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连夺“六首”的旷世奇才是谁？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暮春，一匹快马从长安城礼部贡院疾驰而出，马蹄声叩醒了无数等待的命运。马背上的差官高举一张红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人群中，一位年过五旬的士子并未向前簇拥，只独自静立于古槐之下。当差官念出“崔元翰”三个字时，他闭上了眼睛。五十余年的清苦与等待，在这一刻化作了无声的释然。

然而满朝文武和天下士子都不知道，这只是崔元翰科场传奇的序幕。此后的短短数年间，这位年过半百的“老状元”又接连参加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制科考试，每一次都拔得头筹。京兆府试、礼部省试、殿试，加上三场制科——六场决定命运的大考，他场场第一，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据可考连夺“六首”的旷世奇才，名动天下。他，就是大唐“考神”崔元翰。

博陵家学，独坐书斋磨一剑

崔元翰，名鹏，字元翰，以字行于世。他出身于唐代顶级门阀“五姓七望”之一的博陵崔氏。他的父亲崔良佐是明经科出身，以学术见长，却因母亲去世而辞官归隐，在白鹿山结庐而居，潜心治学。最令人称奇的是，崔元翰在年轻时便得到了当时政坛的风云人物杨炎的引荐。杨炎是唐代著名的财政改革家，曾创“两税法”，权倾一时。据史书记载，杨炎很早便发现了崔元翰的才华，打算直接向朝廷举荐他，授予他“补阙”的要职，以他异于常人的学养和仕途的履历，完全可以直接步入官场。然而，崔元翰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恳切地拒绝了杨炎的美意，坦言道：“我希望先通过科举考试，堂堂正正地踏入仕途。”

他性格孤高不合群，把所有的时间都投进了书卷之中。博陵崔氏的子弟凭借门荫入仕者不乏其人，可崔元翰却选择了做学问这条最苦的路。

唐制中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在中唐时期，录取率极低。每年及第的进士不过二三十人，由于朝廷取士极少，就连豪门望族的子弟要想金榜题名也要苦苦打拼很久。士人若想脱颖而出，要么在“行卷”中让文坛巨匠递条子、拉关系，要么依附权贵做幕僚另辟蹊径。可崔元翰迟迟不肯出山，就像一把被埋在深土中的宝剑年复一年地磨砺锋芒。史载他“通经史、工诗文”，“年近五十始举进士”。五十岁的年龄，在唐代已是人生暮年，可对崔元翰而言，命运的火种才刚刚开始燃烧。

三甲同榜，兄弟联名震朝野

建中二年（781年），崔元翰第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二岁。而与他同科赴考的，还有二弟崔敖和三弟崔备。

那一年，主考官是礼部侍郎于邵，一位以知人善任著称的名臣。当时贡举之弊颇为严重，“行卷”之辞泛滥，考前甚至已有各种私下说情。于邵却不徇私情，坚持唯才是举。当他读到崔元翰的卷子时大为惊叹，当着其他考官的面断言：“此人不十五年当掌诏令。”据《唐语林》等唐代笔记记载，那一年崔元翰、崔敖、崔备三人名次非常高，长兄崔元翰高中状元，二弟崔敖紧随其后，三弟崔备也名列前茅，三人几乎包揽了一甲。那一年进士科总共仅录取十七人，崔氏一门独占三席，此等盛况在大唐科举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于邵的预言精准得令人叹服——从崔元翰中状元，到入朝为知制诰，替天子起草诏令，恰好不足十五年。于邵慧眼识才的轶事也因此被写入史册，流传甚广。

更令人称道的是二弟崔敖的骨气。当年崔敖得知可能在试题方面遇到泄密的困境，为了避嫌保住清名，竟然当众请求主考官更换试题，宁可临时重做一套生题，也要保住清白之身。时人据此认为，这份清高与骨气，与长兄崔元翰如出一辙。

连战连捷，再造制科夺魁首

若仅在进士科中夺魁，崔元翰或许还担不起“考神”这个名号。真正让他独步千古的，是他在制科考试中连战连捷、所向披靡的惊人实力。

唐代科举除进士、明经等“常科”外，还有“制科”，由皇帝亲自下诏临时举行，专门选拔特殊人才。制科没有固定考试时间，也没有固定考试内容，每次都是全新命题、选拔标准极高，考生必须有极其广博的学识才能应对，是文人心目中公认的“最难闯的科举关”。崔元翰偏偏迎难而上。状元及第后，五十二岁的崔元翰转身便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选拔，再次斩获第一。接着，他又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依然名列榜首。

《旧唐书·崔元翰传》载：“崔元翰者，博陵人。进士擢第，登博学宏词制科，又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三举皆升甲第，年已五十余。”加上早年在府试夺魁的记录，崔元翰成为有据可考的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在如此多层级上连夺魁首的旷世奇才。宋代学者钱易在《南部新书》中感慨：“崔元翰晚年取应，咸为首捷：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这份统治力，在中国科举史上仅有极少数人能够企及。

历佐幕府，文胆殊世撑边塞

金榜题名后，已经五十多岁的崔元翰离开了长安，却并没有立即获得朝中显职。为了报答朝廷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历练自己的吏才，他毅然接受了出任节镇幕僚的职务。

当时，义成军节度使李勉镇守滑台，军政繁忙。李勉素以“礼贤下士”闻名，听闻崔元翰之名，便征辟他入幕，在府中负责文书奏表，积攒实务经验。在滑台数年，崔元翰以文笔扎实、处事周全颇受称道。此后，另一位名将——北平王马燧镇守太原，闻听崔元翰才华过人，也盛情相邀，表奏他为太原府掌书记，管军中文牍。

