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敏 刘春浩：系统协同与价值主导——因应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研究

作者：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刘春浩（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7期

导 读：

本文以系统协同为方法论，以破旧立新为进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内核，探讨适应战略传播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

一、引言

当前，全球传播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驱动的平台化传播重构了信息流动的规则，算法推荐、社交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深刻影响着国际舆论的生成与扩散机制；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部分西方势力奉行“小院高墙”策略，通过“认知战”等手段对华进行系统性打压与污名化。审视当前，我国国际传播效能与综合国力之间仍存显著落差，这不仅表现为面临“多头发声、力量分散”的实践困境，更折射出“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矛盾。其深层根源在于，旧有体制根植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条块分割与内宣外宣分治，难以适应战略传播所要求的一体化设计、资源协同和精准触达。这种情况凸显了以体制机制完善为突破口，推动国家形象从“他塑”向“自塑”跃迁的紧迫性。正是基于对该矛盾的深刻洞察，我国国际传播政策理念从“深化国际传播体系改革”演变到“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现已进入“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基于此，本文以系统协同为方法，以破旧立新为路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内核，深入探讨适应战略传播体系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旨在构建起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传播体系。

二、战略转型：适应战略传播体系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

国际传播体制机制的战略转型，是应对全球传播格局变革、提升国家战略传播效能的重要选择。本文从概念辨析切入，阐释体制与机制的内涵关联，揭示其作为系统化制度设计的本质，进而通过政策演进梳理与特征解析，呈现新时代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逻辑。

（一）“体制机制”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辨析

体制侧重于组织架构、权力关系和制度框架的结构形式和规则等，回答的是“谁来传播、如何管理”的结构性问题，涉及机构设置、职能配置、权责划分等基本制度安排。[1][2]体制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权威性，是国际传播体系的制度依托。例如，中央外宣机构的统筹职能、地方宣传部门的执行角色、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定位，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隶属与协作关系，均属于体制范畴。体制是制度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化表现，是宏观制度在中观层面的组织实现形式，其核心在于确立权力运行的合法性与结构性秩序。

机制则侧重于运作方式、流程规则和动态协调的实践逻辑，回应的是“如何运行、怎样协同”的过程性问题，它关注体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信息流动、决策执行、资源调配、激励与约束实施的方式。[3][4]机制具有动态性、灵活性和功能性，是体制落实到具体实践中的设计并得以有效运转的动力。例如，跨部门协同的议事规则、重大议题的快速响应流程、传播效果的实时反馈机制、多平台联动的内容分发机制等，均属于机制层面的设计。体制为机制运行提供组织基础和权力框架，机制则使体制功能得以动态实现。机制的优劣决定了能否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实现高效响应与精准触达。

从根本上说，适应战略传播的体制机制是宏观制度环境下的中观体制与微观机制的有机统一，其本质是国家为实现国际传播战略目标，对传播资源、权力结构、运行流程进行的系统化、制度化的顶层设计与安排。

战略传播作为这一体制机制的功能指向，是指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是应对当前宣传思想工作与意识形态斗争新形势的系统化、制度化设计，涉及战略地位、战略目标、组织机构与责权分工、策略方案、技术与智力支持以及效果评估等多方面内容。[5]总体看，战略传播具有目标性、全局性、协同性和策略性等特点。例如，俄罗斯将战略传播视为一种信息战，融合数字全球化表达与边缘叙事策略[6]；美国强调机制建设与资源整合，确保传播过程中的步调一致[7]；英国综合运用传播手段统筹内外行动，服务国家安全与影响力塑造[8]；日本聚焦于国际形象塑造，增进国内外对其政策的理解[9]。俄、美、英、日等国虽路径各异，但均指向对国家战略资源的系统性运用。

从系统观的视角审视，国际传播是由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客体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随着技术迭代与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需求，国际传播结构正从传统的一元化、线性化模式，向多元、互动、灵活、网络化的新型结构转型。在这一结构性转型中，体制机制变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它不仅是顶层设计层面建立适应全媒体时代的组织领导机制、运行管理机制和保障机制，还包括操作层面优化组织管理和运维机制，针对固定部门和柔性组织、生产经营和激励方式等进行系统化、差异化、有重点的制度性建设。[10]具体而言，体制机制创新涵盖组织结构创新机制、管理运行机制、生产传播机制、人才队伍机制、经营管理机制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相互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构成适应战略传播需求的制度生态。

