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依附”到“价值共创” ——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共生模式研究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 仲丽伟 276800
　　摘要：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着一种张力，传统“资源依附”模式把遗产当作能够用于旅游消费的静态素材，使得文化意义被稀释，地方认同也被弱化。转变到“价值共创”范式，这意味着要重新去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属性跟旅游开发之间的相互建立关系。本文立足日照地区的乡村文化遗产，探究共生模式的理论意义、实现的路径。研究发现，从依附到共创的转型，本质上是权力关系、文化逻辑的再次重组，乡村文化遗产真正的活力是源于它在流动场景里被不断重新阐释的能力。
　　关键词： 乡村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共生模式;日照非遗
　　一、从“资源依附”到“价值共创”：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一)破茧与重生：挣脱资源化思维对遗产生命力的禁锢
　　乡村文化遗产长久以来被定义在“资源”的认知框架以内，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常常会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迹还有民俗当作能够用来提取、销售的经济要素。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隐藏着危机：渔村号子只有登上舞台才被认为“有价值”，传统手艺仅仅在伴手礼生产线上进行标准化复制的时候才被“保护”，那么遗产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就会被切断。日照“岚山号子”曾经面临过相似的状况，旅游旺季产生了速成版本的简化号子，原来随着潮水涨落的劳作节奏被压缩成了三分钟的舞台秀。资源依附模式的问题不在于“用了遗产”，而在于用完之后遗产反而变得单薄，保护异化为符号的空壳式留存。脱离这一逻辑，需要承认遗产是依赖具体人群在具体场景中实践来延续的意义系统。价值共创的第一步，正是将遗产从“被利用”提升至“被共同生成”，让各方形成相互塑造而非单向索取的关系。有学者针对广西桂林大碧头村文化遗产保护，提出持续推进传统村落景观保护规划、促进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方式多样化、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发挥村民内生动力四条对策。针对大碧头村旅游开发，提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配套服务;加大宣传力度，优化营销体系;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激发人才活力;推进村志、村史的编纂和村史馆的建设;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创意园;打造居家式体验旅游业态六条对策[1]。这一系列对策表明，从资源依附转向价值共创，需要在制度、文化、人才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重构。
　　(二)根系的苏醒：让地方认同在旅游流动中重新扎根
　　旅游开发若仅追求经济效益，往往会导致地方文化认同的消逝。乡村文化遗产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其不可迁移的根系属性。价值共创范式的第二个意义，便是让旅游成为根系苏醒的催化剂。当游客成为有限度的参与者，当开发不再是“把遗产搬上货架”而是“把人引入脉络”，沉寂的地方知识便获得新的讲述场景。本地居民在这一进程里再度明确自己与文化传统的联系，获取到在得到外来目光认可之后的身份自信。这种双向认同的产生，即游客得以拥有深度体验，居民收获文化尊严，构成了共生模式的本质区别。日照黑陶烧制技艺的传承实践能够看出，旅游项目让游客亲自体验拉坯，聆听老匠人讲述窑火规矩背后所蕴含的伦理故事，那么一件陶器就不只是商品，更是关系的媒介，意义在这种关系中得以生成，而这正是价值共创的关键机制。
　　二、从“资源依附”到“价值共创”：共生模式的具体策略
　　(一)从单向征用到契约互惠：构建多主体协商的制度接口
　　资源依附模式下，文化遗产的管理权往往被单一主体垄断，这种垄断造成决策链条中始终缺失关键声音：传承人的生计焦虑、社区居民对空间被占用的不满、游客对过度商业化的厌倦，都无法有效反馈到开发方案中。价值共创要求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接口，可以是遗产理事会、社区共管委员会或定期多方评议会。关键在于将“知情—同意—受益”拆解为可操作的程序：开发前公示遗产影响评估的非专业版本报告，开发中允许传承人叫停不当展演，开发后将部分利润投入社区文化基金。制度设计的核心是降低参与门槛，让渔民的抱怨、匠人的建议、导游的观察真正成为修正开发轨迹的变量。这种契约互惠是在承认权力不对等的前提下，用程序正义约束强势方的逐利冲动。
　　(二)从景观展示到日常嵌入：让遗产活在可参与的实践链条中
　　资源依附模式偏爱“景观化”，将非遗从生活流中进行截取，安放在舞台、展厅、节庆广场等被标记为“文化区域”的空间里。这种做法强化了一种隐含判断：文化遗产是特殊的、需要门票才能接近的东西，与日常生活无关。价值共创则试图将遗产重新缝回日常实践的布料中，不是粗暴否定旅游的展示功能，而是扩展展示的层次。最表层是快速消费的表演或产品，中层设置需要轻度参与的体验项目，最深层创造一种“陪伴感”——游客离开后仍可通过线上社群、材料包等方式延续与文化传统的关联。日照农民画可以开发为餐馆桌面的防烫垫图案、民宿钥匙挂牌的手绘元素，甚至外卖包装上的节气故事序列。遗产的生命力与其被实践的频率成正比，而实践不需要总是隆重的。当游客在日照民宿被教用石磨做豆腐，他不是在“体验非遗项目”，而是在真实的早餐准备场景中与古老食材处理方式相遇，这种轻量与随意反而比剧场化表演更能留下记忆痕迹[3]。
