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医生”用AI给千年文物把脉问诊

当文物生病了，该怎么治？近日，上海博物馆的两位文物医生出版了新书《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讲述了文物医生给古陶瓷与青铜器“治病”的十个故事。

这两位文物医生是戴维康和张珮琛。戴维康从事古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有十余年。大学时他学习艺术史，并由此开始对文化遗产产生兴趣。201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后，他跟随资深古陶瓷修复师卜卫民学习古陶瓷修复，目前已参与200多件珍贵文物的修复。张珮琛从事青铜器保护修复工作三十多年。1993年进入上海博物馆后，师从老一辈青铜器修复专家黄仁生，从最基础的清理、拼接、补配开始学习，目前已参与修复各类青铜器数千件。这些年，他先后参与了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青州龙兴寺遗址、三星堆遗址等重要考古项目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文物医生该怎么治病？AI等新技术在文物修复中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戴维康和张珮琛的回答，文物医生的日常变得清晰。这是一份被大众认为有趣的工作，但实际工作中可能常常需要坐冷板凳，耐心必不可少。有时一件文物的修复要耗费数年时间。有时一天重复地工作，也只能清理出文物边缘的几毫米区域。这是一份需要掌握跨学科知识，不断学习新知识的工作。每一件文物该怎么修，修到什么程度，有时需要文物医生调动历史学、考古学、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学、美术学、机械工程、计算机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才能作出判断。在给文物把脉问诊的过程中，AI等新技术的加入，让文物医生找到了得力的数字助手，大大提升了修复效率。但同时，技术再发达，也不能代替人，因为给文物治病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人文关怀。如何把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通过修复讲述出来，是只有文物医生才知道的“秘方”。

以下是两位文物医生的讲述。

戴维康

记者：你们的新书叫《文物医生》，文物医生和真实的医生有哪些相似之处？

戴维康、张珮琛：“文物医生”这个名字，来自公众对文物修复师最直观的理解。很多观众第一次进入修复室，看到显微镜、手术刀和各种检测设备时，会自然地说：“你们像在给文物做手术。”久而久之，“文物医生”就成为这个职业最形象、最有温度的称呼。

但它并不只是一个浪漫称呼。文物修复确实很像医学：医生不会一上来就开刀，修复师也不会一上来就动手。修复前要先“问诊”，观察文物的病害，检测病害情况，分析材料与损伤原因；修复过程中像“手术”，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精准干预；修复完成后，还要考虑它未来怎样保存、展示和继续被研究，并进行长期监测与预防性保护，就像康复治疗一样。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医生还是文物修复师，都承担着一种责任。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文物修复师面对的是文明。我们的工作目标都不是留下自己的痕迹，而是尽可能帮助对象恢复稳定状态，延续它的生命。医生希望患者健康地生活下去，而文物修复师则希望这些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遗产能够安全、真实地传承给未来。这也是“文物医生”这个称呼最深层的意义所在。

记者：修复文物是一项杂学么？能用到哪些“冷门”知识？

戴维康：今天的文物修复确实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比如陶瓷的粘接材料和补配材料的选择，不是“能粘牢”就可以。古陶瓷修复中的粘接剂既要有一定强度，能够保证器物结构稳定；又要考虑老化性能、颜色变化、收缩率、渗透性，以及将来是否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去除。也就是说，它既要可靠，又要尽可能可逆，不能因为今天的修复给未来造成新的伤害。还有一些看似属于美术或审美的问题，其实也和材料科学有关。比如补配后的颜色、光泽、透明度、表面质感，不能只凭“画得像不像”判断，还要考虑原器胎釉的质感、釉面反光、老化状态以及展柜光线下的视觉效果。有时同一个颜色在工作台灯光下看是协调的，放到展厅灯光和观看距离中又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修复师同时具备材料判断和视觉判断。

张珮琛：青铜器修复涉及的“冷门知识”也有很多。比如一件变形青铜器的矫形，不仅需要了解金属材料性能，还要分析受力方向和结构稳定性，有时甚至会用到力学知识。近年来我们还经常借助CT扫描观察器物内部结构，通过影像判断铸造工艺、芯骨位置、旧修痕迹和裂隙分布；利用XRF（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分析金属成分，借助拉曼光谱和SEM-EDS（扫描电镜能谱仪）分析腐蚀产物和残留物信息。在三星堆青铜器修复过程中，我们曾通过三维扫描和数字建模完成跨坑残件的虚拟拼接，并辅助确认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看似是一项修复工作，实际上同时运用了考古学、冶金学、材料学、数字技术和计算机建模等多方面知识。