总之，适应战略传播的体制机制要求我们不仅要“破旧”，打破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条块分割、内宣外宣分离、行政主导的僵化体制，更要“立新”，构建起开放、协同、智能、高效的新型国际传播生态。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国际传播从“传得出”向“传得开”“传得准”“传得久”的跃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传播支撑。

（二）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因应战略传播体系的跃升

1.从“宣传”到“战略传播”。中国国际传播的政策演进，深刻反映了从传统“宣传”范式向“战略传播”范式的历史性跃升。这一转变不仅是传播理念的革新，更是对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视。通过梳理2009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国际传播相关政策脉络，可以清晰看到体制机制改革背后的战略需求与政策动因。

我国国际传播政策理念的演进，经历了从“硬件建设”到“体系构建”、从“能力提升”到“效能优化”、从“内外有别”到“融通中外”、从“宣传范式”到“战略传播范式”的系统性转变，这一过程对应着体制机制改革的持续深化。

起步与能力建设阶段（2009—2013年）：2009年，中央发布《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系统布局，重点聚焦媒体硬件建设与传播渠道拓展。

话语体系构建阶段（2013—2019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标志着话语体系建设成为核心目标。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动话语创新成为重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明确了国际传播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战略地位。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标志着国际传播建设从媒体能力提升转向机制创新与资源整合，为体系化构建奠定基础。

体系化与战略升维阶段（2019—2024年）：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将内宣外宣统筹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框架，推动体制机制从“分割”走向“联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系统阐述“五力”目标，标志着战略传播范式的正式确立。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要求“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将国际传播纳入文化建设总体框架，使其从对外宣传工作的组成部分，升维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撑。

效能优化与格局重构深化阶段（2024年至今）：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和“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强调从“能力”到“效力”的提升，从“格局”到“重构”的突破。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其中“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被置于首位，凸显制度建设的基础性作用。

从“宣传”到“战略传播”的政策演进，是国家战略需求与传播规律演进的结果。这意味着战略传播超越单纯的信息发布，强调对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等国家战略资源的综合运用与系统谋划，要求体制机制从“条块分割”转向“整体联动”。

2.体制机制创新的三大特征。面对从“宣传”到“战略传播”的范式转型，新时代国际传播体制机制的构建需以顶层设计为引领，以协同创新为路径，以效能提升为目标，形成适应全媒体时代和战略需求的制度优势。

其一，顶层战略设计的一体化。适应战略传播的体制机制，其首要特征在于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议题设置、资源调配和效果评估，打破传统“多头发声、力量分散”的格局。顶层战略设计一体化的核心要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略统筹的全局性。推动宣传、外交、文化等多部门协同，形成“中央统筹、部门联动、地方落实”的工作格局，注重系统的整体性与要素间的协同性。二是议题设置的战略性。国际传播工作要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布局，在重大国际议题上形成统一立场、多元观点、协同发力。三是评估体系的系统性。建立可操作的评估机制以及基于评估的问责机制，评估目标包括对传播体系整体效果的评估、对具体策略和方案的评估、对组织管理运行绩效的评估等多个层面，以效能促进制度优化。

其二，资源要素配置的协同化与分层化。战略传播聚合了政府、媒体、智库、企业、民间、外嘴等多层面的沟通与交流行为，综合使用多种策略并针对特定受众选择适配渠道。这就要求打破部门、地域、行业壁垒，实现信息、渠道、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共享。在横向层面，通过制度创新促进跨部门协作，整合外交、媒体、智库等资源，形成传播合力。在纵向层面，根据不同区域和受众特点实施分层配置，差异化调配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资源，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与针对性。同时，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全媒体生产体系，实现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端传播，推动内容、渠道、技术的深度融合，释放资源整合效能。

其三，内宣外宣联动的大外宣格局。这需要通过建设同构、议题统筹、话语创新和节奏协同，形成国内国际传播相互赋能、内外联动的整体效应，从而推动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同构，将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势能转化为战略传播体系构建的动能。内宣与外宣不应是割裂的两个体系，而应是同一主流舆论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移动社交互联网时代，传播影响力逐渐从以民族国家和地域为区隔的受众转向以趣缘、业缘为重点的圈层用户，共通意义的构建成为重点。内宣为外宣提供内容资源和民意基础，对内挖掘重大政策、社会热点的国际传播价值；外宣为内宣拓展国际视野和价值参照，对外以国内发展成就支撑国家形象塑造。内宣外宣一起推动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共建，打造具有国际共识度的中国叙事。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引导民间声音参与传播，增强亲和力与可信度。通过内外融合联动的互动机制，打破传统“内外有别”的界限，建立内容资源共享、传播节奏协调、话语体系衔接的协同机制，形成传播合力，共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三、思想价值：确立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战略思维