在唐代，军镇幕府的“掌书记”一职相当于今日的参谋长兼机要秘书，既要为节帅起草上报朝廷的公文，又要下达指令、协调各方，可谓中枢重器。崔元翰在此岗位上兢兢业业，凡经他之手发出的文告皆“训辞温厚，有典诰风”。马燧常倚重崔元翰的学识，军中重要方略要请他斟酌，朝廷往来章表常常出自他一人之手。幕僚生涯虽然远离朝堂，却是他后来入朝为官、登上重要职位的坚实跳板。

掌诰赋诏，一代文宗立朝堂

贞元三年（787年），崔元翰应召入朝，担任太常博士。贞元七年（791年），他官运亨通，历任礼部员外郎，转职方员外郎，进而升任知制诰。这是替皇帝起草诏令的要职，天下文人心目中地位极高的清要之职。唐代的“内制”主要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后建储等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诏书，“外制”则为一般性诏书，崔元翰的角色，相当于皇帝身边最核心的文字大秘。

崔元翰为文典雅厚重，思致精密，言必有据。《新唐书》称其文“训辞温厚，有典诰之风”。其文风师法班固、蔡邕，尤善对策、奏记及碑志。他主张“文以载道”，与古文运动的先贤们一脉相承。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崔元翰生前著录有文集三十卷，可见他在当时文名之盛。贞元年间，他与古文大家梁肃同时活跃于文坛，时人并称“崔、梁”。

权德舆在《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中，曾对其文章大加赞赏，这段评价可谓字字珠玑，肯定了崔元翰在唐代散文史上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权德舆本人便是当时的文坛盟主，由他出面为崔元翰文集作序，足以证明崔元翰在当时已是公认的文坛旗手。

刚肠难折，冰心不肯媚一时

然而，崔元翰的仕途走得磕磕绊绊，成也性格，败也性格。《旧唐书·崔元翰传》这样描述他：“性太刚褊简傲，不能取容于时，每发言论，略无阿徇。”

当时宰相窦参辅政，由于欣赏崔元翰的文才，将他擢拔知制诰。可崔元翰并不感恩戴德，在政务上依然坚持自己的是非判断，毫不阿谀。这自然引起了窦参的极度反感，史载他“每发言论，略无阿徇，忤执政意，故掌诰二年而官不迁，竟罢知制诰，守比部郎中”。从替皇帝起草诏令的知制诰，沦落为闲散部门的比部郎中。

权德舆在为崔元翰文集作序时，一语道破了他的宿命：“然清刚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达中废，斯亦命之所赋也。”权德舆既为他文章的高妙而赞叹，又为他性情过刚而惋惜。权德舆的序中，字里行间都藏着深深的叹息——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一生抱负因不肯低头而付诸东流。

崔元翰晚年的生活极为清贫。他“性喜孤独，极少结交”，将所有俸禄都花在了购书治学上。他不经营产业，也不知积攒钱财，把毕生心血都付与了诗文。权德舆文集序中称其“介特寡徒，晚达中废”，高才不遇的境遇令人扼腕。

桃李不言，慧眼荐贤传佳话

崔元翰在朝中虽因刚直受挫，却有一个极易被后人忽略的闪光点——他善于选拔、奖掖后进，堪称唐代最有慧眼的“伯乐”。

贞元八年（792年）春，时任虞部员外郎的崔元翰与文坛好友梁肃一起，协助主考官陆贽通榜选拔人才。当年他们力排众议，推荐了一批出身孤寒、却才华卓越的考生，其中包括后来名垂青史的韩愈、李观、欧阳詹等青年才俊。进士及第的二十三人后来多成为一代名臣名士，此榜时人赞为“龙虎榜”，光辉掩盖了任何一个时代。韩愈三次名落孙山，正是在这一次才得以及第，人生的命运被彻底扭转。中进士后他满怀抱负，写《上崔虞部书》致信崔元翰。史载“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清近者十馀人”。阅人无数、从不轻易许人的权德舆慨叹：“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可见这两位文坛前辈对后辈的奖掖提携是当时公认的事实。

文史流芳，一辞吟尽千秋意

贞元十一年（795年）的夏天，崔元翰在长安悄然去世，终年六十六岁。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是金榜，最暗淡的是暮年。他的妻子郑氏带着年幼的儿女，因家贫竟一时无力归葬。所幸友人梁肃、柳冕等倾囊相助，才勉强凑够费用将他魂归故里，安葬于博陵。郑氏携子女扶柩，在这年的秋冬之际，送这位叱咤考场的旷世才子走完最后归乡的路。崔元翰虽然官职仅止于比部郎中，未有显赫的爵位与家财，却留下了长达三十卷的文集和震动后世的考场传奇，在青史长河中留下了一抹清辉。

崔元翰存诗虽不多，但他师法班固、蔡邕，每一首都是佳作。其诗“含风摇砚冰，带雨拂墙衣。乍似秋江上，渔家半掩扉”。短短二十字，清冷从容，把一位孤独文人在深秋雨夜里的静谧与超然写到了骨子里。全诗不着悲苦之语，却无处不透着一种看破世态的清峻。《全唐诗》录其诗七首，每一首都精炼典雅。

金榜题名时没有得意忘形，落魄潦倒时没有委曲求全。这便是崔元翰，一位从未向权贵弯腰、始终挺直脊梁的“考神”。他宛如一柄沉埋在泥沙中的宝剑，生前暗无天日，千年后拂去尘埃，却依然寒光逼人。他用六场大考的首捷向世人证明：真正的才华不怕晚来，真正的脊梁不会折断。

□邓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