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春秋丨季羡林：生命底色中的人格力量

季羡林：生命底色中的人格力量

文/吴志菲

季羡林，著名翻译家、语言学家、史学家、民族学家、散文家和教育家。1911年8月出生于山东临清，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41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

写文章多在“三上”，

活着是为了对别人有用

40多年前的北京大学，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到学校报到时，看见一位穿旧式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头，便请求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待忙过注册、分宿舍、买饭票、领钥匙等入学手续，已时过正午，这位新生这才想起放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急忙一路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老者仍站在路旁，手捧书本，看守着地上的行李。次日开学典礼，这位新生惊诧，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正端坐主席台上，竟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多年后季羡林对“副校长给新生看行李”这段故事记忆犹新，他说一位由穷乡僻壤乍到京城的穷学生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铺盖，能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托付给素昧平生的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得认真对待。这就是季羡林，对学问认真，对事认真，对人认真。

季羡林的“职务”“头衔”很多，什么专家、委员、主任、主编、编委、会长、顾问等等，甚至一些职务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虽说这些职务有“实”有“虚”，但是仅北大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身，就已是超工作量了。

除了每天凌晨三四点到七点半这几个小时有保证外，上午与下午，季羡林的时间多半被名目繁多的会议、各色人等的拜访分割得支离破碎。然而，他的文章、著作却是一篇接一篇见诸报刊、一本又一本出版问世。他说：“北宋欧阳修写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我写文章，则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时间于他只能按分钟计算，他只得这样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

在中国作家协会酝酿新领导人人选时，有人想提名季羡林作为作协主席的候选人。季羡林听了连忙谢绝，说：“我是个教书匠，叫我教授，我理直气壮接受，脸不会红；若叫我作家，我会脸红，因为作家是个神圣的称号，假若一定要把我拉进去，我也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作家票友’。”季羡林一生著作等身，“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的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称他为作家都不为过，而他却自谦“我会脸红”。

仅就散文这个领域的成就，季羡林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作家，即使如他自谦是“作家票友”，那也可谓是德艺双馨的一流“票友”了。他非常反感“学术泰斗”“一代宗师”“学贯中西”等这类对他的赞美之词。在《悼念沈从文先生》一文中，他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人敢于这样解剖自己，面对赞誉能保持清醒，确是难能可贵的。

找他写文章、写序、采访、题字的人，每天有好几拨，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避免过多占用他的时间，以及过于劳累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总是尽可能挡着。季羡林却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有用，我做研究、写论文对人有用，跟别人谈话、为别人做事也是对别人有用，都是一样的。一日，一位北大退休的张老师来找季羡林为他的书写序，工作人员挡驾说季老不在。不料外边的“交涉”被屋里耳聪的季羡林听到了。他从阳台来到屋外，向正要离去的张老师招呼道：“张老师，我在家，你请来吧。”季羡林把张老师请进屋内接过张老师的书，爽快答应挤时间为他的书写序。

他的助手和秘书说，跟着季老就像读一部大书，不只是一部关于知识的书，更是一部人格的书。

求学路上背负两个家庭的厚望，

故乡常常出现在散文中

季羡林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祖父母早亡，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叔叔。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与季家脱离了关系。父亲和另一个叔叔相依为命。后来，父亲与叔叔两人来到济南，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再后来，叔叔在济南找到了工作，站稳了脚跟。父亲与叔叔商量后，决定叔叔留在济南挣钱，父亲回乡务农。

在三四岁的时候，季羡林的家境异常贫苦，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只能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成咸水，用来腌咸菜。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开始让季羡林跟着别人学认字。

季家当时的下一代中只有季羡林一个男孩，于是，他成了“万顷地，独根苗”。叔叔与父亲反复商议，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培养成才。鉴于叔叔在济南有稳定收入，遂决定把季羡林送到济南去培养。

季羡林在济南读完小学和中学，15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大的校长就是清末状元王寿彭。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这所高中的老师们，古文水平是极高的，尤其是国文教师王崑玉，他是桐城派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王崑玉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他布置的一篇作文《读〈徐文长传〉书后》，季羡林写得下力，他给的批语是“全校之冠”。从此季羡林的所谓“虚荣心”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他再也不愿意有不好的成绩。于是，他一改过去贪玩的习惯，开始用起功来。后来，连续4个学期，他都得了甲等第一名。

王寿彭有言在先，谁得甲等第一名且平均分数超过95分，他就给谁题写对联和扇面。季羡林符合要求。后来，王寿彭兑现自己的诺言：给季羡林题写了一副对联，又写了一个扇面，在扇面末端，写着“羡林老弟正　王寿彭”。

