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龙山文化—— 东夷文明之光

龙山文化—— 东夷文明之光

□方辉

以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而命名的龙山文化，是我国考古学家命名的第一个史前文化。在2021年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国考古学会评出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100项重要考古发现，这些发现不仅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城子崖遗址赫然在列。那么，龙山文化是如何发现的？又何以在众多的候选名单中得到众多评委的认可从而脱颖而出？本文将回答这两个问题。

龙山文化的命名遗址——城子崖遗址

吴金鼎与龙山文化的命名

龙山文化的发现者吴金鼎（1901—1948年），字禹铭，山东潍坊安丘市万戈庄人，1926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师从李济先生攻读人类学专业，1927年，吴金鼎完成国学研究院课程后，返回齐鲁大学任助教，并开始在山东进行考古实地考察。1929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其间，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岗等著名遗址的发掘。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云南、四川大后方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山东，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

根据吴金鼎《平陵访古记》及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史前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序言中所说，早在任职齐鲁大学期间的1927年，他就已开始关注山东考古。他遍览济南府志、历城县志诸书，判断作为都会的济南原非在今日之历城县，乃在县东七十余里之平陵城。从1928年3月24日至1929年10月，他六次到平陵访古。在1928年5月4日第二次考察中，发现了平陵城附近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现该遗址“与平陵大异其趣”，从采集的陶器、石器等遗物认定其年代必远早于汉代之平陵城，“证明此龙山遗址，确为史前之一村落”。1929年10月18日，吴金鼎陪同李济到龙山镇考察城子崖遗址，李济断言：“此新发现遗址及其包含物，代表一独特之文化。于史前考古而言，其重要性不可估量。”黑陶文化至此为学术界所知晓。

随即，“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并于1930年11月7日至12月8日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我省首次科学的考古发掘。发掘证明，城子崖遗址存在着上层青铜时代遗存和下层石器时代文化，“城子崖所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十有六七是构成中国早期的正统文化一个重要成分，与中国西部的石器时代的文化比却有好多不同的地方”。鉴于此次考古发掘取得的重要收获，古迹研究会又于1931年10月9日至30日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次发掘乃判明城墙、窑及两种文化（‘黑陶期’与‘灰陶期’）之关系等问题”，进一步判明了城子崖遗址存在着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城子崖遗址的考古收获通过海内外报刊很快为学术界和公众所认知，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成为继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命名的仰韶文化之后另一个史前期考古学文化，这也是由我国学者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支史前期考古学文化。

城子崖遗址发掘现场

龙山文化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20世纪初，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复古思潮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出现了代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走向的新文化运动，其在历史学界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东周以上的古史系统提出系统的质疑。古史辨派的成果对于推翻旧的封建社会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此造成的我国上古史的“真空”却被某些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钻了空子。一时间，“中国文字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等说法甚嚣尘上。

与“疑古派”和“信古派”不同，以傅斯年、李济为代表的“考古派”认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即将传世文献资料与出土文字资料相结合研究古史。他们受1900年前后商代甲骨文和西域简牍重大发现的鼓舞，积极介绍并主张引进“锄头考古学”，并率先行动起来，在对欧洲现代学术充分考察了解的基础上，于1928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文学科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下设考古组，李济任组长。傅斯年在当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主张：“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东西”就是寻找深埋在地下的古代遗存，因为他们坚信，曾经创造我国辉煌历史的先人，从史前到历史时期，肯定会留下大量的遗迹遗物，这是我们研究民族历史珍贵的实物资料。吴金鼎能够在1928年发现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就与他师从李济先生学习考古学的经历有关。

1934年，由吴金鼎执笔、李济、梁思永和董作宾编辑的考古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傅斯年在《城子崖》序言中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事。……黑陶为一种文化系之代表，其作用一如彩陶之在黄河上游”；“中国考古学若大成就，决不能仅凭一个路线的工作，也决不能但以外来物品为建设此土考古年代学之基础，因为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仅凭现有的文字及器物知识，我们不能自禁的假定海边及其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式组成周秦时代文化之一大分子”；“又如黑陶，显是一个文化系之代表物，此地初见此物，已使工作者喜悦而长思；后来他地之继续发现，及其殷墟后岗之上层，更觉此物关系之重要。”

