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医生：有时文物“破破烂烂”，才是“最完美”状态

当文物生病了，该怎么治？近日，上海博物馆的两位文物医生出版了新书《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讲述了文物医生给古陶瓷与青铜器“治病”的十个故事。

这两位文物医生是戴维康和张珮琛。戴维康从事古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有十余年。大学时他学习艺术史，并由此开始对文化遗产产生兴趣。201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后，他跟随资深古陶瓷修复师卜卫民学习古陶瓷修复，目前已参与200多件珍贵文物的修复。张珮琛从事青铜器保护修复工作三十多年。1993年进入上海博物馆后，师从老一辈青铜器修复专家黄仁生，从最基础的清理、拼接、补配开始学习，目前已参与修复各类青铜器数千件。这些年，他先后参与了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青州龙兴寺遗址、三星堆遗址等重要考古项目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在两位文物医生眼中，修复文物从来不是“修旧如新”，也不单纯是“修旧如旧”，而是在综合信息考量后，为每件文物量身定制最佳修复方案。有的文物要看起来“光鲜亮丽”，而有些文物更适合保持“破破烂烂”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以下是两人的讲述。

戴维康

记者：现代文物修复强调“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可逆性”和“可识别性”，你们认为文物修复最核心的是什么？

戴维康、张珮琛：我们认为，文物修复最核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判断”与“决策”。修复师每天面对的并不是简单的“修”或“不修”，而是在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和展示需求之间寻找平衡。修复到什么程度、采用什么材料和方法、哪些痕迹应该保留、哪些病害必须处理，这些都需要经过慎重判断。技术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决定修复方向和尺度的，始终是修复师对文物价值的理解和对保护原则的坚守。现代文物修复的根本目的不是让文物变得崭新、完整，而是在尽可能保留历史信息的前提下，使其能够继续保存、研究和展示。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并不是“怎么修”，而是“在哪里停下来”。

戴维康：比如一件出水瓷器，观众看到的可能只是破碎、残缺或表面不够光洁，但修复师首先关注的并不是马上把它粘起来和补完整，而是要判断它内部和表面是否还存在盐分、裂隙、酥粉等潜在病害。很多时候，真正重要的工作是前期检测、脱盐、加固和环境控制。只有当文物状态稳定以后，才会进一步考虑是否需要粘接、补配或展示性处理。

张珮琛：在青铜器修复中，同样如此。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带有明显的烧灼、砸击和变形痕迹，这些痕迹并非后期病害，而是古代祭祀活动留下的重要历史信息。如果单纯为了追求视觉上的完整而将其完全复原，反而会抹去最珍贵的历史证据。修复师需要判断哪些属于损害、哪些属于历史；哪些需要干预、哪些应该保留。对我们来说，修复文物不仅是在修复器物本身，更是在守护文物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明信息。

张珮琛

记者：“不完美”的文物修复，是如何实现的？

戴维康、张珮琛：文物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承载着真实的历史信息。现代文物修复追求的并不是把文物修得“像新的一样”，更不是完全消除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在安全稳定、视觉协调和历史真实之间取得平衡。适当保留修复痕迹，不仅是对文物真实性的尊重，也是对观众和未来研究者负责。

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可识别性”是一项重要原则。也就是说，修复部分应当能够与原作有所区分，让人们知道哪些是历史遗存，哪些是后期修复成果。如果修复得完全看不出来，虽然视觉上更加完整，却有可能造成误解，甚至影响后续研究和判断。

戴维康：在古陶瓷修复中，一件器物究竟是保持残缺状态、采用白色石膏补配，还是进行接近原貌的艺术性修复，并不是单纯由修复师个人决定的，而是要综合考虑文物保存状况、学术研究价值、展览需求以及博物馆的展示理念。有些考古出土陶器会有意识地保留部分残缺状态，因为展览希望呈现遗址发掘和考古研究的过程。那些缺失和破损本身就是历史信息的一部分。白色补配材料虽然会留下明显痕迹，但能够清晰体现修复范围，让观众理解文物真实的保存状态，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诚实呈现。

张珮琛：我们往往会保留部分历史痕迹，并在补配和作色时有意控制修复程度，使观众既能理解器物原有形态，又能够辨认出修复区域。对于修复师而言，真正需要判断的并不是如何把文物修得完美无缺，而是如何在完整展示和真实保存之间找到最恰当的平衡。很多时候，保留“不完美”，恰恰是对历史最负责任的选择。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