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季怿慧：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数字倦怠的生成机制、结构困境与纾解路径

作者：王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季怿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6期

导 读：

数字倦怠已经成为数字化生存伴随的普遍症候，人们常常将其归因于信息过载或个体心理特质，而忽略了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与自我强化悖论。本文从“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的视角重新审视数字倦怠的生成、固化与纾解路径。

一、引言

数字技术的迭代与普及，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泛在连接的媒介时代。以Web2.0技术为起点，社交媒介的普及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边界，降低了个体连接成本，实现了“人人皆可在线、时时均可连接”的传播图景。然而，这种看似普惠的连接红利，在对个体进行赋能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数字倦怠的普遍浮现。数字倦怠通常被界定为个体因长期、高强度地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而产生的一种持续性心理耗竭状态。[1]在此基础上，既有研究多沿用经典倦怠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其视为情绪耗竭、认知疲劳与行为逃避等多维症候的综合体现。[2]泛在数字连接的持续侵入会瓦解个体的专注力与边界意识，使其日益处于“永远在线”的情境之中，并逐渐从主动使用媒介转向被动卷入媒介环境。[3]持续的在线警觉与可达性压力会显著增加个体的认知负荷与心理疲劳，从而加剧数字倦怠的产生。[4]既有研究表明，“永久在线”的连接文化已显著改变了现代工作场所，数字工具在提升职场效率的同时，也抬高了对员工的回应期望，极大影响了个体的“工作—生活”边界管理。[5]这种从“受众”到“用户”再到“被困者”的角色变化，构成了数字倦怠研究的核心线索。

既有研究多从信息过载或个体心理特质的角度解释数字倦怠，却较少追问自我管理行为本身的悖论性后果。这引出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个体调适的努力常常失效？用户试图通过时间控制、数字极简等方式进行自我调节，但这些方案往往收效甚微，甚至可能陷入“越管理越疲惫”的困境。本文将这一现象概念化为数字倦怠的“调适悖论”。

理解这一悖论，需要回到数字连接中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转变，即“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的叠加。工作与生活、公共与私密、在线与离线之间的清晰边界是个体维持心理健康、抵御倦怠的关键。[6]然而，数字技术的持续侵入正在侵蚀这些传统边界。技术压力使工作与生活两个领域变得极度模糊，导致边界认同丧失和倦怠加剧。[7]与边界失守相伴而生的，是义务的异化。数字环境下，“在线”“回应”“可及”正从工具性的行为可选择项，逐渐转变为道德性的义务要求。二者由此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边界失守剥夺了“不回应”的合法空间，使回应从可选择演变为“不得不”回应；来自外部的强制与期待逐渐被个体内化为“必须回应”的道德义务，一旦无法充分履行则易产生内疚与自我责备，此类情绪又会进一步削弱个体维护边界的心理能量，使边界更加难以重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这一分析思路，本文首先考察数字倦怠在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叠加下的生成机制，继而分析这一机制如何自我固化，形成难以退出的困境，最后从个体、社会与平台的维度探讨边界重建的可能路径。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数字倦怠“如何产生”“为何固化”“如何破解”三个递进问题，旨在厘清数字倦怠的深层结构性图景，并尝试回答“如何在不可退出的数字环境中重新锚定个体边界”这一时代问题。

二、数字倦怠的生成机制

数字倦怠的生成并非个体心理层面的偶然现象，而是平台、社会、个体三方力量协同作用，共同推动“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最终导致个体情绪耗竭、认知疲劳的系统性过程。平台通过技术设计制造可见性压力，侵蚀个体数字边界并制造隐性义务；社会层面的关系义务通过数字场景不断内化，将边界失守转化为道德化约束；个体在持续应对双重压力的过程中陷入自我调节疲劳，成为义务异化的心理载体。

（一）平台的可见性压力：个体边界的侵蚀与互动义务的制造

平台方面集中体现了边界失守的技术根源，即可见性压力如何剥夺个体“不回应”的合法空间。其一，平台的可见性压力首先作用于个体的数字边界，使其持续失守。沉浸式设计与即时提醒功能不断打破在线与离线、公共与私人的传统边界。微信的消息弹窗、抖音的下拉刷新推送以及其他平台的“@全员”提醒等，都将数字连接无差别地嵌入了个体工作与生活场景。数字平台的此类即时沟通设计强化了组织与社交关系对个体的“可及性期待”，迫使个体放弃自身边界偏好，持续保持在线状态，而这种边界侵犯则易引发情绪耗竭。[6]平台的设计逻辑实质上构建了一个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用户模型，用户每发布一条内容都被转化为可见的互动数据，每一次在线都被标记为可被观察的状态时，可见性从赋能工具异化为压力来源。“离线”逐渐从一种正当选择变为“不合规”的行为，个体的数字边界由此被持续侵蚀。

