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文|从书写对象到叙事主体：新大众文艺让文学突围生长

当矿工陈年喜的巷道、外卖员王计兵的车轮、家政工李文丽的抹布凝为笔尖的墨汁，新大众文艺正以切肤的“生命的痛感”撞开传统文学的大门。

那些“粘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现场，让基层写作者不再是大众文艺的剧中人，成为执笔的剧作者。

一场扎根民间、源自生活的新大众文艺变革，席卷而来。

近日，徐则臣、张跣、范玉刚、丛新强等专家进行了一场对话，探讨了有关新大众文艺的演化与未来。

切身经验写“生命的痛感”

新大众文艺的振兴，首先体现为一种“现场感”的回归和“写作者”身份的深刻变革。《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敏锐地指出：“新大众文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现场。作家在现场，写作者在现场，然后描述现场，表达现场。”这种现场感并非传统作家那种经过沉淀、滞后处理的“文学性现场”，而是“当下的、热乎乎的生活经验”。它带来的冲击力是直接的、带着体温的，“粘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这种现场感的背后，是写作者身份的剧变。徐则臣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源头可追溯至网络文学的兴起，在网络媒介普及之前，写作是少数人的职业与专属表达方式，而网络时代让普通人有了发声渠道，“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写作者，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目击者，同时也是表达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也为新大众文艺的蓬勃生长奠定了群众基础。

矿工诗人陈年喜

基层创作者的独特身份，赋予了新大众文艺独一无二的创作内容与精神内核。矿工陈年喜、快递员王计兵、家政工李文丽、农民马慧娟等等，这些基层写作者，表达了非常具体的、独特的、职业的或者是生活类的、个人化经验。“他们的表达里带有很多底层的生活经验，有很强的现场感。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生命的痛感。”徐则臣特别谈到，这种痛感并非抽象的精神苦闷。比如，外卖员王计兵诗歌中“对生活、对时间、对文学，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比如殡葬礼仪师韩云对生死的体悟，让专业作家感到“肃然起敬”。

这些来自生活现场的经验，一定意义上填补了传统文学的“盲区”或“盲点”。徐则臣举例说，家政工范雨素、李文丽所呈现的“非常独特的切身经验”，是即便最有才华的传统作家也难以触及的。这些写作者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急于表达的或者是有强烈表达欲望的，是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是跟生活平面相逢、相互摩擦的那种痛感”。

书写对象变成叙事主体

长期以来，文艺创作的流程趋于简单化，“精英创作、大众接受”的单向度供给成为主流模式。大众无法参与到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成为受众、观赏者与传播者，难以真正掌握文艺表达的主动权。新大众文艺之“新”，最核心的变革是叙事主体的重构，也推进了文艺作品中审美与创作的变化。

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范玉刚从历史脉络出发，厘清了“新”“旧”大众文艺的本质差异。他指出，延安时期的大众文艺，核心是知识分子、艺术家深入基层、扎根群众，通过转变情感立场，创作面向工农兵的作品，解决的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彼时的大众，主要是作为“接受主体”进入文艺，是被书写、被塑造的对象。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彻底颠覆了这一格局。新大众不仅仅被文艺所书写，成为文艺的剧中人，更是成为了剧作者，真正站上了文艺创作的舞台。这一身份的转变，绝非简单的创作群体扩容，是普通人历史性的文化崛起。

外卖诗人王计兵

新大众文艺的冲击，最终触及了文学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作家？什么是读者？什么是文学？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丛新强表示，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下，这三者的界限已被打破。他提出，在新的文艺生态中，文学创作不再是专业从业者的专属，普通人凭借真实的生活感悟即可创作，“一不小心可能成为作家”。读者的概念同样被重构，过去专业读者带有权威性，而今天“每个人的阅读都有自己的一种方式，一种理解”，都是对文本的有效阐释，真正实现了“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阅读者”的文艺新格局。

可迭代、可二次开发的创作语法

新大众文艺的革新，不仅体现在创作主体的扩容，更实现了文艺生产模式、文体形态、经典范式的全方位突破，构建起全新的文艺生态体系。

徐则臣指出，在创作生产模式上，传统文艺遵循“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的线性流程，各环节界限清晰、时序分明。而新大众文艺形成了写作、阅读、评论共时共生、互动纠缠的全新模式，读者与评论者深度参与创作过程，让文艺生产成为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彻底颠覆了传统单一的创作闭环。

生态的革新在创作实践中体现为文体的模糊。徐则臣观察到，新大众文艺的很多作者“对文体本身没有那么熟练”，对他们而言，不需要考虑这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重要的是自我表达，是修辞立其诚”。他将其与“大文学观”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破除边界”、回到一种“混沌的、综合的、跨文体的写作”，能为日益饱和、空间逼仄的传统文体引入“新的、生长的力量”。

殡葬礼仪师韩云的作品

针对新大众文艺的范式革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编辑部主任、教授张跣提出了活态文化的理论视角。他直言，传统静态的文学评价体系无法适配新的文艺形态，需要转变观念，用“活态文化”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新大众文艺。

何为“活态文化”？张跣解释道：“它强调文化是扎根于社群生活实践当中的，它具有有机性、实践性、流变性、社群性，它不是被固化的被陈列的静态的标本。”传统文学的经典逻辑是“文本封闭”，经典是不可复制的孤本；而新大众文艺的逻辑则是“语法开放”，经典不再是单一文本，而是“可复用、可迭代、可二次开发的创作语法”。他以“无限流”网文为例，指出其核心在于提供一套可供社群共创的叙事规则，而非一个不可动摇的终极文本。这实现了“文艺经典性从静态文本到创作语法的根本转向”。

文学的经典性如何解决？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重塑了作家、读者、文学的核心定义，推动形成“文艺生活化、生活文艺化”的全新格局。传统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边界被重新拓宽，普通人的生活感悟、日常体验皆可成为文学素材，文学走出殿堂、融入大众生活，二者的深度交融，实现了文学的去魅与文艺民主性的极大提升。

然而，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经典性”的焦虑。丛新强发出追问：“今天轰轰烈烈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最终能够有多少经典性？”如果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来考量，这些稍纵即逝、高度依赖网络与自媒体载体的文本，究竟能留下多少痕迹？他认为，判断标准可能需要改变，“不能用一种经典的意识来看待”当下的新大众文艺，但同时又必须承认，“总是要留下东西的，总要有痕迹的”。

家政工范雨素作品《久别重逢》

对此，徐则臣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给出了一个务实而坚定的答案：大力扶持，但标准不降。作为文艺阵地的核心平台，《人民文学》近年间发表了大量基层作家的作品，自由来稿中发表了96篇，每一篇都是编辑与作者“来回互动，一遍一遍改出来”的。他特别提到山东农民诗人姜娜，投稿是一张张“大小不一、颜色不同”的手写纸片，却因其“不按牌理出牌的惊喜”和“蓬勃的生命力”而被刊发。但他强调，无论是专业写作者，还是新大众文艺写作者，《人民文学》面对文学、面对艺术，标准都差不多，不会因为是业余写作者而降低标准。这是一种富有远见的立场，既张开双臂拥抱来自滚烫大地的鲜活声音，又以专业的标尺引导其走向更远。

在范玉刚看来，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与当年的大众文艺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螺旋上升。当年是专业创作向群众普及，今天是“新大众向着专业创作的一种提升”，其目标依然是“文艺精品”，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新大众文艺的真正价值，正在于这场专业与大众之间的“双向奔赴”之中。

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于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