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中见真章，在平凡中见伟大，重新诠释中国式英雄主义的内涵——《山水》研讨会举行

近日，著名作家路内长篇小说《山水》研讨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分别致辞。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出席会议。潘凯雄、岳雯、刘颋、张定浩、黄德海、杨庆祥、王国平、曾攀等评论家参加研讨。会议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高渊主持。

路内是中国当代文学界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和不竭创造力的作家。自《少年巴比伦》登上文坛，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以稳定而持续的创作实绩，不断拓展自身的文学疆域。《山水》自二〇二五年出版以来，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与一致好评，荣获2025年度“中国好书”，并入选十多个重要年度文学榜单。《山水》的创作源于路内对父辈经验的凝视与追问，但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那些最初属于个人的记忆、情感与体验，逐渐生长、扩延，最终汇聚成一幅辽阔而丰厚的山水长卷，烛照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在会议上，专家们对《山水》文学价值、艺术特色和时代意义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日常中见真章，在平凡中见伟大，重新诠释中国式英雄主义的内涵”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表示，路内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重要作家，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呈现出卓尔不群的面貌。他的小说技巧特别卓越。《山水》是路内五十岁左右完成的一部沉雄之作、当代小说领域的力作。主人公路承宗生于1918年，1936年出门远行，他和周爱玲在五个时间段收养了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样一个家庭贯穿起来，又跟中国的道路、桥梁、汽车业的技术进展联结起来，构成了一个非血缘家庭的半世纪史诗。路内在《山水》里探讨了"家的文学"，呈现了一个核心的词——"义"，也就是中国文化里的义气。没有血缘，但有着彼此的真诚担当和承诺，在变乱的世界里建立起比有血缘家庭更坚固的关系。这部小说叙事视角特别独特，含有某种公路小说的叙事建构，但主角是司机，通过方向盘巧妙地把个人的路叠进国家的路，用流动的视角串联起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路内的小说手艺令人惊叹，每部作品都特别讲究叙事技巧，内容扎实。《山水》这个书名既象征人生的起伏，也是一种处世的态度。看山水，是一种目光高远、胸怀远大，也是冷静、隐忍的生活哲学。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谈道：从"追随三部曲"到《雾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再到这部历时十年酝酿的长篇力作《山水》，路内始终以敏锐的洞察力、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时代精神深刻的把握，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他的写作既有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有对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生活的精微描摹，形成鲜明的个人艺术风貌。

"山水"二字非常辽阔，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山水既是自然景观，也是文化意象，既是人生道路的启迪，也是一种胸怀远大、隐忍、克制的态度。路内以山水为题不仅书写了山川风骨，更借山水之势探索人心之深。路内曾自述，自己不是站在街边，而是站在路中央观望这个时代的人，他从苏州到上海，从工人到广告人，再到专业作家，人生轨迹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路内是上海文学创作活力的生动体现。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认为，《山水》不仅是近年来人文社在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路内创作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跃升。这部作品以一个普通司机路承宗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将个体命运与百年中国历史的进程紧密连接起来，从抗日战争时期写起，历经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阶段，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呈现了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坚守和担当。路内擅长书写时代变迁中的个体感受，捕捉普通人身上的尊严、困惑和希望，在《山水》中他进一步拓展了这种书写的广度和深度，历史不再只是宏大的背景，而是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命运之中，时代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成为人物情感、责任和选择的一部分。

《山水》洋溢着鲜明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质，作品所呈现的家庭伦理、仁爱品格和守望相助的情感传统，构成小说温暖而深厚的精神底色。路内以其成熟而独特的艺术风格，将宏阔时代与日常生活自然融合，以结实从容的叙述、幽默温暖的笔调和丰富细腻的细节书写，赋予作品厚重的现实质感和持久的文学魅力。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善良、正直的坚守回应生活的考验，在日常中见真章，在平凡中见伟大，重新诠释了中国式英雄主义的内涵，让我们看到支撑历史前行的往往是那些默默无闻却从未放弃责任的人。