其二，边界失守之后，平台的可见性设计进一步将“回应”从可选行为转化为隐性义务。朋友圈的点赞可见性、工作群的已读状态、社交账号的活跃度排名等，共同构建了一套“可见性评价体系”。个体若不参与互动、不及时回应，可能会被贴上冷漠、不负责等标签。社交媒体具备可见性、持久性、关联性与可编辑性四大核心可供性，这些特性会显著影响用户的社交形象维护与对他人评价的顾虑，而过度的形象经营压力则易进一步加剧社交媒体倦怠。[8]用户为维持自身的社交与职业形象，不得不在边界已被侵蚀的状态下回应各类数字需求，这种持续的义务履行会逐步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引发社交过载并成为数字倦怠的重要诱因。[9]

这种平台层面的个体边界侵蚀与互动义务制造，从根源上改变了数字连接的工具属性，将“主动使用”异化为“被动履行义务”，个体在技术力量的裹挟下丧失边界自主权，持续的可见性压力成为数字倦怠生成的重要动力。

（二）社会的关系义务内化：人情规范的道德压力

社会方面集中展示了边界失守的道德化过程，即外部的人情规范如何被个体接受为“应尽的责任”，使“回应”从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道德约束，进而导致个体数字边界的失守与义务过载。其一，在中国社会注重强关系交往的语境下，线下的人情义务通过数字平台延伸，形成了“全天候在线回应”的社交期待。个体逐渐将“不回消息=不礼貌”“不互动=疏远关系”等似是而非的社交共识内化为一种自我约束。数字连接由此成为维持人际关系的核心载体。在这一语境下，“不回应”所面临的不单单是技术系统的量化标记，而是来自熟人网络内部的道德判断，其被理解为对人情关系的怠慢。个体在持续的社交互动中，逐渐将对规范的服从内化为无意识的自觉义务，从而加剧了人情规范的道德压力。

其二，关系义务的内化过程，本质上是数字场景对线下社交规范的重构与强化。在微信、QQ等数字平台的加持下，传统的人情往来被转化为即时回应、主动互动的数字义务，且这种义务具有强烈的道德属性。研究表明，微信用户被包裹在熟人网络与人情关系的双重结构之中，表面上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互动，但实际上难以完全退出这种由关系义务编织的共在状态，由此产生了“不适的共在”[10]。用户既不能真正退出，也无法获得舒适的连接体验。

其三，外部规范被践行和反复强化后，个体开始在内心将其接纳为“我必须履行”的道德准则，从而完成了从被动服从到主动认同的心理转化。个体将“必须回应”视为维持关系的必要条件，数字边界的失守便不再被感知为外部压迫，而是成为自我要求的道德责任。朋友圈用户作为“表演者”会产生印象管理疲惫、自我效能降低和隐私暴露担忧。[11]作为“观众”则会因不断看到他人更优质的内容而产生向上比较的压力。[12]这两种身份所伴随的心理负担均会加剧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这意味着，关系义务的内化不仅来自“被看”的焦虑，也来自“看他人”时的比较性焦虑。双重压力共同使用户感到“不得不”持续投入精力维护形象、回应期待。此外，非工作时间的数字沟通需求本身即构成一种压力源，而当这种需求被内化为“关系义务”时，便会引发个体的负面反刍与情绪耗竭。[13]这种耗竭正是数字倦怠的核心表现。

由此，社会层完成了从外部规范到内部道德责任的初步传导。个体的数字边界在人情与面子的裹挟下进一步失守，“回应”被固化为“应尽的责任”，心理负担随之加重。这正是数字倦怠在社会层面的初始形态。至于这种义务结构为何难以退出、退出代价为何被固化，将在后文关于固化机制的讨论中进一步展开。