　　在2026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二月二舞龙大会活动中，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民间艺术研究所刘飞教授他们团队开发的5项非遗创意作品——《迎新年》《福禄寿喜财》《孔子见老子》《一马当先》《金蟾》在“时尚非遗秀”这个环节亮相登场。这些作品把日照本地的剪纸、农民画、黑陶、大漆、玻璃艺术等传统工艺相互融合起来，用现代的设计语言给非遗一种全新的呈现的方式。更需要留意的是，在“非遗焕新”好物展销区域之中，老师和学生所设计的咖啡杯，挂饰，摆件等非遗文创产品，已经不再是仅仅作为摆放在展柜里面的“景观”，而是成为可以被市民以及游客进行购买、使用、携带回去的日常物品。这些产品将文化方面的意蕴和实用方面的价值相互融合起来，吸引了众多市民以及游客停下来进行观赏并且争着去进行购买。从舞台进行展演到展销区域里的日常消费物品，很多非遗文创产品实现了从“被观赏”到“被使用”的转变。
　　(三)从标准叙事到方言网络：用地方性知识重构传播语法
　　随着爱国主义教育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对红色旅游的日益重视，红色旅游景区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2]。然而，资源依附模式倾向于生产标准化叙事——官方宣传片的唯美慢镜头、景区解说牌的概括文字、导游词的固定套路。这些叙事形式将游客和公众定位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地方知识的活态传承过程被简化为单向灌输。价值共创需要的不是更精美的宣传品，而是更具开放性的“参与式传播”。参与式传播的核心在于打破“传承人讲、游客听”的单向格局，转而建立一种可以双向流动甚至多向交织的互动关系。日照沿海村落中关于“龙王节”的传说，其生命力恰恰在于不同村民在不同场合的讲述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记忆碎片。重构传播语法意味着放弃追求叙事的绝对整齐，转而搭建能够让公众亲身参与、动手实践、主动提问的传播平台，包括可操作的体验工坊、可对话的传承人直播、可走进的社区课堂。游客和公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在亲身参与中生成自己对地方文化的理解，这种主动的认知过程本身就会强化情感连接。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民间艺术研究所成立于2016年，设立黑陶大师工作室、农民画工作室、剪纸工作室等多个非遗项目工作室，将日照黑陶、剪纸、农民画等非遗项目引入课堂。在黑陶课堂教学中，学生亲手拉坯、参与制作。留学生农民画实训课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成为非遗的体验者。此外，研究所师生多次组织民间艺术家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敬老院，开展“文化赋能 手艺兴村”剪纸技艺公益培训等活动。在这些场景中，非遗的传播不再依靠官方宣传片的唯美慢镜头或者景区解说牌的概括文字，而是在传承者和社区居民，乡村妇女，部队官兵，老年人的真实互动之中达成。这种双向参与式的传播，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那种必须借助门票才能够去接近的特殊存在，而是变成了能够被普通人们理解，运用以及再创造的意义体系。
　　三、小结
　　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合理保护和利用这些文化遗产，能够更好地保护乡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基，为乡村旅游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不断提升旅游品质，逐步形成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的双赢局面[3]。从“资源依附”转变为“价值共创”，这其实是对文化遗产存在方式进行的一种重新定位。日照的非遗实践能够表明，共生模式依靠三重努力得以实现，在制度方面要打破决策垄断，在设计方面要拒绝剥离日常，在传播领域要激活叙事复数形态。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并非是封存过去的技术，旅游开发也不是榨取符号的生意，真正的共生出现在每一次允许意外相遇的具体场景里。当渔民劳作被观看但没有被粗暴改编，当老匠人的犹豫被倾听而非被简化成励志故事的时候，保护与开发就不再是零和博弈。共生模式的脆弱与韧性都源自其不能被标准化复制，而这恰恰是乡村文化遗产最值得的守护之处。
　　参考文献
　　[1]廖国一,韦娜,刘星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以桂林大碧头村为例[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3,37(5):1-9.
　　[2] 洪阳,周晴,刘钰信,等.十堰市红色文化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制研究[J].现代商业,2024,(13):153-156.
　　[3]王海菊.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背景下农村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