“好小说标志就是你要把它一字一句不落地读一遍”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表示，《山水》得到专业好评和读者喜爱，重要的在于叙事上的沉静、从容、耐心，可读性很强，同时又有鲜明的小说性。《山水》是家族、家庭叙事，同时又是对现当代中国历史跌宕起伏的叙写。作者始终将自己的笔用于书写平凡家庭，神奇的家庭组合以及命运沉浮，始终将故事放在日常而不琐碎、平淡又仿佛颇有深意的静水流深之中。

他说，读《山水》，总感觉小说有超乎所有人的“天眼”式的观察者，可以俯视一切，讲述这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对于历史时代的表现，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不是线性的，而是切换式的结构，但不失整体性。在错落的架构当中保持一种整体性和互相之间的关系。这种整体性还在于，路内的叙述口吻，看上去是平静、平实的，又有一种骨子里的自信。很多情节并非叙述者亲历，但又在不着痕迹中透出过来人才会有的那种踏实感。小说多处写道"那时候……"，这是通常所见的猜测式的写法，在路内小说里是很笃定的过来人口吻，是一种历史的回溯，而非概念式的大而化之的猜测。

《山水》还有一个看上去并不重大的小切口，事实上却起到了窥探历史的镜子的作用，就是汽车和司机在小说里的存在。这一意象的贯穿，使得作品更加聚拢。非血缘组合而成的“家”，借着汽车司机这个概念，以及不同时期、不同作用的车，把所有故事串接起来，成为整体。小说传递出浓烈的人间亲情、友情、爱情，通过绵密的叙事，不断把它们输送出来，让故事更具温度。无论是写抗战，还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八九十年代，这种时代之变、家国情怀、个人命运，既色彩纷呈，又主题鲜明。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谈道，他读到《山水》时，确实感觉到眼前一亮。一是路内对小人物与大时代处理得非常好，主人公路承宗就是一个司机，但小说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改革开放，小人物融入大时代的切割度特别好。二是历史叙述与现实生活的有效衔接非常好，历史的叙述和现实的交叉错落感非常清楚。三是英雄壮举和平凡生活的叙述，既有可歌可泣的为国家为民族付出的壮举，又有日常的琐碎的生活。

一部好小说一定要对人物的职业范儿有刻画，路内笔下的路师傅，那是有讲究的，他的车一定是干净的，包括他的车不借人，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状态读起来很让人回味。小说要像小说，要在坚持艺术的基础上注入丰满的人物，注入带有一定传奇性的情节。小说一定是丰富的、有血有肉的，要用好看的故事传递伟大的情感，要避免一碰到主旋律、重大主题就显得生硬、不贴切。在这方面，《山水》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除了坚持主流表达之外，要写出丰富性，写出传奇的、曲折的、有点儿幽默的故事。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孙甘露表示，路内是他钦佩的小说家，“很多作家是我非常尊敬的，但路内是让我钦佩的小说家之一，这两个概念还是有一点不同。路内的小说很难复述，我觉得这是好小说的一个标志，它不能被简单地归纳出来，好小说的标志就是你要把它一字一句不落地读一遍，而不是有的小说可以跳出人物看看这一章、这一节、这一页说了什么事就过去了。路内的叙述、语言文字是小说非常重要的有机体。”

孙甘露认为，路内在叙事当中通常会出现非常出其不意的反讽性和幽默感，但又不是做出来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态度。一个小说家的故事的选择、人物的选择、词汇的选择、叙述方式的选择，包括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小说家的标识，这些东西都提示给你，让你来注意它的意义，而不是说抽象出一个意义，小说家的方法是在叙述当中产生的。

路内讲他不是站在路旁观察，他是在路中间来观察。他的小说叙事包含了一种关于小说的反省，一边讲一边在反省，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对他笔下的人物，一边在塑造一边在反省，这也是他的小说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既是对现实的观察，对成长的观察，也是对小说写作的观察，他是处在互相包含的叙述中间。