（三）个体的自我调节疲劳：自我控制资源的持续性耗竭

平台制造“可见性义务”，社会赋予“道德责任”，当这些外部压力持续作用于个体时，数字倦怠在心理层面的形成便进入了一个关键环节，即自我控制资源的持续消耗与渐进枯竭。首先，自我控制依赖有限的心理资源，每一次自我调节行为都会消耗该资源。心理学中的自我控制力量模型指出，自我控制能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像肌肉力量一样，依赖一种有限的、可消耗的资源。[14]个体在抑制冲动、管理情绪、遵守规范、做出决策等行为中，都会消耗这一资源。当这一资源被持续消耗而未得到充分恢复时，便会进入“自我损耗”状态，表现为控制能力下降、意志力减弱、情绪反应增强。[15]这是理解数字倦怠中“为何持续应对压力会导致疲劳”的理论前提。

其次，用户为应对前两层的压力，需要持续调动多种形式的自我控制资源。在数字环境中，自我调节并不是一个单一行为，而是一组复合的心理操作。根据现有研究的分类，用户至少需要激活三种不同类型的自我控制。第一种是通过抑制刷屏冲动、控制使用时长、推迟即时满足等进行行为控制，例如“再看一条就睡”的自我谈判；第二种是进行社交形象调控，在已读压力和评价焦虑下，斟酌回应内容、管理边界感知，例如“这句话回不回”“怎么回才得体”；第三种是情绪与分心管理，也就是在持续推送的通知和碎片化的内容中，不断将注意力拉回，维持基本的专注秩序。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情绪调节等调节过程的不足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之间存在直接的负相关关系。[16]这意味着，用户持续性调用自我调节资源不仅会加速资源耗散，还可能增加陷入被动刷屏、过度在线等非理性使用状态的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剧数字倦怠。

最后，持续多线程的自我控制资源调用，使消耗速度远超恢复速度，调节疲劳由此显现。当前两层的义务压力持续存在，而用户又需要同时进行行为控制、形象管控与情绪管理时，其自我调节资源便会进入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社交媒体过载会通过影响用户的自我调节能力产生疲劳。[15]用户越是依赖数字平台逃避压力，其自我调节资源消耗越快，疲惫感也因此越早显现。[17]这使个体在尚未意识到资源枯竭之前，便已陷入持续的调节疲劳。用户开始感到难以维持对自身数字行为的有效控制。这是倦怠在个体层面的早期信号，尽管资源尚未完全耗尽，但消耗速度已超过恢复速度。

由此，个体层面完成了从外部压力到内部耗竭的初步传导，平台制造的义务与社会赋予的责任，通过持续调动自我控制资源，使个体开始陷入调节疲劳。这正是数字倦怠在个体心理层面的初始形态。至于这种疲劳为何会进一步演变为“越努力越疲惫”的恶性循环，以及自我控制资源耗尽后个体如何陷入自责与无力感的困境，将在下文关于固化机制的讨论中展开。

三、数字倦怠的结构性困境

前文从平台、社会、个体三个层面，分析了数字倦怠在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条件下的生成机制，即边界如何被技术侵蚀、义务如何被社会制造、自我调节资源如何开始消耗。这些机制一旦启动，并不会自动停止，而是趋向于自我强化，使个体越陷越深。进入固化阶段，边界失守从“被侵蚀”演变为“被锁定”，个体不再有退出的选择；义务异化则从“外部强制”演变为“自我责备”，个体不仅被动服从，更主动将问题归因于自身。

（一）越管理，越倦怠

调适悖论是数字倦怠固化机制的核心表现。当用户的自我调节资源被持续消耗直至枯竭后，个体不仅丧失了对数字使用的控制能力，还将这种失控归因为自身的“意志力不足”或“自制力差”，进而产生自责与自我否定。这种归因进一步加剧了情绪耗竭，并使个体更难识别倦怠的结构性根源。

用户为应对倦怠而采取自我管理行为的努力，不仅在持续消耗着本已有限的自我调节资源，而且还可能触发一种反噬性的反弹效应。用户在强制减少使用的过程中，被压抑的使用欲望反而被放大，导致了更强烈的使用渴求。研究表明，对社交媒体等数字行为进行短期戒断，若缺乏有效的干预支撑，反而可能诱发情绪波动，并使个体在戒断期结束后重新陷入原有的过度使用模式，暴露出“自我剥夺—强烈渴求—管理失效”之间的深刻张力。[18]这意味着，当自我控制资源因持续消耗而枯竭时，被压抑的欲望便会冲破脆弱的自控屏障，使短暂的自我管理努力顷刻瓦解。[19]这也解释了一部分用户为何在陷入过度使用状态后，其主动减少使用的意愿显著降低，难以自拔。