张珮琛

记者：文物修复开始应用大量新技术，你们各自最新掌握的新技术是什么？

戴维康：从古陶瓷修复的角度看，近几年我比较关注的是数字化、AI和材料科学在修复中的应用。它们正在逐渐改变我们观察、记录、分析和制定修复方案的方式。比如，数字化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地记录文物状态。通过三维扫描、CT检测、高清影像采集等方式，我们能够获得器物形态、内部结构、裂隙分布和表面病害等信息。这些信息过去很多依赖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现在则可以形成更加可视化、可比对、可追溯的数字档案。

张珮琛：近年来，青铜器修复领域发展最快的新技术之一是数字化修复技术与金属增材制造技术，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金属3D打印。过去面对复杂缺损时，补配件往往需要通过传统翻模铸造、锤揲成形或手工雕刻制作，不仅周期较长，而且对复杂结构的精准还原存在一定难度。现在我们可以先利用三维扫描获取文物高精度数据，通过数字建模完成虚拟补形、结构分析和装配设计，再结合金属3D打印、数控加工等技术制作补配件，最后通过传统修复工艺完成安装与作色处理。

记者：与过去主要依赖修复师个人能力和经验的修复方法相比，新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让文物修复更可控、更规范？

戴维康：过去很多修复工作确实比较依赖修复师个人经验。比如面对一件曾经修过的古陶瓷，旧粘接材料是否已经老化，旧补配是否影响器物结构，哪些部分需要保留，哪些部分必须拆除，往往更多依靠肉眼观察、手感判断和长期经验。现在我们可以借助紫外光观察、显微影像、材料分析、高清摄影记录等方式，对旧修痕迹、粘接层、补配材料和表面状态进行更细致的判断。这样在真正动手前，就能更清楚地知道问题在哪里，避免因为判断不足而造成新的损伤。

张珮琛：在青铜器修复领域，新技术带来的变化更加明显。过去面对严重变形或碎裂的青铜器，很多判断主要依靠修复师经验和肉眼观察，而现在可以借助CT扫描、X射线成像和三维扫描技术，对器物内部结构、裂隙分布、铸造工艺和旧修痕迹进行全面分析。过去我们很多工作需要在文物本体上不断尝试，而现在大量分析和推演可以提前在数字环境中完成，大大降低了操作风险。

记者：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文物修复对人和新技术的依赖哪个更大？修复师和新技术之间是什么关系？

戴维康、张珮琛：如果一定要在“人”和“技术”之间做选择，我们认为文物修复最终依赖的仍然是人。因为技术能够提供数据、图像和分析结果，但无法替代修复师对文物价值的理解和判断。文物修复面对的从来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历史研究、文化认知和保护伦理。很多时候，修复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修”，而是“该不该修”“修到什么程度”“哪些信息应该保留”，这些都需要由修复师来作出决定。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不重要。恰恰相反，近年来CT扫描、三维建模、人工智能、材料分析、数字化档案等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修复师认识文物的能力。过去很多看不到、测不准、想不清的问题，现在都能够通过科技手段获得更加客观的依据。可以说，新技术让我们拥有了更敏锐的“眼睛”、更科学的“工具”和更全面的“信息”。

以AI为例。目前，AI已经在病害识别、残片匹配、纹样分析、数字复原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展现出应用潜力。例如，通过图像识别技术，AI能够自动识别文物表面的裂隙、腐蚀、剥落等病害，并辅助生成病害分布图；在面对大量碎片时，AI还可以根据形状、纹饰和断面特征进行初步匹配，为修复师提供拼接线索，减少大量重复筛选工作。

我们更愿意把修复师与新技术的关系理解为“医生与医疗设备”的关系。再先进的CT机、核磁共振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也无法替代医生的专业判断；但没有这些设备，医生的诊断能力又会受到很大限制。对于文物修复而言也是如此。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让技术取代修复师，而是让技术与经验深度融合。科技负责帮助我们看得更深、更远、更准确，而修复师则负责理解历史、作出判断并承担责任。只有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科学保护与合理修复。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