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齐鲁”

我们总是习惯以“齐鲁”指称山东，实际上，与行政区划概念“山东”一词不同，“齐鲁”更倾向于文化范畴。

“齐鲁”源于先秦。自西周王朝册封诸侯始，疆域大致存于今日之山东的齐、鲁两国，历经近千年的互动与融合，孕育出熠熠生辉的齐鲁文化，使“齐鲁”二字超越地域范畴。

同源共生，花开两朵

齐与鲁的文化融合之路，实为一场历时近千年、充满张力的同源汇流。

这一源流即东夷文化。石器时代，生活在山东大地上的族群，是东夷人。这片沃土孕育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以及高度发达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东夷族所创造的文化即东夷文化，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东夷人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古代典籍中有不少记载。夏商时期，齐、鲁即今山东一带均为其势力范围。商文化的影响除史料典籍记载外，也有地下文物可证。因此说，东夷文化、夏文化、商文化为齐鲁文化的共同渊源。”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伯齐考证认为，大舜是传说中东夷族早期的领袖人物，以舜为代表的舜文化就是东夷文化。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魏建曾撰文指出，“新出现的东夷史前文化研究成果，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东夷文化不仅不是落后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同期的中原地区。”

西周时期，齐、鲁两大诸侯国分封而立。周初建立封国，姜太公封于齐，都营丘；周公旦封于鲁。周公留周都辅佐成王，由其子伯禽赴鲁执政。

姜太公、伯禽都是周文化的政治代表，齐、鲁所执行的也都是周王朝的典章制度。两位统治者对待当地土著文化的态度和建国后所执行的政策却有不同。

李伯齐介绍，从西周之初到春秋前期，齐、鲁两个诸侯国因对原东夷文化的改造程度不同，使两地文化风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齐“因其俗”，对土著文化即东夷文化有较多保留，形成了有别于周文化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即重实效、崇功利、举贤才、尚法治、倡开放的齐文化。鲁则“变其俗”，将周文化移植过来，特别讲究道德名节和宗法伦理观念，而成为宗周在东方的文化代表。

分道扬镳，差异发展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立国方略，让齐、鲁两国文化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事实上，齐、鲁两国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国力的提升不断发展的。

齐为春秋大国。姜太公封齐之后，即以武力征服了齐国东部莱夷等部族的反抗，又以文化上的宽容容纳了东夷土著文化。

在魏建看来，姜太公对齐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经济路线是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以农工商并重富民强国；其政治路线是“尊功尚贤”“礼贤下士”，使大批出身寒微的政治家走上齐国的政治舞台，并形成一种用人传统。如太公之后的管仲和晏婴都不是贵族出身，却成为威震华夏的治国贤相。这为齐文化奠定了兼容性和务实性的基础。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既继承了姜太公的治国路线，又有新的发展。对内强国富民，对外“尊王攘夷”，在管仲的辅佐下，为齐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土壤。

“太公治齐，对东夷土著文化试行了容纳和顺应的政策。齐管时期，则对东夷文化采取了改造和革新的方针。同时吸收周文化的治国精华，将齐文化改造成为脱离了东夷文化窠臼而独具特色的、更富于开放性和自身活力的区域文化类型。因此，桓公称霸也标志着齐文化走向成熟。”魏建认为。

伯禽治鲁后形成的鲁文化则截然不同。鲁国深受“礼乐”传统与“重农”思想影响，其文化特色为重伦理、尊传统、崇秩序。伯禽治鲁，自然地把周礼带到其统治辖区，并试图从根本上革除当地的东夷文化。伯禽花了三年时间，才彻底移风易俗，使鲁国成为“礼仪之邦”。

西周衰落之后，中原各国呈礼崩乐坏之势，受周代礼乐文化熏陶最深的鲁国便以周文化的正宗自居，鲁国也的确成了宗周礼乐文化的集中所在，故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说。

“周礼的权威性，加之邹鲁一带原本是古老的文化中心，具有历史悠久、典籍丰厚的环境条件，使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这块土壤上滋生和发展起来。”在魏建看来，儒被重视，体现了诗书礼乐之被重视；儒最先在鲁国产生，说明这里已然成为礼乐文化最肥沃的土壤。

