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春秋 | 吉金铸史：青铜档案里的齐鲁文明

金文，指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又称“青铜铭文”“吉金文字”等。金文研究在中国历史悠久。从北宋时期的传统金石学，到清代乾嘉学派，再到近代以来兴起的现代考古学，青铜铭文一直都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他们或临摹文字，或考释字辞，或总结体例，或探究史事，在保存了大量金文资料的同时，也为今天的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积淀。在这上千年的金文学发展史上，齐鲁大地始终以文脉渊深、学养宏厚，长期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

传统金石学虽然兴起于北宋，但早至先秦时期便已经萌芽。在宋代之前，齐鲁地区已有金文资料零星出土，对相关铭文的考释行为也不时见诸记载。春秋晚期，齐景公在名相晏婴陪同下游览纪国故地时，曾于废墟中偶然发现了一件铜壶，并辨认出了壶体上用朱砂书写的8个金文：“食鱼无反，勿乘驽马”。这是现有文献资料中发现和考释齐鲁金文的最早记录，可作为齐鲁金文研究的开端。西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曾拿一件古代青铜器考验方士李少君，没想到李少君竟能认识此物，并指出这是先秦时期齐桓公所作之器，铭文内容记载了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之事。两宋之后，随着传统金石学的兴盛，山东金文被大量发现。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宋代宣和年间发现于临淄齐故城的叔夷钟、叔夷镈，清代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寿张县的“梁山七器”等。

据粗略统计，在目前已经公布的两万多件金文资料中，发现于山东地区的已愈千件。这些金文的时代，上至殷周，下讫秦汉，历时千余年。其字数，少则一个，多则四五百字。其族属，既包括齐、鲁、纪等十几个本地侯国，还关涉到楚、燕、吴等几十个周边国族。其内容，涉及不同国别、族属之间的地理沿革、政治往来、军事斗争、经济互动、文化交流等。它们的问世，为充分认识丰富多彩的山东历史和齐鲁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山东诸地先后发现了许多重要考古学遗址，其中多有金文资料问世。如，济南济阳发现的刘台子遗址、淄博高青发现的陈庄遗址、枣庄滕州发现的大韩墓地等，所出金文资料都内容新颖、史料丰富，有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

在传统金石学发展过程中，因收集、著录、考释、研究金文资料而蜚声学界的齐鲁学者代不乏人。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所作的《金石录》，开创了传统金石文物著录的体例。清朝时期，山东地区金石名家辈出，成绩斐然。山东学政阮元、山东巡抚毕沅、无棣的吴式芬、莱阳的初尚龄、福山的王懿荣、日照的许瀚、潍坊的陈介祺、曲阜的桂馥等学术名家，都先后在金文著录、文字考释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山东地区赢得了“金石学在山左”的美誉。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收集、著录、考释相关金文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期、断代、编年等手段，将金文资料充分史料化，并用以解读古代文明、重构古史系统、剖析文化内涵，从而全面推动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在此过程中，大量的山东金文资料得到了系统整理和深入解读，并为古代历史尤其是先秦史事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商朝时期，山东地区是王畿之外的东土重镇。学者们结合传世文献、甲骨卜辞和现代考古学资料，先后考证出了80余个商代东土的地名、方国、部族，其中大多分布在今山东境内。对此，山东金文也有很好的印证。

20世纪30年代以来，青州苏埠屯地区先后出土了多批带有“亚醜”“融”等铭文的青铜器，表明此地在商代晚期时曾活跃着一个亲商的强宗大族。1957年，济南长清兴复河北岸出土的99件青铜器中，有7件铸有“举”字铭文，从而证实这里曾是商代举族的主要聚居地。1964年，淄博桓台史家遗址发现的近20件带铭铜器中，包含有十几种不同的族徽文字，证明此地曾是商朝一个重要方国的都邑所在。1958年滕州井亭遗址出土的“爻”铭铜器，1981年滕州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史”“史辛”铭铜器，证明此地应为商王朝在鲁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统治中心。这些铭文资料的问世，为深入探寻商代时期的山东古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周王朝建立后，为有效统治东土地区，先后封建齐、鲁、滕、纪、莱等众多诸侯国。春秋时期，随着王室衰微，诸侯坐大，这些诸侯国通过多次政治联盟、军事斗争和文化融合，逐渐形成了以齐、鲁两国为核心，莒、莱、邾、纪等诸小国并存的新型政治格局。到战国晚期时，经过几百年的角逐，纪、莱、莒、鲁等国先后灭亡，领地多被齐国占有，齐国成为山东境内首屈一指的诸侯强国。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包括齐国在内的所有东土各族均被纳入到秦国的政治格局之中，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周代的历史进程和主要史事，现有金文资料中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各诸侯国史事方面，2003年左右发掘的新泰周家庄遗址出土了十余件带铭文的兵器，为了解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齐国的对外扩张、齐吴争霸以及齐、鲁、吴、越诸文化间的融合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依据。此外，滕州庄里西遗址所出金文对滕国史事的体现，滕州小荆沟遗址所出金文对邾国史事的体现，东江小邾国遗址所出金文对小邾国史事的体现，济南长清仙人台遗址所出金文对邿国史事的体现，济阳刘台子遗址所出金文对逢国史事的体现，莱阳前河前墓葬所出金文对纪国史事的体现等，都全面推动了各诸侯国史的深入研究。

都城文化方面，齐故城临淄、鲁故城曲阜的考古工作虽然已开展多年，但齐、鲁两国的始封地却一直没有找到，学者之间也多有争论。对此，近年新发现的诸多金文资料提供了许多有力线索。2008年至2010年间发现于淄博高青陈庄遗址的十余件青铜铭文，表明齐国始封者姜太公的一支后裔子孙曾食采邑于此，齐国的首封地营丘应当距此不远。2011年公布的鲁叔器四器铭文，详细记载了鲁国第三位国君、伯禽之子鲁炀公迁都之事，从而为寻找鲁国的始封地提供了重要信息。

政治制度史方面，山东金文资料中，还记载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山东诸国的职官系统，如齐国的“左正卿”，鲁国的“少司寇”，邾国的“太宰”“大司马”，滕国的“太宰”，莒国的“太史”，薛国的“走马”，莱国的“小夫”、铸国的“司寇”等，它们很多都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补前人认识的不足。另外，《左传·隐公十一年》曾记载鲁国设有“太宰”之官，但这一官职却不见诸其它文献资料，故杜预等人都疑而不信。后来，春秋早期的鲁太宰原父簋中明确记载了器主鲁原父的职官为鲁之太宰，从而证实《左传》的记载是言而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