更关键的是，用户往往将这种管理失败归因于自身意志力不足，例如“是我不够自律”“我管不住自己”等。个体对数字义务的认知模糊，会导致其在数字使用中陷入“被动回应”的循环，自我调节的针对性不足，进而加剧调节疲劳与数字倦怠。[20]于是，一种异化逻辑得以完成：义务本源于外部压力，如平台设计与社会关系期待，却在自我调节疲劳的持续作用下被完全内化为个人责任，继而用户开始相信，“如果我能更好地控制自己，就不会如此疲惫”。这种内化使得数字倦怠的生成机制完成了从外部结构压力到内部心理耗竭的完整闭环。调适悖论的本质在于：用户将结构性的边界失守问题误读为个人意志力的失败，于是越努力管理，越强化自责，越陷入耗竭，义务异化由此进入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二）不可退出的义务闭环

调适悖论的持续运转，有赖于一个前提：用户无法真正退出数字连接。不可退出的义务闭环集中揭示了边界失守的结构性锁定，退出的代价被社会关系固化，个体不再有选择的余地。

首先，退出的结构性代价使“断开”在物理和心理层面皆不可能。以微信为代表的超级应用将社交、工作、信息获取与生活服务强力捆绑。退出工作群意味着职业风险，退出家庭群意味着关系疏离，退出班级群意味着信息缺失。在熟人关系网中，“退出”的行为本身会被标记为“不合群”，个体一旦断开，便可能丧失获取部分社会资源的资格，例如内推机会、应急帮助、信息通道等。在这种义务结构中，在线与回应已从行为选择内化为道德要求，任何不回应都可能被视为对人情纽带的主动损害。

其次，中国语境下的差序格局为上文中这种结构性锁定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基础。不同于西方“断连”研究着眼于技术层面个体与媒介的连接或断开，中国语境下的断连实践必须被置于关系情境中，关注个体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中与自家人、熟人关系间的重新联结。[21]在这一差序格局的约束下，用户不再拥有“退出”这一选项，任何断开连接的尝试都会立即触发关系维系的警示。用户被锁定在“不得不回应”的位置上，维系连接则成为单选项。

最后，不可退出性不仅是一种外部约束，更被内化为“不应该退”的道德要求。用户开始相信“不是我不能退，而是我不应该退”，退出被视为对关系的背叛、对责任的逃避。至此，边界失守从生成机制中的“被技术侵蚀”演变为困境中的“被心甘情愿锁定”，个人的数字边界被彻底消解，倦怠成为“不得不”的结构性产物。

（三）平台治理的责任转嫁

在用户深陷不可退出困境的同时，平台并未真正帮助用户缓解倦怠，反而通过特定治理策略将责任转嫁给个体，成为困境的“共谋者”。平台推出的“数字福祉”功能，如屏幕时间提醒、禅定模式、专注助手等，表面上是在关怀用户健康，实质上将倦怠的治理责任完全交予个体，提示帮助的潜在前提是“你自己没有控制好”，而非反思平台自身的成瘾性设计。平台和技术公司常宣称，用户需对自身的数字健康承担个人责任。这种将数字福祉个体化的立场，既让平台不用对用户的心理健康负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又保证了它们的活跃用户流量和商业利润不会受损。[22]这是平台共谋的第一重机制：数字福祉的悖论，即平台提供的“解决方案”反而强化了问题。

然而，这种责任转嫁并非止步于此。平台通过“赋权”用户进行自我管理的话语，完成了更深层的操作。它将注意力的攫取、数字耗竭等结构性压力，重新框定为个体自律的失败。用户被告知“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数字生活”，但当他们管不住自己时，问题便顺理成章地落到“是你不够努力”。这是平台共谋的第二重机制：责任的个体化，也就是平台话语通过将结构性压力转化为个人责任，掩盖了自身的成瘾性设计逻辑。

更深层的悖论在于，平台越是提供“自我管理工具”，用户就越倾向于将倦怠归因于自身意志力不足，从而越少质疑平台的设计逻辑。于是，边界失守从技术设计的外部强制被完全转化为个体内部的自责。这是平台共谋的第三重机制：自我责备的固化，即外部压迫被彻底内化为自我否定，义务异化至此达到完成形态。个体的主体性被自我管理话语所收编，数字倦怠也从外部压力下的被动体验固化为心甘情愿的自我消耗。

四、数字倦怠的纾解路径

当前主流的数字倦怠应对策略高度集中于个体层面，如上文提到的屏幕时间监控、应用屏蔽等手段，将倦怠的责任锚定在用户自身的意志力和执行力。然而，个体化方案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可能因持续消耗自我调节资源而陷入“越管理越倦怠”的调适悖论。因此，破解路径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而必须转向个体主动划界、社会制度松绑与平台设计赋能的多主体协同。

