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观点（2026.7）

摘编者：杜鹃（《青年记者》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2026年第7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面向‘十五五’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AI大模型应用是更高效的‘社会润滑剂’吗”“AI时代传播伦理的范式重构与治理路径”“数字时代深度报道的重新‘入场’与谱系扩张”“拆解AI大模型的新闻生产机制”6个主题。

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

陈力丹在《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青年记者》，2026年第6期 ）一文中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很早就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了解比以往更加系统，但多是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论著杂糅到一起，没有很好地分析，没有系统考虑如何批判吸收，这种情况下的研究很难被认可。现在迫切需要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指导中国传播学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的“交往”涵盖人类历史上人和人之间的所有联系、所有交往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 “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直接体现，将“交往”的研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媒介中心到治理本位：面向“十五五”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胡正荣、李沐芸在《从媒介中心到治理本位：面向“十五五”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新闻与写作》，2026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十五五”时期是数智技术跃升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传播本体挑战，以及西方对抗性新闻业范式在解释中国超大规模治理实践时的不足，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现实课题。文章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提出新闻传播学应由媒介中心视角转向治理本位视角。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重塑需遵循四重进路：认识论上，超越对抗逻辑，确立协同治理视角；本体论上，正视媒介基础设施化与AIGC嵌入传播结构的现实；实践论上，重视象征资本的嵌入机制与人际传播的修复作用；价值论上，将市场机制与建设性传播纳入分析框架，推动全球传播理论秩序的反思与重构。本研究旨在提炼扎根中国、具备全球普适价值的数字文明传播新范式。

AI大模型应用是更高效的“社会润滑剂”吗

任吴炯、张洪忠在《机器社会资本的结构与功能：AI大模型应用是更高效的“社会润滑剂”吗？》（《新闻大学》，2026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大模型机器主体快速发展，成为代理人类角色、具备交往能力的网络节点。文章提出“机器社会资本”的概念，主要探讨四个问题：第一，分析了从现实人的社会资本到网络社会资本再到机器社会资本的结构转型；第二，从网络、信任和规范三方面讨论了机器社会资本的功能转变；第三，从两个方向分析了机器社会资本如何增强“社会润滑剂”功效、可能形成网络“巴尔干化”现象；第四，在讨论中指出，大模型应用的机器社会资本不会取代人的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对人的社会资本的高效中转，需防止陷入技术主义的大模型发展观念。

从“效率独裁”到“关系共生”：AI时代传播伦理的范式重构与治理路径

喻国明在《从“效率独裁”到“关系共生”：AI时代传播伦理的范式重构与治理路径》（《学术探索》，2026-06-05网络首发）一文中提出：面对生成式AI引发的“巴别塔陷阱”（效率至上与价值迷失），传播学亟需一场“人性保卫战”。文章首先解构了“工具中立”的迷思，揭示了算法推荐背后的“价值嵌入”本质与“双重异化”危机（技术拟人化与人类去人性化）。在此基础上，引入“关系范式”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认为AI时代的传播伦理不应是对技术的简单规制，而应是基于“人性温度”的文明重构，并通过构建“耶路撒冷方案”，确立“人是目的”的伦理原点。文章创新性地提出了“五大伦理支柱”（尊严、真理、劳动、自由、包容）与“悟空机制”（悬荡-协商-悟空的动态治理），试图在算法逻辑与人文精神之间建立动态平衡，为全球传播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数字时代深度报道的重新“入场”与谱系扩张

王辰瑶、翁玮的《数字时代深度报道的重新“入场”与谱系扩张》（《传媒观察》，2026年第5期）一文，回应了数字时代信息碎片化与浅表化引发的认知危机，重新阐释“深度报道”的核心价值与创新路径。研究跳出传统上围绕深度报道文体形式或专业旨趣的研究路径，首次提出“事实-认知链”（fact-cognition chain）理论框架，以阐释“深度报道何以深度”这一核心问题。在此框架下，本研究将深度报道理解为“事件-溯因”和“议题-归纳”两大类型，详细探讨了两者殊途同归的事实操作和认知模式，从而将深度报道理解为具有共同认知功能的“报道家族”。研究还提出深度报道可以从形式上和方法上展开的创新方向，并探讨了数字时代重新建构深度报道实践理论的可能性。

“概率事实”的核查：拆解AI大模型的新闻生产机制

白红义、万旭琪在《“概率事实”的核查：拆解AI大模型的新闻生产机制》（《新闻界》，2026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AI大模型以概率方式生产“事实”，挑战了事实核查赖以成立的前提，以往对事实核查的理解经历了“声明可验证”的专业实践与“应对信息失序的生态转向”两个阶段，均以输出文本为审查终点，遮蔽了事实背后的概率性生产机制。文章认为，在AI大模型的生产逻辑下，事实并非被发现与查验的，而是被数据、模型与社会反馈机制操作化生产的；核查对象需要从“虚假新闻”这一结果，转向“生产虚假新闻的系统”及参与生态。受人机交互研究“拆解AI”视角启发，文章提出“概率事实的核查”框架，将核查视野追溯至输出、数据与生态系统三个维度，并以三个经验案例揭示各维度的实践张力与权力不对等。概率事实的核查，不仅是理解人机共生时代“何为可信事实”的一个关键命题，也为数字新闻业的媒介韧性建设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路径、可探索的经验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