路内是一个高度自觉的小说家，这是非常难得的品质。交通工具的演变既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个标识物，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所以他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作为一个小说家，路内是当代生活的考古者，他把生活当成一个对象，当成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对象，所以他不会完全沉溺在其中，这既是一个小说家处理笔下人物的距离，同时也是他的基本历史观，也是对当下生活的审视和省思。

“《山水》展现的轨迹是吾国的经络，串联起乡土的风物和肌理”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潘凯雄认为，《山水》对路内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对他这一代70后作家也很有意义。这一代作家出道后的长篇在结构上往往比较单一，路内此前的几部长篇也大抵如此。但《山水》通过巧妙的设计和构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解决得非常好。

《山水》不能说是重大题材，其实就是一个家常叙事，但又不得不承认它是非常沉甸甸、非常厚重的东西。我们时代的重大风云，人物命运在时代裹挟下的各种起起伏伏，都在一个普通而特殊的家庭结构中得到了呈现。这个作品里呈现在面上就是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凸现重大主题，但那些重大而厚实的内容都作为背景呈现出来，不动声色地穿插于故事之中。

有评论把路内《山水》用几个叙事来概括：一是交通叙事，通过汽车从进入中国以后，从洋车到苏联车，再到自己背着油罐的公交车，通过这样一个细小的工具呈现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以及科技、开放程度等等。二是历史叙事，从3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通过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把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都串起来。三是家族叙事，围绕路承宗的家族，从他出场到后面五个孩子，三代人。的确如此，《山水》的格局很大，空间很大，传递的生活信息很丰满，表现出来的时代风云以及社会的进步不动声色，这背后有大量的生活信息、社会信息，还有作家对这些的认识，都非常自然地体现在《山水》当中。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岳雯用四句话描述《山水》给当下小说提供的启示：

第一句话是"给类型以内涵"。这部小说很像公路小说，但公路小说追求空间的不断移动和个人对秩序的逃离。路内的小说有公路小说的外形，内核却发生了变化，它不表现为空间的移动，而是时空的复合体，一头是日常生活，一头是历史。他在这条路上负重前行，每次出去都是为了维系日常生活的家计家用。作家对这样一个类型小说的改造，是把自由主义式命题转向责任式命题，从向外征服、向外冒险变成向内的持守。

第二句话是"给历史以物证"。怎么书写中国现代史对于所有作家都是难题。许多小说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钩子，把个人日常生活挂在历史事件上。《山水》的写法是以物质叙事来为历史赋形，以物观史，物超越了背景或者象征，成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历史的行动元。汽车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承受者。通过物的流通和意义变迁，抽象的历史变得可感。

第三句话是"给家庭以情义"。路内处理的是无血至亲的家庭，他把先天的血缘关系置换成后天的恩义和共同的选择。路承宗本身是孤儿，这个名字具有象征性，讲的是传统宗法共同体瓦解以后，什么才能构成家的稳固基础。答案是，家其实是一个自愿承担的责任。以责任打基底，和之以日常累积的感情，这才构成一个家庭。他把家庭转换成非血缘个体之间情感和责任的建立、维系以及考验。

第四句话是"给生活以精神底色"。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作家自身有没有恒定的精神底色？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这部小说讲的是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保持前行，同时维持平衡，在承受中去见证。意义生成于对于微小责任的持久守护，这是一种静水深流式的英雄主义，为今天写生活流式的小说注入一种沉静的底色。

《文艺报》总编辑刘颋表示，《山水》是一部非典型的公路小说，非典型的家族小说，非典型的长河小说。《山水》的意义恰恰在于它的非典型性。她在作品中找到六个字、三个词：吾国、吾土、吾民。

吾国：他通过行车的轨迹来刷新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也通过行车的轨迹来推进历史的轨迹。所有的发展是未展开、未体验、未感受的，轨迹的延长是视线的延长，也是普通人生活的延长。比如淞沪会战，与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淞沪会战不同，路内写的战争背景下这些小小的主动选择，通过很多细节呈现出来，通过路承宗的行车轨迹把历史的小细节和小片段串联起来。他将抽象的国运的起伏转化为肉身可感的行路的艰辛，大国与小民的关系就在这样一个对照当中具象化地呈现出来。

