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王金祥：四次赴考，我从鲁西北田埂走上三尺讲台

编者按：2026年全国夏季高考在即，无数学子将奔赴考场，书写人生的重要篇章。而此刻，您是否也想起了自己当年高考时的场景？那些紧张与期待、汗水与欢笑、遗憾与感动，是否仍藏在记忆深处？即日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青年说》栏目发起“我的高考故事”主题征集，邀您以文字为媒，重温那段镌刻着时代印记的青春历程。

文｜聊城市临清市实验小学北校教师  王金祥

2026年夏季高考的脚步刚刚远去，看着大街上终于卸下压力、结伴出游的学子身影，我总会忍不住回望自己的青春——那是四段写满汗水与倔强的高考记忆，是一家人咬着牙托起来的人生拐点。

前阵子看到齐鲁晚报发起的“我的高考故事”征集，我翻着其他读者分享的青春往事，也终于沉下心把压在记忆深处的四次赴考经历认认真真梳理了出来。我的高考无法用单一年份定义，前后四次走进考场的经历，串联起我整个年少时代最滚烫的奋斗轨迹。

我是土生土长的鲁西北农村孩子，1987年考进了离家30多公里的县城普通高中。那时候同学们大多每周回家，我却总攒着四到六周才回一次，骑着笨重的“大金鹿”自行车往返，说是“押粮运草”再贴切不过：周日下午要驮着几十斤小麦回学校，交到伙房换饭票。

学校的男生宿舍是一片没院墙的瓦房，两间透风的屋子打通，摆着17张上下铺木板床，挤满了50个从各乡镇来的农村孩子。吃饭的条件和《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高中时期差不多：我能用自家麦子换馒头，偶尔花一毛钱买勺教师家属煮的青菜，更多时候就就着母亲炒的白菜、土豆，或是买来的老咸菜下饭，好在学校的白开水免费。那时候没有餐厅，我们要么蹲在宿舍院子里，要么挤在下铺床沿吃饭，清苦是真的，但我心里的劲也足：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唯有读书才能改命，那时候我常跟要好的室友说，得好好学，才对得起父母的付出。

姥姥从小就跟我说，长大了不当老师就当医生——我爷爷是乡村教师，姥爷是赤脚医生，这两个职业在农村向来是受人尊敬的、积德行善的营生，这话也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我早就盼着升高三，能像学长学姐一样进高考考场，可真到了高三，快节奏的复习节奏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只能反复告诉自己：读高中本来就是奔着高考来的，咬咬牙就过去了。作为应届生，我的压力反而比复读生小些：那时候六个应届班近300个学生，最后能上线的也就三五个，哪怕我一直是班里前十名，落榜也不算意外。1990年夏天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果然失利了，好在分数不算太差，够得着复读的门槛。

我母亲没什么文化，在这件事上却格外通透：高中三年都读了，再多熬10个月就能再考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哪能放弃？她本来想让我去市重点一中复读，我怕分数不够要交高额复读费，坚持回了母校，开始了高四的奋战。复读的压力比应届大太多，好几次我都觉得撑不住，一想到父母的期待，还是咬着牙挺了过来。填志愿的时候我听了母亲的建议，报了分数线更低的省内师范院校，可最终涨分太少，还是落榜了。那个暑假我几乎不敢出门，就怕碰到熟人问起高考成绩。

又是母亲鼓励我再试一次，于是我转去了离家只有十几公里的农村高中复读。那一年状态格外好，成绩突飞猛进，一年涨了60多分，可还是比当年的师范专科委培线低了13分，第三次高考还是失利了。但这次我反而看到了希望：我每复读一年都在进步，离目标已经只剩一步之遥。母亲也坚信她的儿子早晚能考上，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再读一年——这一次，我成了旁人嘴里的“高六”生。

1993年的7月还是大家说的“黑色七月”吗？走进考场的那天我有种强烈的预感：这次我准能考上。预感真的应验了，我最终超了统招线3分，被聊城师范学院（现聊城大学）录取！现在想起都觉得侥幸，就这3分，给节衣缩食的父母省下了5800元的委培费，那时候这笔钱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也为三年后弟弟上大学节省下一大笔钱。

我到现在都记得几个清晰的画面：高考最后一门赶上雷雨，考场中途停电，我们就着点点烛光答完了题；我顶着块毛巾冒雨冲出考场，奔向校门口的公共汽车，还跟同学开玩笑说“我们就是武工队”；查分那天我和同学去班主任家，得知自己上线的消息，骑着自行车往胡同外走，刚下过雨的路滑，我差点摔下来；到家把考上专科的消息告诉父母时，母亲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当天中午她在香烟缭绕的桌案前磕头还愿，父亲点了一挂长长的鞭炮，响声传遍了小半个村子。后来我才知道，我复读那几年，不少乡亲上门来给我提亲，我父母意见特别一致，全都婉言拒绝了，就一门心思要供我读书。如果不是他们顶着舆论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一直支持我，我根本不可能踏进大学校门。

走进聊师的第一天，我就看到办公楼上悬挂的八个大字：“学高为师，身正是范”，我知道，自己终于朝着姥姥说的“当老师”的路走了。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两年专科生涯从不敢浪费时间，除了上课就泡在图书馆借书读，成绩从来没有挂过科。毕业的时候我只觉得两年太短，没读够，工作十年后又考了曲阜师范大学的成人本科。

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初中时的母校，那是一所只有六个班的乡村联中，我当两个班的语文老师，还当班主任。作为学校仅有的两个年轻大学生，领导重视、同事照顾、学生也喜欢，我沉下心备课、听课、跟老教师请教，工作第二年的教师节就评上了乡镇模范教师，还作为优秀教师代表上台发言。

后来我先后在乡镇联校当语文教研员、少先队辅导员，回小学当教务主任、语文老师，2013年通过考试调到城区市直小学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忘过自己的初心：要站在三尺讲台上，用自己的人格和学识当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和孩子们一起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我的大家族里，爷爷、五爷爷、两个叔叔都是老师。去年冬天，93岁的爷爷病逝，他上世纪50年代就参加教育工作，刚工作时撇下妻儿老小，在离家几百里的泰安待了12年。前几年还有几个七十多岁的老学生特意驱车来看他，每次说起这些爷爷都老泪纵横，我也跟着感慨：小时候听姥姥说要当老师，看着爷爷的背影长大，现在我真的活成了他的样子。

到今年我已经工作31年，一路走来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快乐在每一堂和学生互动的课堂上，我的幸福在和学生一起成长的日子里。回望那四次高考，我始终觉得，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咬着牙熬过来的苦，最终都变成了我手里的光。如今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走过高考、或是明年将要踏上考场的孩子们：你当下的每一分坚持，都在为未来的自己积攒破土而出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里，成为一道光，照亮自己，也照亮更多人的路。

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策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