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忘不了端午麻烫头的香

在青岛，六月的风大多还是清凉的，少有燥人的暑热。清凉的风裹着海腥味儿，裹着轻柔的粽香，漫过栈桥，漫过金沙滩，漫过西海岸，漫过岛城的每一个角落。端午临近，超市里已摆好端午大集，各种口味的粽子、五颜六色的香囊、新颖的艾草花束摆满货架，琳琅满目。女儿精心挑选了五彩手链戴在腕上。这让我不禁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想起从前的端午节。

我生长在鲁西南的一个村庄，小时候“端午”是口口相传的“五月当午”，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当然地误认为“五月当五”。直到前些天才弄明白，乡亲们说的是“当午”，自古以来就是“端午”的别称。那时候没有听说过粽子，每逢端午，唯一的庆祝方式便是母亲炸一筐“麻烫头”。

黎明时分还带着些许夜色，母亲便在厨屋忙活了。母亲先和上一盆面糊，手握筷子扯起面糊在盆中快速地反复摔打，发出啪啪的响声，声声脆响将我从睡梦中叫醒。我跑进厨屋，只见面糊被母亲摔打得油光发亮，富有弹性，能粘着筷子被扯出老长。母亲将平底锅放在大锅灶旁的小灶上，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厨屋里都有大小两个地锅灶。大锅灶用来蒸馍、煮饭，像父亲，用伟岸的身躯和强劲的力量负担起家人的主食；小锅灶用来煎炸、炒菜，像母亲，用灵巧的双手和细腻的心将简单的生活调出花样。大锅灶和小锅灶，父亲和母亲，共同撑起一家人的三餐烟火，四季安然。母亲往平底锅里倒上自种自磨的花生油，柴草的火焰在锅底烘烤。母亲蹲在灶边，一手捏一根筷子，同时插进盆里将面糊挑起，迅速转动手臂，将面糊缠在筷子上，缠成面团，移到油锅上方，将面团轻轻划拨丢进锅里。白色的油花在面团周围翻腾，吱吱作响。面团底部首先被炸熟，变得圆润平整。顶部的面糊会在入锅的瞬间向周围缓缓流淌，淌出一个边沿，妥妥大出一圈儿，犹如一个面人的脑袋戴着桂冠，又宛若绽放在油锅里的花朵。不一会儿，一个个面团被炸成金黄，便成了熟透的“麻烫头”。母亲用笊篱将它们捞出，漏净油滴，倒进馍筐里。母亲耐心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面团从筷子上滑落，汗水从母亲的脸上滑落。浓郁的香味儿在厨屋、在院子里、在村落的上空氤氲。

早饭时分，面糊盆见了底，麻烫头堆满馍筐，金灿灿闪着亮光。母亲不知道屈原是谁，也不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谁，但母亲知道逢年过节就要敬天地、敬神灵、敬祖先。母亲端一碗麻烫头走到院里，念叨着敬奉和祈愿的言辞。只有母亲完成她的仪式，我们才能开始享用美食。我和弟弟迫不及待地一手抓一个麻烫头，咬一口，外皮焦脆、鲜香，内瓤布满了规则的圆孔，像莲藕，像蜂窝，嚼一嚼，软糯、筋道，好吃得直叫人停不下来。

那时候，家里每年都种十几亩麦子，收麦子完全靠人力，很累、很慢，收麦季持续一个多月，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从小学到初中，学生和老师都放麦假，端午节总躲不过漫长的收麦季。但再忙，端午节母亲都会炸一筐麻烫头。母亲常说：“老祖宗传下的规矩不能破。”到现在，母亲还保留着一些老习俗原有的模样，她用这种方式为我们改善生活，给我们节日的仪式感，也让我们更好地记住先人留下的传统节日。

后来，乡镇的风裹着麻烫头的幽香将我吹进了县城的高中。高中没有了麦收假，也没有端午假，麻烫头在其他乡镇同学的口中有了不同叫法——油馍头，但我还是喜欢叫它麻烫头。县城高中的端午节依然没有粽子。早晨，和同学相约到校外的摊点要上一块钱的麻烫头，再要一碗五毛钱的胡辣汤。麻烫头就着酸辣味的胡辣汤，于我是一种新的吃法，也是我高中时端午节的美食了。那种味觉记忆至今时常在脑海萦绕。

高中毕业，我来到离家千里的青岛读书，第一次见到了山和海，也第一次见到了粽子。定居青岛二十余年，粽子成了端午节的标配，但在青岛从来没见过麻烫头。最后一次吃麻烫头已是十年前，还是在高中母校附近，还是麻烫头就胡辣汤，是寻着味儿特意去的。

老家的厨屋已翻建多次，大锅灶做了升级，小灶和平底锅早已消失多年。母亲年纪大了，动作变得迟缓，不便再为生活调出花样。母亲做饭也少用大锅灶，改用煤气灶和电锅了。所以即便回老家也很难吃到母亲炸的麻烫头了。

去年端午前夕，回了趟老家。老家的床铺总是黏人，太阳爬过树梢，阳光透过窗将屋内照得透亮，而我还在睡梦中徜徉。依稀听到小贩的吆喝声，我才从梦中醒来，走进厨屋。母亲说街上来了个卖粽子的，很稀罕，想让我尝尝，就买了一块。在一个小盆里，我看到了母亲说的粽子，与其说是粽子，不如说是米糕。没有粽叶包裹，一个刀切的方块，白米中裹着几颗红枣。我用筷子夹一口放进嘴里，像是吃了一口加了红枣的稠米饭。说实话，它的样貌和味道都很一般，和母亲做的麻烫头相差甚远。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又一年端午，想起了母亲炸的麻烫头。

（王首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