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山东段：漕运过处皆繁华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大运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大运河”是201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专有名词，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狭义的“大运河”则指其中最为核心的京杭大运河，全长约1800公里。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呈“人”字形向东北和东南延伸；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后，翻修隋唐大运河时，水利专家郭守敬选择“截弯取直”，放弃了绕行中原的弧形路线，直接打通山东，使运河成为南北直线通道。京杭大运河山东段自北向南依次穿过德州、聊城、泰安、济宁、枣庄五市，全长643公里，约占全线三分之一。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摄影 张博

山东段是大运河全线海拔制高点，为天然“水脊”。大运河汶上南旺段，与南北两端高差超过30米。为此，元明清三代在大运河山东段修筑百余座船闸控水通航，“闸漕”“闸河”因此得名。

明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疏浚会通河，采纳汶上治水能人白英“引汶绝济”方案，修筑戴村坝、开挖小汶河引水至南旺，实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精准分水。工程落地后，会通河年漕运量从不足百万石增至四百万石以上。

聊城市文物事业服务中心研究馆员魏聊介绍，黄河是影响大运河山东段兴衰的关键。黄河可为大运河补水，但泥沙淤积、汛期溃决始终威胁漕运，元明清三代均以“治河保运”为根本原则。元代运河通航六十余年便遭黄河决口淤废；明代重开会通河，将河道东移15公里避黄水侵扰，但张秋镇至戴家庙段依旧险情频发，民间衍生“避黄如避贼”之说。

泰安汶水上的戴村坝，始建于永乐九年（1411年），它以“引汶济运”的奇思妙想，保证了明清两代大运河的畅通，号称“运河之心”。摄影 李玉建

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驯驻守济宁期间，提出“束水攻沙”治河方略，后世沿用数百年。1855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入海，漕运被迫“借黄行运”，河道时通时淤。1901年，清政府最终废止漕运。

大运河在山东畅行的几百年里，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颠覆性改变。

经济上，大运河彻底重塑了山东沿运城镇格局。明初临清人口仅八千，明中后期发展为20平方公里、20万人口的全国商贸都会；济宁从小城进阶为“运河之都”，成为鲁西南商贸核心。

商贸鼎盛情况，临清钞关最具代表性。全河八大钞关中，临清钞关税额常年领跑，1597年时，税银甚至占全线四分之一，高居榜首。

文化上，大运河重塑山东人文特质，打破本土农耕思维，催生出市井商业文化。《金瓶梅》便以临清市井为创作蓝本，记录商业文明与传统伦理的碰撞。

南北文化更是在这片土地上得以交融共生。江淮菜系落地山东，衍生出临清八大碗、什香面；建筑融汇晋派、徽派风格，形成码头建筑美学；木雕、面塑等民俗互通，拉魂腔源自运河纤夫号子，东平端鼓腔为运河渔民祭祀民俗。

齐鲁文教版图也发生深刻变化。康乾南巡多次驻跸鲁西，留下诗文题刻；沿岸文教兴盛，明清山东近半数书院坐落运河沿岸。科举层面，沿线州县举人占全省半数以上，明后期占比近七成。

大运河山东段保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在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背景下，深入挖掘两河文化资源、推动两河文化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郑民德认为。

（大众新闻记者 曾轲 张九龙 通讯员 张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