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间播种诗行！一个农民诗社的42年

“花生拱土了，

它们蜷缩在薄膜下，

像一群等待破壳的小鸡崽。”

清晨五点，青岛平度乡间，谭西龙就扛着锄头下地了。歇晌的间隙，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巴掌大的本子，席地而坐，笔头滑动，在纸上沙沙作响。玉米、花生、村口的白杨树，全都变成了本子上的长短句。

六十岁的他种了半辈子地，也写了半辈子诗。

他给写诗的本子取名“浪花点点”——年轻时在海军当兵，他喜欢浪花，也希望小诗像浪花一样，一点一点扑来。“地里长出的是庄稼，但我心里长出的是一行行诗。”

早些年，谭西龙的诗锁在抽屉里，没人交流，没人指点。直到有人告诉他，平度有个春泥诗社，全是农民、教师写乡村诗，不论身份高低，只要喜欢写诗就行。

在平度，像谭西龙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四十二年来，从最初只有数十名山里青年，到如今遍布全国的两千多名社员，一代代质朴又坚韧的草根诗人证明，诗歌不只属于远方，它还长在泥土里，长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今天，诗人与诗的故事，也必将更生动、更多彩。

著名诗人林莽为诗社题写社名

从“春妮”到“春泥”

1982年初秋，平度崮山乡，张文华和张素兰揣着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骑上自行车，沿山路蹬了三十里，来到县文化馆，羞怯怯地静候在门前，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得到指点。文化馆的老师赵伟发现了她们，当场写了一首诗《山沟沟里来了两位姑娘》。

那一年，张文华和张素兰都是18岁。两个高中毕业不久的姑娘不曾料到，两年后她们会创办全国第一个农民诗社。

1983年，两人被选招为下马小学教师。教书的间隙，她们带着学生写诗。没有音响设备，升国旗时就自己写诗领着朗诵。她们还找来另外三位女老师帮忙，五个女孩都二十岁出头，被称为“五朵金花”。

慕名来交流的文学青年越来越多，大家觉得不如干脆成立一个诗社。文化馆的老师李蔚红建议：“你们都是女的，就叫‘春妮’诗社吧。”——“妮”是山里人对女孩的称呼。但不断有男生加入，“写诗不光是你们女生的事”，大家一合计，把“妮”改成了“泥”。

1984年10月7日，二十多名山里青年聚在平度桃花涧，宣告春泥诗社成立。社员多是教师和农民。消息传开，不到一个月，就有四十多名诗歌爱好者前来报名。三十多家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一度成为轰动全国的“平度农民诗歌现象”。那时候，村里人对会写诗的人充满了羡慕之情。

现任社长刘成爱当时也是一名农村教师，常在煤油灯下写诗，后来怕耽误灵感，养成了出门前在兜里揣几张碎纸片的习惯。对他来说，自己的诗若是能变成铅字，“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诗社成立之初，社员常常聚在首任社长石文斋的家里，伴着菜和酒，一边聊一边写，写地里的玉米高过人，写思念心上人不敢开口，写日子苦却还存着盼头。

诗社名气越来越大，信件从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地涌来，张文华把信件整理了一箱又一箱。刘成爱当时的月薪只有三十多块，光是接待外地来访的诗友就花掉了大半。可即便吃着一毛钱的饭菜，大家也觉得津津有味。早期诗社的“五朵金花”

沉寂的炭火

1987年，《春泥诗文选》编辑出版，这本铅印的小册子是诗社两周年的集成，此后，春泥诗社的声音渐渐弱了。

没有哪一天宣布解散，没有争吵，没有告别。诗社最活跃的几十个核心成员，有的出嫁，有的工作调动，有的离开乡村去了城里。那个把大家聚在一起的桃花涧，慢慢装不下各自的人生了。

那是经济大潮涌起的年代，人们从“不求任何回报的热情”中被拉回现实，“得吃饭，得娶媳妇，得过日子”。

刘成爱是走得最早的那批人之一。由于工作调动，他离开了民办教师的岗位。但刘成爱发现，写诗的功底在其他岗位照样用得上。写诗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让他看问题更全面，有时候“更出奇一点”。后来工作中“提出一些好的思路，其实都与诗歌有关系”。

那些年，春泥诗社不再组织活动，但“每个人都在写”。刘成爱也没放下笔，晚上没事就写，写完就发给老诗友看。当然也有不被理解的时候。一次开会，等候间隙他听到有人议论，说像自己这种写诗的大多“不务正业”。他笑了笑，没接话。

2008年，著名诗人蓝野来到平度参加活动。报告厅坐满了学生，学生们对诗歌的热情很高，思考也很深刻尖锐，有学生现场提问：“现在经济这么发达，谁还关注诗歌？”

这让刘成爱想起了春泥诗社。

他去找张文华，去找那些二三十年没怎么联系的老伙计。“我要复社。”大家一听都高兴，这是老春泥人共同的愿望。从天南海北赶来的人聚到一块，喝了个小酒，感慨万千。

2013年4月26日，春泥诗社正式复社。著名诗人林莽为诗社重新题写社名并揭牌。此后十年间，诗社与《诗刊》社联合举办“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与《诗探索》编辑部连续举办四届“春泥诗歌奖”，在全国率先提出“乡村诗歌”概念。赵伟、王长令、徐俊国、陈亮、孙方杰，一代代诗人从这里走了出去。