吾土：路内以行车的轨迹作为观看的窗口，借行车人的感知，在公路的尘土、烟雨、街巷、山河、风物当中构造出真实可感、有性格有温度的城镇乡土。《山水》展现的轨迹是我们国家的经络，串联起乡土的风物和肌理。小说中既有江南水乡，也写到新赴缅作战西南的艰辛，以及北方的风物。我们可能第一次看到的不是作家作为闲笔描述出来的乡土，而是通过车的轨迹滚动出来的山河，这个滚动出来的山河因为呼应着轨迹的起伏和变迁，所以就有了可感的温度。

吾民：路承宗以行车的轨迹组合出来的家庭，这些孩子都是在行车轨迹中不断捡回来的。这个特殊性和偶然性当中的必然性，我们可以解读的是中国人的隐忍、善良、血性。这样一个组合的家庭让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的是，家是什么。

从吾国、吾土、吾民这六个字后面看路内的小说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她说终于通过这部小说的气质看到它相较于此前典型的类型小说的非典型性，这种非典型性从结构、语言、细节的呈现上，都呈现出与此前不一样的特质。路内的写作暗含了一种今天这个时代人的时代情绪，通过他对于生活、生命、生死、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家国大义等等的理解，这些理解和今天的很多时代情绪是呼应、契合的。

“秉承现代的精神，怀揣不变的情义，拥抱动荡的未知，成就了《山水》的独特”

《上海文化》主编张定浩表示，路内小说一直很好看，从叙事风格的角度来看可能有两个主要表现。首先，他的小说始终在一个行动当中，这种行动感在《山水》里更加直观地凝聚成“开车”这个意象，他的叙事速度很快，场景变化很快，这种迅捷感可以快速抓住读者。

其次，路内基本上可以平等地对待笔下的每个人物。这使得他笔下的每个人物即便是很次要的人物都充满生命力，每个人物都同样鲜活，他们可以同时存在，就像同一辆大巴车上的人彼此构成对方的环境一样，他笔下每个人物都在行动中成为其他人得以呈现出来的环境。这也使得他更重视具体的场景氛围的描写，而非单纯主人公情节和命运交待。

而这种迅捷、平等造成的好看的叙事风格，其背后有两个精神来源，一显一隐，一俗一雅，但最终又是一体的。显的和俗的那面，来自古龙。武侠小说是70后一代集体记忆，其中金庸偏传统叙事，古龙偏现代叙事。路内叙事手法受古龙影响颇深，正如《山水》最后一章的标题“欢乐英雄”对古龙小说名的直接挪用所提示的，路内笔下的平民百姓也洋溢着古龙笔下那种“欢乐英雄”的精神气质，他们往往是面对复杂保持欢喜，面对混乱保持镇定，面对生死强调感官，路内擅长用轻写重，用笑声写悲哀，用闲笔写主线，用无写有，这些都深得古龙叙事之精髓。

而隐的和雅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拉康对现代精神的描述，进而可以集中在齐泽克“绝对反冲”这个理论概念上。简单而言，就是颠覆与解构传统理念，强调“是结果导致原因，行动创造主体，过程创造前提”。这种理念暗合了古龙小说对西方现代小说精神的吸收。所以这雅俗和显隐又得以共生共融，而这种雅俗共赏和显隐并存，也可以视作路内心中的“大文学观”。路内小说中充满了各种命运的偏移，错位，偶然，破碎，失败，但在这一切的过程中，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普通人对于情义的坚持。秉承现代的精神，怀揣不变的情义，拥抱动荡的未知，最终成就了路内《山水》中独特的人物和风光。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认为，《山水》是很难复述的作品。为什么难以复述？因为里面一件事连着一件事，一个细节挨着一个细节，要复述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免要牵连到另外的事，慢慢就会发现，要想把这个小说复述出来，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这个小说自身的方式来陈述。这其实是小说的魅力之一，只能用这个方式来呈现，拒绝概括式的复述。