在这篇序言中，傅斯年明确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两系说”，即黄河上游的彩陶系和黄河下游的黑陶系。其中所提到的他地之继续发现“殷墟后岗之上层”，指的是1931年冬，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遗址发掘中辨识出“三叠层”堆积，即上层为殷商文化遗存，中层为龙山文化器物，下层为仰韶文化遗物。这一重要发现，初步弄清了仰韶、龙山和殷文化的先后关系，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城子崖出土的黑陶、卜骨等遗物与殷墟殷商文化之间的联系更为连贯。也就是说，殷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截至1934年，安阳殷墟已开展了十次考古发掘，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的商王朝宗庙和宫殿区、西北岗王陵和数量众多的甲骨文、青铜器等，以雄辩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了灿烂辉煌的商文明，国际上对于殷商文明的认识已大大深化。李济在《城子崖》序言中也指出，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替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到了一个新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命名，为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各种版本的“中华文化西来说”遂不攻自破！

丁公陶文

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

考古学文化指的是存在于特定区域、跨越特定时间、由不同遗址出土的典型器物为代表的遗存的总和。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确立了龙山文化的命名，但作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当然还要有同一区域不同遗址相支撑。也就是说，如果要坐实龙山文化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史前文化，还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寻找到更多的同时期的考古遗址。

无巧不成书。出生于日照、任职山东古迹研究会秘书的王献唐先生在这一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王献唐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正好给了他从金石学向考古学转向的机遇。王献唐从幼年时期就受到父亲行医生涯的影响，接触到一些西学的知识，并对日照本地的两城镇、丹土等出土的玉石器多有留意，他甚至有幸从父亲那里获得过一件从丹土遗址出土的玉器小件，制成佩饰悬挂在身上。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黑陶让王献唐意识到日照老家的两城镇、丹土应该也属于龙山文化。在傅斯年、王献唐两人的商议下，1934年夏，史语所考古组王湘、祁延霈沿青岛、日照沿海地区做了徒步调查，发现了包括两城镇、丹土、尧王城、西林子头等在内的9处龙山文化遗址，并于1936年春季对两城镇遗址做了考古发掘，证实了两城镇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存在着与城子崖一样的龙山文化遗址。

与此同时，史语所和其他考古机构还在山东邻近地区展开调查。1934年冬，李景聃、王湘在安徽寿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1936年，李景聃在河南永城酂城镇发现一处黑陶文化遗址。1936年末，浙江杭州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黑陶与石器并存，并发表相关报道。学界由此判断，黑陶文化一度曾抵长江以南的杭州湾一带。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全国发现的黑陶文化遗址已达15处以上，而且分布面积覆盖了整个华北、华东地区。以黑陶为特点的龙山文化命名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

实际上，早在两城镇遗址发掘之初，梁思永先生已经认识到龙山文化存在区域差异，随着遗址发现数量越来越多，他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杭州湾三个分布区域。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界认识到除了依据黑陶特色，应该考虑陶器器型风格等因素，认识到地域差异性，安志敏先生将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分为四个文化类型，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夏鼐先生则将杭州湾地区的龙山文化直接改称为“良渚文化”。

也是从5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大学等单位在山东境内做了大量考古调查工作，发现龙山文化的分布几乎遍及各个地市。1959年宁阳堡头遗址（即大汶口遗址）的发掘，首次在山东境内发现彩陶，为龙山文化找到了来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发掘了潍坊姚官庄、胶县三里河、曲阜西夏侯、泗水尹家城、日照东海峪、茌平尚庄、诸城呈子、潍县鲁家口、平度东岳石等遗址，不仅从地层和器物类型上明确了龙山文化来源于大汶口文化，并发现了龙山文化去向——岳石文化，即以平度东岳石遗址而命名的海岱地区青铜时代文化。

1981年，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一文（发表于《文物》1981年第6期）中，认为既应该认识到文化面貌之间的区域差异，又应该看到同时代不同区域之间考古遗存的共性，于是将这些以黑陶为特征兼有地域风格的文化同时代遗存，称为“龙山时代”遗存，用以指代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21世纪之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由此可见，由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时代，其意义已不限于一支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而上升到史前考古和史前史研究中一个覆盖面积更大、文化内涵更丰富的时空概念。

蛋壳黑陶高柄杯

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

进入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遗址越来越多，而从70年代开始，我国引进的碳—14测年技术也为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提供了年代数据。考古学家对潍坊姚官庄、泗水尹家城等遗址采集的木炭、骨骼标本进行检测的结果，证明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约4500—4000年，延续了近500年的时间。尤为重要的是，80年代以来确认了一批龙山文化城址，从东至西有日照尧王城、五莲丹土、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茌平教场铺、阳谷景阳冈和滕州西孟庄以及江苏连云港藤花落等。上述城址的发现，不但为龙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持，也证明了20世纪30年代城子崖遗址发现的城墙属于史前文化的判断，摒除了长期以来对城子崖龙山城墙年代问题的疑点。