至此，齐、鲁两国文化尽管极不相同，但都各自呈现出相对的成熟形态。

多元融汇，殊途归一

齐、鲁两大诸侯国的文化风貌，尽管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迥然有异的特征，但它们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

齐国和鲁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未间断。地缘相近、政治联姻和不断上演的战争与摩擦，为两地的文化融合提供了现实土壤。

春秋时期，孔子赴齐国，使儒家思想对齐国产生了最初的影响。战国时期，孟子两次赴齐国，被齐王授予上卿之位。孟子在稷下长期讲学，对于推动鲁文化向齐文化的渗透，产生了深远影响。齐文化则因其学术民主、广开言路、兼容并包的泱泱大国风度，并不排斥鲁文化的影响。

“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多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交会，在山东地区主要是促进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合流。”魏建认为。

比如，孔子吸收管仲人本主义思想和富民强国的政治主张，进而把它提升到“仁学”思想的高度。孟子在齐国，既向齐国传播鲁国的儒家文化，同时也在接受齐文化，既为儒家“亚圣”，又是最著名的稷下学者之一。

文化的影响总是相互的。齐文化和鲁文化之间，固然存在许多对立的因素，但正是这些对立因素的存在，使得齐文化和鲁文化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

政治上，齐文化尚霸道，鲁文化尚仁道；经济上，齐文化讲求农工渔商共同发展，鲁文化讲求以农为本；法治上，齐文化重刑罚，鲁文化重德政；外交上，齐文化主张立兴霸业，一匡天下，鲁文化主张弘扬王道，平治天下。

“齐、鲁两地文化之间的这些互补性因素，使得整合后的齐鲁文化具有极强的张力。”在魏建看来，齐文化以政治、经济优势征服了鲁文化，而鲁文化以思想、道德优势更多地征服了齐文化。“整合后的齐鲁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多地带有鲁文化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文化，达到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文化水准。以孔子、孟子、孙武、孙膑、晏婴、邹衍、扁鹊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巨人，成为彼时齐鲁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及至秦、汉，虽然关中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政治中心西移至咸阳、长安一带，但思想文化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仍是齐鲁地区。尤为重要的是，秦始皇实现地理统一，让齐学和鲁学走出地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动齐鲁之学最终演化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

变化不居，生生不息

齐鲁文人走向全国舞台的道路并不顺遂。秦朝“焚书坑儒”，在秦始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行动中，受打击最大的就是齐鲁文人。尽管如此，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仍“以（儒）学显于世。”

汉王朝对秦代政治路线的反拨，则重新给了齐鲁儒士大显身手的历史机遇。

刘邦为了统治需要，两次过鲁都要表现一下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一次是在鲁南宫召见儒学大师申公及其弟子；另一次是亲自去孔子墓前“以太牢祠焉”。文、景两帝，更以利禄引诱，将有才学的齐鲁儒生收入麾下。在汉代新的政治气候中，齐鲁文化再领风骚，研究儒家经学一时引为风尚。

齐鲁儒学的影响逐渐渗透至政治、学术和人文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位。至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学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开始脱离自身的区域文化形态，进入到大一统的民族文化的核心部位。

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的“儒术”已非孔儒之本来面目，而是“外儒内法”的改良产物。同时，儒学一旦上升到“独尊”的地位，其自身的异化愈加难以避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齐鲁文化=儒家文化。显然，这无疑是把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了。

在魏建看来，齐鲁文化几乎包容了新生的诸子百家的所有思想，其内容博大精深，是当时任何区域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产生于鲁国的以孔、孟为代表的鲁国学术文化，是此前正统宗周文化本质精神的承继。产生于齐国的以管仲、晏婴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和以稷下学宫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与鲁国孔孟文化一起构成了庞大的齐鲁文化体系。”

魏建分析，“齐鲁文化=儒家文化”的普遍感觉背后，实际藏有并不简单的理性逻辑，那就是“齐鲁文化”“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之间的重要联系，也包含了“齐鲁文化”自身重要的演化轨迹。“齐鲁区域文化本来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构关系，更兼全民族范围的外土普适性，再加上历代统治者对儒家文化作为正统文化的利用，使得齐鲁文化自身不由自主地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区域文化—儒家文化—民族传统文化。”

区域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齐鲁文化始终变化不居、生生不息，在当代依然保有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或许，也只有理解了这些，才能真正理解何为“齐鲁”。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