（一）个体层面：认知自觉与行为划界

走出数字倦怠的调适悖论，首先需要个体完成心理认知层面的边界重构，从被动接受在线义务规训转向主动确立“不回应、慢回应”的心理合法性。[23]传统的个体化调适方案多强调依靠意志力强化自我约束，却始终未能跳出“越管理越倦怠”的循环，其根本局限在于未能打破义务异化背后的认知桎梏。对此，个体需重塑数字社交的价值认知，剥离“持续在线”附带的道德色彩，厘清人际尊重与即时回应的边界差异，不再将社交评价、他人印象置于自我心理感受之上，消解印象管理过度投入带来的精神紧绷。[24]唯有从心理层面解构数字连接的义务属性，摒弃自我苛责的归因偏差，承认个体拥有离线留白、选择性回应的基本权利，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心理层面的边界焦虑，为后续行为边界的构建筑牢基础。

心理边界的自觉重构需落地为可践行的行为策略，以分层化、结构化的数字使用方式，实现自我行为的主动划界。区别于强制断联等易引发反弹效应的激进戒断方式，理性的行为边界建构秉持适度性与可持续性原则，在接纳媒介融入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对数字参与行为进行多渠道的、可接受的主动管理。在时间维度上，个体可建立固定的离线静默时段，划分工作与生活、在线与离线的时间区间，拒绝无差别全天候被消息通知裹挟，避免碎片化信息持续侵占私人生活空间；在关系维度上，借助平台分组可见、多账号区隔、权限设置等功能，实现工作关系与私人关系的场景剥离，减少强关系网络无孔不入的人情义务绑架；在信息维度上，主动弱化算法信息流的无意识刷屏行为，通过关闭非必要推送、精简社交关注圈层、退出无效社群等方式，降低无意义数字行为对自我调节资源的耗散。这种较为精细化的行为边界管理，并非刻意割裂用户的数字社交，而是以主动规划替代被动裹挟，跳出个体自我调适的反身性困境，实现数字使用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掌控”的转向。

（二）社会层面：从“不可退出”到“回应豁免”

破解数字倦怠的义务闭环，社会层面的核心突破在于确立非工作场景下的 “回应豁免权”，以规则刚性对冲数字连接的隐性义务绑架。[25]长期以来，组织与职场对即时沟通效率的追求，正将数字工具异化为全天候的监控与施压载体。因此，组织层面的边界重建，首先需要推行异步沟通制度，明确划定工作时段的权责边界，通过设置“次日处理”的自动回复机制、取消对非工作时间回复速度的考核，从制度设计上为个体提供“延迟回应”的正当性保障。Vynamic、HackerOne等企业实施的“无邮件周末”“集体充电周”等举措，正是这种制度松绑的实践探索，通过集体规则打破个体层面的孤立抵抗，为边界重建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

制度边界的松绑需要打破强关系人情逻辑的捆绑，建立“弱连接友好”的数字社交是深层解困之道。社会层面的边界重建，需要公共话语对“边界感”进行正向赋权，消解“失联即失礼”的刻板认知，将“尊重离线状态”重塑为现代社交的文明素养。同时，用户自发形成的社区支持小组，如豆瓣平台上的 “边界守护互助小组”，也正在通过集体经验分享与拒绝话术共创，消解“不回应” 的社交焦虑，推动“不回应也不尴尬”的共识形成。此类转向，并非消解人情温度，而是剥离人情交往中的强制性与表演性，让数字社交回归自愿、平等的连接本质，为个体的边界选择提供社会层面的正当性支撑。

还需引起关注的是，当我们讨论如何通过公—私边界重建、职业—生活边界重建、弱关系—强关系边界重建纾解数字倦怠的时候，用户对结构性压力的断连能力还不是一种普遍的平等的社会诉求，而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地位较高群体正在拥有的社会资本形式。对零工经济劳动者、财务脆弱群体以及依赖数字可见性获取安全和生存保障的少数群体而言，保持在线还不是一种自主的生活方式选择，而是他们保障生存和参与社会的基础条件。[26]因此，社会层面的伦理规范与制度设计不仅要提供人们在形式上拥有的“回应豁免”，还必须关注数字生存和数字依赖在社会不同群体中的差异性，以确保这种适时适度的数字退出权不会因社会阶层差异而变成少数群体的优先权。

