在上自习时，忽然听见教务主任李老师喊我的名字，我心跳突然加速。走出教室门口，他递过那个久违的白色信封，粉红色的通知书露出来。“考上了”。我捏着信封，指尖发颤。信封不厚，却像有千斤重。信封封面是我报志愿时自己填写的，那会我们填报完志愿后，最想见到的就是这个信封还能回来。走到走廊拐角，见没人，狠狠捶了自己胸口一拳，疼得龇牙咧嘴，眼泪没掉下来，却笑出了声。

回到教室，我站在讲台上，全班同学都抬头看我。我举起通知书，声音抖得像风吹过的电线：“我……我先走了，大学等你们。”教室里先是静悄悄的，接着“哄”地炸开了锅，哄地围上来，有人抢过通知书传着看，粉红色的纸在阳光下飘来飘去。班里要好的同学掐着我胳膊：“真行啊你！”“说好一起的，你小子不讲信用。”同学们一起帮我收拾书包，互相寒暄：“到了大学，别忘了写信。”

骑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风掀起我的衣角，瞅着路边一个个熟悉的小摊。我吹着不成调的口哨，蹬得飞快，想赶紧到家，把那封粉红色的通知书递到妈手里。

那天的阳光特别烈，照在自行车的铃铛上，晃得人睁不开眼。可我觉得，天怎么那么蓝，路边的白杨树怎么那么绿，连风里的尘土，都带着股甜丝丝的味——就像张老师给的那块橘子糖，甜得让人想掉眼泪。

记者 巩悦悦 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