龙山文化城址一般都修筑有厚达20米以上的夯土城墙，城外围以环壕，面积从10万平方米到400万平方米不等，在有些区域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状分布，形成了“都、邑、聚”金字塔式社会结构。考古学家们由此判断，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地区已呈现出古国林立的局面。大型墓葬一般都发现于城址内外，棺椁等俱备，与小型墓葬形成鲜明的反差。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龙山文化大墓，面积最大的墓葬达20余平方米，有髹漆棺椁等葬具，有的还有专门放置随葬器物的边箱，墓主人随葬数十甚至上百件陶器、玉器、漆木器等，多为制作精致的礼乐器具。

龙山文化制陶业普遍使用轮制技术，龙山文化的泥质蛋壳黑陶是制陶技术中最为高超的技艺，有“薄如纸，硬如瓷，黑如漆，明如镜，声如磬”之美誉。实际上，龙山文化不只是泥质陶制作的礼器规整、精致，就连日常使用的器具胎体也都很薄，而且器型规矩美观，标准化程度很高。器物种类多达30余种，具有明晰的功能分类，如作为炊器的有鼎、甗、鬲、鬶、盉，作为饮食器具的有碗、钵、盒、豆、圈足盘、三足盘、觚、杯，作为盛器的有缸、瓮、罐、盆、罍等，作为酿酒澄滤器的有匜、缸，以及为各种器具配套的形式多样的器盖等，显示出龙山文化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其中制作精美的薄胎黑陶如高柄杯、罍、盘、豆和造型优美的白陶鬶、盉等，已经具有了礼器性质。

龙山文化玉器也非常发达，其特点一是种类繁多，既有玉礼器，也有各种装饰品，能够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二是器体薄而平整，甚至达到透明的程度，反映了高超的切磋、琢磨工艺；三是玉器镂空、镶嵌技术发达，代表了史前玉器生产的最高水平。其中最能代表制玉工艺水平的是各种玉礼器，种类有刀、钺、铲、牙璧、牙璋、琮、冠饰和各类串饰等，有的玉器上有复杂的兽面纹，对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纹样产生了直接影响。

兽面纹玉圭

龙山文化的创造者

早在城子崖遗址发掘之初，发掘者们就注意到出土器物中常见的拟鸟形象，如陶鬶和所谓“鬼脸足”，并将之与商族的源头——东夷族相联系。20世纪60年代，刘敦愿先生系统论证了龙山文化与东夷少昊氏、太昊氏的关系，指出龙山文化所谓的“鬼脸足”实为“鸟喙足”，其创造者为古代崇拜鸟图腾的东夷族，开创了史前文化族属研究的先河。

随着时代更早的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并命名，学界开始认为大汶口文化才是少昊氏、太昊氏的遗存，龙山文化应该属于少昊氏、太昊氏后裔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严文明先生就认为：“假如历史学家们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所推定的夏朝年代（约为公元前2033—前1562年）大体可信，那么龙山诸文化正好都在夏朝以前，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也就是说，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与《史记·五帝本纪》等所记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大致相当，处于五帝时代晚期。

橙黄陶袋足鬶

二昊之后东夷族的首领首先是有虞氏帝舜。《孟子·离娄下》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这些地名虽然难以确指，但帝舜出自东夷则是可以肯定的。按照儒家典籍解释，尧舜禹曾轮流执政，因此有了帝舜居于冀州、都蒲阪（今晋南一带）的传说。

与舜、禹同时期的东夷族首领，还有嬴（偃）姓族的皋陶和伯益。皋陶“生于曲阜”（《帝王世纪》），伯益则活动于鲁北，益都之得名即与伯益部所居有关。按照《史记·夏本纪》所载：“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孟子·万章上》：“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上述记载都说皋陶和伯益都曾经在夏禹朝廷为官，而且按照禅让制的规矩，都有可能继承夏禹的王位，但夏禹最终却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夏启，导致夷夏联盟的破裂。古本《竹书纪年》载“益干启位，启杀之”，应该更接近历史实际。

上面的传说文献仅是流传下来的零星记载，根据这些传说来讨论山东地区上古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但无论如何，帝舜、皋陶、伯益等东夷首领是龙山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则是一种合理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