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话语陷阱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丨学有道

警惕西方话语陷阱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 杨彬彬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新时代增强国家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应有之义，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鲜明的紧迫性、现实性和战略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大意义

国际话语权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地位的提高、海外利益的拓展，提升国际话语权成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不仅在捍卫涉及国家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需要主动发声亮剑、阐明原则立场和维护正当权益，而且在应对西方文化霸权、多元价值观冲击、网络空间文化隐蔽侵蚀、技术性文化安全隐患等风险挑战时，也需要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防御性与反制能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有助于向世界真实展现中国伟大变革、重大历史成就、独特发展道路和深厚文化底蕴，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与认知，为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国际话语权是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增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支撑。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国际话语权本身就是在处理中国与世界、本土与域外、主体与客体关系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话语权力，这种权力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形式、互动关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面对不同发展程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差异而产生的认知隔阂，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传播力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文明交流互鉴是人民友谊的桥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有助于不同文明体在互学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

国际话语权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全球治理体系是维系国际秩序、协调各国利益、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制度框架，其变革不仅基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也取决于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与运用。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如既往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全面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是顺应时代潮流、摆脱全球发展困境、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推动国际规则朝着更加公平包容方向演进。

三类错误思潮需要高度警惕

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是一种话语优势，话语权不是自然而然获得的，是在复杂国际舆论博弈中争取而来的主动权，尤其是在同西方话语霸权与意识形态围堵的长期较量中夺取的。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自身的军事、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议题设置、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有着较大话语权，这也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并持续压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话语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关键，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其中的“黑色地带”和“灰色地带”，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些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多维度、长时期的冲击。

虚无类型的错误思潮，是旨在从历史维度否定我们国家、民族、政党、文化、价值的历史形态的一类思潮。相关思潮主要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以及审美虚无主义等。虚无类型的错误思潮实质上都是对既往历史形态进行否定，以期对现实存在的制度、价值、观念、精神以及政治力量进行否定，从而造成秩序混乱的局面。虚无主义类思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领域、不同的环境生态、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展现出主体性差异、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比如鼓吹“西方至上”的文明观、宣扬“告别革命”的革命观、推崇“娱乐至上”的消费观、传播“消极庸俗”的价值观等，既对主流主导意识形态产生了直接干扰，而且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会引发一系列的次生危害。

唱衰类型的错误思潮，是旨在从现实维度破坏我国发展态势、国际关系、世界影响的一类思潮。这类思潮主要包括“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无论是攻击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念，还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划，其本质都是要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良好局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独特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这一类错误思潮，既要坚持大历史观，也要坚持全球史观，坚持从中西力量对比、资社实力演变的角度，深入揭示其生成的内在根源、演变的历史动因、呈现的多样形式，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加全面科学地揭示出其本来面目。

施压类型的错误思潮，是旨在干扰我们未来发展方向、战略部署、政治定力的一类错误思潮。这类思潮主要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中国威胁论”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的“黄祸论”，迄今为止这一论调已经演变了若干个版本，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威胁论”成为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干扰、破坏和渗透的重要手段。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地缘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责任论”开始甚嚣尘上，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这种论调不仅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要求中国在国内做出一些制度体制的调整，其根本目的就是迫使中国服从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以及治理秩序，以便美国继续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继续维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秩序。

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现实路径

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主动。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项系统工程和战略工程，其关键就在于通过资源整合、机制优化、形态重塑，打破既有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舆论宣传格局，切实建立起与中国国际地位、综合国力、大国担当相匹配的话语表达体系和国际传播体系，充分保障国际舆论传播主体的多样性、传播关系民主性、传播格局的包容性，真正实现用中国叙事回击西方偏见、用中国话语破除西方禁锢、用中国智慧发挥中国力量、用中国主张增进国际合作、用中国理念构建价值体系。

反对和批驳错误思潮，不仅是学术问题、认识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原则问题。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对不同类型错误思潮进行针对性、系统性、全面性批驳，通过增强主体意识、主动精神、主导能力，切实厘清是非、实现正本清源、营造良好氛围。完善错误思潮批驳机制，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策略方面，要高度重视针对性回应，建构起主动出击的机制。在把握历史主动、增强历史自信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批驳错误思潮的主动性、能动性、有效性，切实掌握舆论斗争的自主权、主动权、主导权。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将官方、学界、社会层面批驳错误思潮的力量激发起来，在主动迎击错误思潮过程中凝聚广泛共识。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实现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实践发展、经验总结和机制探索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善于从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段性关系中，把握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的内在规律。持续深耕知识、理论与方法层面的创新探索，挣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带来的固有框架、话语桎梏、研究范式与惯性路径。着力打造彰显本土特质、文化风骨与时代气象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依托全新研究命题、理论观点与表达范式回应现实问题，运用原创概念、理论范畴与表达方式搭建起独树一帜的理论阐释框架。

优化主流价值传播体系。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载体方面，要充分发挥当下全媒体、融媒体、新媒体的显著优势，要高度警惕软性“文化渗透”“舆论诱导”“思潮传播”，将主流意识形态国内教育系统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增进内宣和外宣的整合力度，形成“大宣传”的新格局、新形态。特别是要警惕话语陷阱和理论陷阱，一些外部势力为了对中国进行破坏，通过理论预设、价值预设等形式进行话语建构与理论建构，旨在解构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科学性、价值性，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以理性的姿态审视中国的发展历史、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

提升中国话语说服力，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理论与中国价值。探索多元化的国际传播形式、场景和载体，避免外宣的单一化、形式化、固定化。构建知识传播与理念宣介相结合的传播机制，增强理念的知识性、潜在性和易受性。以富有中国特色、蕴含普遍价值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国际传播提供现实载体。通过文艺创造和价值表达相融合的形式，助推中国题材、中国价值、中国风格的影视艺术“走出去”，切实解决我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存在的“三差”问题，即中外信息整体流动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国际传播形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