《山水》是一个非常匀称的作品，但有一点看起来像是矛盾的东西。路承宗收养了这么多孩子，这很像传统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这些孩子又是收养的，他管理孩子的时候，我们又能发现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特点，就是亲疏有别。他收养了五个孩子，一旦收养完成就属于他们家了，马上变成亲疏有别的关系，他对外界的关系和对孩子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是，这个收养就变成了“四海一家”，无论从哪抱回来的，到我家里就都是我家的人。在这一点上，路内把亲疏有别和四海一家这个矛盾体处理得特别好。不经过反思，中国的传统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因为古人的话很容易找出反面，路内能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四海一家"在这个家庭里面统一起来，是传统转化的一种方式。

《山水》很大一部分篇幅是抗战时期，但小说很少正面写战争，而是回到了生活史。回到生活史，并不是作品脱离了抗战的背景，而是致力于写，在战争形态的塑形之下，人如何活着，如何挣扎着活出自己的样子。不管多么艰难，路承宗夫妇始终维持家庭的生活，看一家人如何在战争的情形下维持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看到，抗战如何一点点深入，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到胜利。抗战胜利了，这个胜利并不是瞬间的亢奋，而是靠这个民族的人缓慢累积、长期蓄力的结果。也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山水》这个名字特别好，山水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有了人，才有山水，否则就是荒山野岭。

“《山水》的叙事非常绵密，真正把历史“运载”出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谈道，路内《山水》的控制力特别好，长篇小说很容易写散或者写跑，但他一直跑不掉。路内的长篇小说从前到后，在一个正常的叙述里面总是会跳出来恶作剧式的叙述或者反讽式的叙述，这种东西在一个短篇里面出现一两处很容易做到，但在整个长篇里面要贯穿始终形成这样一个对话或者反讽结构非常难，这是非常高级的小说家才能做到的能力，在当代的写作里面不多见。小说中每写到一个你觉得马上要拉价值、要上升了，但路内没有，他反而停下来，用一句俏皮话消解了，路内一直保持他那种坏小孩的脾性和这种观察力度。

《山水》这个题目的阐释空间特别大。他说看完后首先想到的是山水画，他写的吴里这个地方，是中国山水画最发达时的一个取景点，跟中国的山水画传统密切相关。山水画是用卷轴的方式展开，路承宗开着不同的车跑路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像卷轴展开，这个小说结构非常有意思。山水画还有一个特点，中国卷轴式的结构其实在邀请一个人进入到山水里面，它并不像西洋画从外面看不进去，中国的山水画留了很多入口，你可以进到画里面。

杨庆祥给山水加了一个限定词，叫"残山剩水"。最早的小城是非常静止的山水画，那是非常美的，静止的、安静的。但变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小汽车开始出现，汽车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封闭的生活空间里面，突然切开一个口子，这个汽车就是切开这个口子的利器，就是现代性的展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残山剩水，是现代性的伤口。路承宗在做一个切割的活，他是一个司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刀客，他用这个东西切开，这是很有意思的。当代文学写作里面最大的一个结构就是胜利叙事，尤其是跟抗战相关的，但路内克制住这个诱惑，还是伤口式的叙事。

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叙事包括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结构，是建立在家庭和家族叙事之上的。但路内这里有一个集大成，五个孩子都是非血缘的。最重要的是这对夫妻，路承宗和周爱玲无子嗣，直接把家族延续斩断了，由纵向的历史维度变成平面结构。他切断了整个现代文学叙事里面的两个基础，一个是情感结构，一个是伦理动力。这样一个家庭和家族不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最后是通过生活互助来完成。《山水》的叙事是悬空的，每到关键的宏大叙事的关节点的时候，就跳空了，不再往前走了。比如抗美援朝那一段，路承宗应该成为英雄，但没有，他回来了。抗战的时候路承宗得了勋章，但他也不往前走，他回来了。路承宗是"早退青年"，他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候就早退，身上有一种浪荡子的气质。这个青年通过他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的当代史或者现代史，呈现出来完全不一样、别具一格的面貌。