（三）平台层面：从伪赋权到真赋能

平台层面纾解数字倦怠的措施，首先需要跳出流量逻辑下的“伪赋权”，以更具结构性的工具设计为用户提供制度化的离线退出路径。长期以来，平台以“消息免打扰”“时长限制”等轻量化功能回应倦怠诉求，未能触及平台架构对公私边界的系统性侵蚀。真正的边界赋能，应将“可退出性”作为产品设计的核心伦理，提供系统化的倦怠保护机制。例如，通过定时关闭通知、隐藏未读红点、预设礼貌离线回复等功能，消解“未读焦虑”带来的即时回应压力；设置不可见时段，如22:00至次日8:00自动切换离线状态，使用户免于被全天候在线义务裹挟。对退出便捷性的明确规定，是平台从流量至上向健康优先转向的信号，这一规定能够为用户搭建起抵御无差别数字侵扰的第一道技术屏障。

其次，在功能工具之外，平台边界重建的深层突破，在于推动算法伦理从“注意力最大化”向“健康优先”转型，以信息分发逻辑的重构减少被动刷屏的资源耗散。平台需主动调整算法逻辑，降低无意义信息刺激的密度，减少被动刷屏的行为诱导，同时为用户提供时间流优先选项，允许关闭算法推荐、按发布时间顺序查看内容，将信息消费的节奏控制权交还用户。通过弱化算法对用户注意力的绑架，帮助个体跳出“越管理越倦怠”的恶性循环，为理性的数字使用创造结构性条件。

最后，面向未来，平台边界重建的更高阶路径，在于借助人工智能构建以价值为导向的智能设计体系，实现技术伦理与数字福祉的深度融合。AI驱动的数字福祉设计应在个性化支持与风险防控之间取得平衡，在尊重用户自主性的同时，建立非恶意性与危机管理等保障机制。[27]在此框架下，平台将“可退出的义务信号”嵌入产品结构之中，例如提升算法决策透明度、提供多层级离线状态选项，以及设计不损害社交资本的“暂停互动”机制等。[28]这种设计原则的转变所彰显的价值诉求，是平台不能将倦怠治理的责任完全转嫁给用户的“自我管理”，而应主动承担起共同营造公平、健康、可持续的数字生活的责任，打破单纯以用户活跃度为核心的运营逻辑。唯有以技术主动赋能替代被动赋权，平台才能真正从数字倦怠的助推者转变为边界重建的合作者。

五、结语

数字技术的演进始终伴随着个体自主性与技术力量之间的边界协商。从Web2.0时代“人人皆可在线”的连接红利，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永远在线”的义务萌芽，再到算法时代“不可退出”的结构性困境，数字倦怠经历了一场从偶发体验到普遍症候的质变。这一质变的核心并不完全在于信息数量的增长或使用时间的延长，同时也在于“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的双重叠加。平台通过可见性压力侵蚀个体的数字边界，社会关系将“在线回应”内化为道德义务，个体则在持续的自我调节中耗尽心理资源，最终陷入“越管理越倦怠”的调适悖论。当连接从工具蜕变为枷锁，用户的主体性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冲击。

然而，对主体性的捍卫不能导向技术浪漫主义或简单的“断连崇拜”。我们无法也不应退回到前数字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已深度嵌入社会运行与日常生活，断开连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既不可行也不可取。本文对平台治理的解析、对义务结构的讨论，并非意在否定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与便利，而是试图在承认“我们已然身处其中”的前提下，追问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在不可退出的数字环境中重新锚定个体数字生活的边界，走出数字倦怠的结构困境？这要求我们既不做技术的盲目信徒，也不做怀旧的逃避者，而是在批判中寻找重建的可能。

本文的研究局限与展望同样指向这一方向，比如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不同群体如老年群体、零工经济劳动者等的数字倦怠情境和边界重建条件。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无论身处何种社会阶层与工作环境，数字时代的个体都必须面对同一个根本问题：在技术系统不断试图接管判断、预设选择、制造义务的过程中，如何锚定“人作为人”的尺度？数字福祉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用得更少”，而是在连接中保有自主，在流动中守住边界，在被期待回应时依然拥有不回答或慢回答的权利。这正是本文试图传递的核心价值，即探求一种在数字共生中不放弃主体性的、有温度的生存智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智能时代新闻学知识生产范式变革研究”（批准号24&ZD31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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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斌，季怿慧.边界失守与义务异化：数字倦怠的生成机制、结构困境与纾解路径[J].青年记者，2026(06):7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