季羡林还喜欢上了英语，他沉迷于此，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北上京城投考大学，结果只有3人高中，而他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生前谈起青年时代的求学之路，季羡林曾兴奋地说：“当年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而我最终选择了清华。之所以选择清华，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在清华时，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由于“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

在故乡，季羡林虽然仅仅生活了6年，但他始终眷恋着故土。他在国内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几十年，曾游历过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胜地，也曾飞抵世界上30多个国家，饱览过那里的旖旎风光，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故乡那个普通小村。而且，斗移星转，日月更替，他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浓。

到德国哥廷根不久的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他后来在《月是故乡明》一篇散文中，用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看到的月亮，同故乡的月亮作了比较：“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其实，故乡里的一草一木，小时候认识的每一个人和知道的每一件事，他都忘不掉，这些经常出现在他的散文中。

他真诚地关心自己的故乡,“一想到自己的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我就忧从中来，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我为此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他经常向见到的临清人打听故乡的收成情况，日日夜夜企盼着故乡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对济南的感情同对临清一样深，这是他生活了十三四年的第二故乡，济南的每个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自不用说，北园、南关佛山街，都是他一往情深之地。

1973年，季羡林（后排左一）在济南与亲友合影

当他回到故乡，看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故乡人民“陡然富了起来”，“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全身”，情不自禁地写道：“我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因故乡之忧而忧，为故乡之喜而喜，这一忧一喜，饱含着季羡林心中那份浓浓的乡情。

勤奋乐观粗茶淡饭，

长寿秘诀就是无秘诀

多年里，季羡林每日闻鸡而起，日成千言，于书斋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笔底下涌出的是他内在的激情、精神和学养；通过载体又转化为润物的春雨，惠泽人们的心田。年高没有暮气，而洋溢着朝气，这就是生命机能的外观。

季羡林晚年照

季羡林晚年，慢性病虽有一点，然而他自称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曾经是早晨4点起床，后来是3点起床，每天工作时间又增加了一个小时。

在生活中，季羡林倡导“三不主义”：不误时、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误时”，就是惜时如金。在他看来，只要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故此，季羡林写作之余总要抽空到未名湖畔散步，日常生活也一直坚持自我料理。“不挑食”，就是不偏食。饮食上他从不挑拣，有什么吃什么。绿豆小米粥，是他几十年“一贯制”的佳肴。这究竟是对乡土的眷恋，还是长寿的良方？季羡林答道：“两者都是吧。”“不嘀咕”是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永远保持着平和向上的心态。他说，待人要真诚，不虚假，且能容忍；而对自己则不疑神疑鬼。“人老了，难免要添点小毛病，没什么可怕的，我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心里没负担，身体自然也就好了。做到这步就要乐观、达观，凡事想开一些。人的一切要合乎科学规律、顺其自然，不大喜大悲，不多忧虑，最重要的是多做点有益的事。”

季羡林与妻子彭德华

在北大人眼里，季羡林永远是严谨和随意的统一体，两者调剂得非常和谐。在治学上，他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而在生活中却又自然随和、不拘小节。他每天都坚持看半小时的《新闻联播》，可他到晚年用的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买的19英寸电视机。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零件已老化，要调好一个频道很不容易。无奈，工作人员也不跟他商量，就直接买了台新彩电。原以为他会高兴，不料他却为此不高兴了一个星期。除此之外，季羡林家的书桌和饭桌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普通家具。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去过30多个国家，吃了多年西餐，但什么时候见他都是一身中山装。他说：“在衣着方面，我是著名的顽固保守派。我有几套深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虽然衣龄长短不一，但是最短的也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他每日粗茶淡饭，从不讲究养生，从不吃补药，从不特意锻炼。每天的运动量，不过是工作累了，在家门口的湖畔散散步。

养生无术就是术。季羡林不想做长生梦，对年老，他采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他曾这样说：“人过了80，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

生活上极其简朴的季羡林，却将一笔又一笔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捐献给家乡的学校、给家乡建卫生院。他不仅心系家乡，还向北大捐赠了诸多珍贵书画等物品。为提倡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他还不顾年迈之躯，以“怀念母爱和尊敬老师”为主题，无偿为社会做公益广告。

在北大教授中，他是当之无愧的“藏书状元”，藏书多达几万册。他的书斋号称“书城”，两套共六室两厅的住房外加一个封闭的阳台全都排满了书橱、书架，就连过道两侧甚至卫生间也是书架。在数万册藏书中，有一些梵文和西文书籍堪称海内孤本。环顾家里其他地方，还会看到桌上、床头、沙发上、窗台上都是书。季羡林的家可谓是书的家！他虽然不以藏书家自命，但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总是满足和愉快的。他的私人藏书是属于他和学生共有的。不必惊动他，他的学生就可以轻轻进来，静静研读。学生从季羡林言行中得到的，远比从书本上得到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