《光明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王国平认为，《山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书写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人物始终在前台，经历命运沉浮，但时代的风云始终在不远处，以潜藏的形式激荡起一个又一个浪潮。作家的书写不是“正面强攻”，可以说是通过“迂回包抄”的方式讲述时代之变，人物的性格保持着稳定性和内在的逻辑，这为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作者富有叙事耐心，可以说是照相式的讲述，这不是说机械记录，而是不断地调整场景、构图、景别、光线等，将历史上的生活现场真实呈现出来。

另外，《山水》也有绣花式的功夫，事无巨细，形成顺畅的生活流、密实的细节流和灵动的意识流，可以看出作者有足够容量的生活储备和知识储备，见出作者的文学才华。路内的语言很有味道，大量的闲笔运用，采用白描手法，笔调很轻淡、松弛，冷静无声，但是有余味，值得回味。元好问有一句话，叫“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说的是写文章每个字要认真地写，读者读文章也要每个字认真地读，读这本书能看出作者的讲究和认真。举个例子。书中写到是否收养吴芳芳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周爱玲说了一句话，“不要让历史重演”。这句话跟人物身份、背景可能有所偏离，路内及时写了一笔，说她“用了一句报纸上看来的话”，一下子就拉了回来，追求自洽。这些点滴上的用心，让作品呈现出杂花生树的艺术效果。

《南方文坛》副主编、编审曾攀表示，现在很多小说越写越长，长篇小说动不动就写百年历史，写几代人的家族史，特别令人担忧，因为战线拉得越长，越容易松散、空洞。但读路内的《山水》，一个是叙事非常绵密，另外一个是路内真正把历史“运载”出来了。这个"运载"很有意思，涉及历史纵深的小说，不仅要把历史装进去，而且要将历史感、价值观输送出去、运送出去，这个非常难。路内的《山水》是能够真正把“历史”装载并输送出来的。他里面写了非常多的交通工具，这里边其实跟司机有莫大的关系。叙事/运载的过程中，制动与动力同样重要，踩油门重要，但踩刹车更重要。保持“车距”对于一个司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真正开车开得好的人，跟车行驶是最难的，怎么样保持合理的距离，需要的是注意力和观察力。

其次是跟历史并行的能力，在历史轰轰烈烈的车轮下，叙事者也好，路承宗也好，除了跟车，他们有时也跟历史保持并行的状态。比如抗日战争时，里面写到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路承宗运载着游击队员，因为要运载游击队员，支持抗战，他自己一口水没喝，就为了不上厕所，安全送达。所以小说也有跟历史并行的时候。跟车、并行，最后就是“超车”的过程。《山水》对历史、对价值观的运送输出，只有基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才能真正往前行驶，所谓“超车”就是在历史问题的探究以及历史人物、事件的追溯时，最后能够从中逾越出来、超越出来，如小说中传递的忠与义、犹疑与果决、反思与认同、受困与突围等，由此表述真正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本书作者路内谈道，他记得十多年前在上海作家协会有一场青年作家讨论会，那时候他还是青年作家，讨论会的题目是王安忆老师出的，她说你们聊聊“名物”。那次他没讲出什么名堂，只能说自己想写一部关于“名物”的小说。这个题目一直让我念想，多年过去，他想，也许可以借助某种具体的手法，来理解一些抽象的问题。

在写《山水》的过程中，感觉自己也蜕变成了一个老司机，这并非指写作技能，而是表现在工作态度方面，或是价值观层面，和以前不太一样。不知道是否和年龄有关，还是由于写了《山水》的关系，可能两者都有吧。这些所谓的父辈经验，或者说是居于历史的内部经验，逐渐变成一种自身的经验和感受。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