刘成爱说：“春泥的炭火没有真正灭掉。一有机会，它就会燃烧起来。”沉寂的这些年，诗社的名号没有了，但写诗的人还在。他们散落在田间、工厂、学校，各自写着各自的诗，各自藏着各自的光。

直到有一天，有人喊了一声——“春泥”，大家就又回来了。

诗社成员的诗作

田野深处有人家

2016年冬天，刘成爱敲开了兰底镇大河岔村一户人家的院门。近十亩牧场里，一百多只羊挤在栏边。女主人王丽萍从羊圈探出头来，手上还抱着草料。

很少有人知道她在手机上写东西。女儿给她申请了社交账号，她在上面写文案卖羊。她写羊群、写田野，写着写着，有人看到了，说：“这不就是诗吗！”

一群诗友远道而来，到她家吃清水煮羊肉。锅开了，羊肉的香气混着田野的风飘散开来。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就这样，她加入了春泥诗社。“我住在大自然中，”王丽萍说，“写的诗都是关于大自然的体验。”田野、羊群、桃林，有时候灵感来了，手边没有纸笔，“就随着风飘走了”。

2017年首届中国青岛诗歌节，以王丽萍的微纪录片《田野深处有人家》开场。片子里，她坐在田垄上念自己写的诗，羊群在不远处吃草，阳光照在她黝黑的脸上。如今，由于经济压力、养殖成本等问题，羊只剩下十几只。她种了一大片桃树，眼下正值桃子丰收，她站在桃树下念了一句新诗：“桃子静悄悄不说话，却被她隐秘的心事染红了双颊。”

刘成爱把每个社员都当自家人。王丽萍养了一头“整天跟着羊跑”的猪，过年杀猪，把最好的猪肉送给诗社的兄弟姐妹。刘成爱偷偷往她口袋里塞了钱。她追出来退，推搡了半天，最后刘成爱说：“不能白吃。”

诗人徐俊国原是平度的老师，后因工作调去上海。坐火车离开那天，他一路都在给刘成爱发短信，刘成爱就“一路给他回复”。刘成爱觉得，那个时候的徐俊国离开家乡去一个新的城市，一定是“矛盾着，纠结着，对前途迷茫着”。后来上海世博会，刘成爱的单位组织去参观，七八个人挤满了一辆面包车，大家都对去上海充满了期待，只有刘成爱心里还牵挂着徐俊国，他要去看看徐俊国生活得怎么样。

徐俊国在上海站稳脚跟后，还担任了春泥诗社的名誉社长。刘成爱说，徐俊国在火车上发给他的那些短信，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一个从春泥走出去的诗人，心里装着的还是这片泥土。”

复社后的春泥诗社，像一扇突然打开的门。门外等着的人，来自四面八方。

1990年出生的孙璐康，因早产导致双手和肩膀严重畸形。从小学开始，她练习用脚写字。如今她写出了近千首诗歌，却说“我并不觉得我比其他人生活艰难。”还有写了九千多首诗的博物馆讲解员王连清，年过古稀仍然笔耕不辍；网约车司机代云峰，等单的间隙在手机里写诗。他们身份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里都装着诗。

“不挑人，不嫌弃普通人。”谭西龙说。每一个不被看见的普通人，都能在这里为困顿、平凡、残缺的人生，撑开一片诗意天地。谁写了新句子发到群里，大家七嘴八舌地点评。谁家有了难处，大家凑钱帮忙。诗连着日子，日子连着人心。

2026年的“五朵金花”

种诗的人

2024年，春泥诗社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少年春泥”品牌正式发布。“从源头开始，从少年出发”成为诗社新的方向。彼时，青岛已有24所学校挂上了“少年春泥文学社”的牌匾。此后校园版图继续延展：同年11月，第三批少年春泥文学社共建学校完成授牌；2025年3月，“沽河之春”青岛市首届大学生诗歌论坛举行，古琴吟诵、现代诗剧轮番登场。从小学到大学，诗歌的根正往下扎。

如今，平度多所小学都设有少年春泥课堂。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读乡土诗歌、仿写短句、到田间采风写生。平度新区学校学生滕月茹说：“诗社的老师带我们看校园的大树、地上的小草，教我们把看见的风景写成诗。以前我不爱写作文，提起笔就犯难，现在走到哪都想记两句。”老师们常告诉她，“最动人的诗句全在脚下的泥土里，藏在我们平平淡淡的日常中。”

退休老教师、春泥诗社副社长董福寿多年来全心扑在春泥进校园的工作上。聊起创办少年春泥的初衷，他眼底藏不住欣慰：“孩子们就是春泥的未来。我们打造少年春泥课堂，就是把‘护花’的使命延续下去，从小在孩子心底种下热爱文字、热爱乡土的种子。我们从不苛求孩子堆砌华丽辞藻，只要愿意留心身边一草一木，大胆吐露心中真实思绪，便是最好的成长。”

42年前，一群二十岁的农村青年在田间地头写诗，在煤油灯下写诗，在酒桌上写诗。这些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农民，也种下了一行行诗。诗和庄稼一样，需要时令，需要泥土，需要耐心。它们不会一夜之间长出来，但只要肯等，春天总会来。

正如刘成爱所说：“只要还有人愿意提笔写乡土、写生活，春泥就永远不会老去。”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鲍福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