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是流程再造和组织重构，更需要在价值理念和方法论层面确立清晰的思想引领。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需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以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为引领，以系统协同与破旧立新为方法论，构建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开放性的战略思维体系，推动体制机制变革。

（一）价值遵循：超越零和博弈

在战略传播体系下，各层级传播主体、多元传播话语需贯彻统一的思想价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创新体制机制的理念，是对“小院高墙”“零和博弈”等单边主义和对抗性思维的超越，也是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区别于西方“中心—边缘”传播结构的根本标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命运与共，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包容共生，这为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价值坐标。

在这一价值遵循下，体制机制创新必须贯彻“全球共同价值、共通意义、共谋发展”的原则。其一，在传播主体协同上，超越二元对立，构建多元主体平等对话、共同参与的传播框架，既发挥政府、媒体的主导作用，又激活智库、企业、民间组织的协同力量。其二，在内容生产上，要致力于寻找与各国受众的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正如“十五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这种共鸣与交汇，根植于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生动阐释，聚焦全球性挑战的应对方案，将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话语资源，从而在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中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其三，在渠道选择上，要充分激活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交媒体的亲和力，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习惯与平台生态，避免生硬移植，通过本土化、分众化的渠道适配实现有效触达。

战略传播的目标不是赢得话语霸权，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理解，在各美其美的愿景下，美美与共，由此达到和合共生。因此，我国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变革应当为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包容互鉴提供制度保障，使国际传播从说服转向对话，从宣传转向沟通，真正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

（二）方法论革新：贯穿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思维

1.系统协同思维。即将国际传播视为一个由多元主体、多层面向、多种渠道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政府、媒体、智库、企业、民间、“外嘴”等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反馈机制。体制机制设计需打破“条块分割”，通过制度创新促进跨部门协同、跨界融合、跨文化对话。通过系统性整合，形成资源互补、功能耦合、效应叠加的传播生态，使多元主体在保持各自优势的同时形成整体合力。

2.破旧立新思维。其关键在于“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以“破”为先导，识别并消除制约效能的制度障碍；以“立”为根本，同步建构适应新战略需求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避免出现制度真空和运行失序。破旧立新并非全盘否定既有积累，而是基于新战略需求对旧有模式进行系统性重构，在破除束缚的同时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一是突破内宣外宣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一体化的统筹协调机制，打破传统“内外有别”的制度壁垒；二是突破传统媒体的组织架构惯性，建立适应数字化、社交化、移动化时代的新型传播组织，实现从科层制向扁平化、从固定编制向柔性团队的转型；三是突破单向灌输的传播理念，建立对话、参与、共创的新型传播范式，打破传统外宣“官办官演官看”的自我循环；四是创新话语体系，摒弃生硬的宣传语态，采用更具情感共鸣、文化共通特性的表达方式，打造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契合国际传播规律的叙事体系。

四、协同创新：完善高效联动的国际传播核心体制机制

面对全球传播生态的深刻变革，构建高效联动的国际传播核心体制机制，关键在于以“协同创新”打破壁垒，从主体功能、空间布局、话语逻辑、人才支撑以及内部动能五个维度，构建起内外打通、上下贯通、多元融通的立体化传播网络。

（一）多元传播主体的整合协同机制

在“复调”传播格局中，多元主体既需各司其职，又需浑然一体。明确各主体的差异化功能定位，是协同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政府作为主导协调者，负责顶层战略设计、重大议题策划、资源统筹配置。其优势在于权威性和战略性，需要在跨部门协调中发挥指挥作用。主流媒体作为主力军，承担内容生产、渠道传播的核心任务，并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向平台运营者、生态构建者转型。智库作为思想库，提供理论支撑、概念生产和效果评估，为传播实践注入学理深度。高校作为人才库，承担后备培养和基础研究工作，需与业界建立产学研协同机制。为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效果，国际传播要深入联系实体经济，以多元叙事体系和多方社会资源整合为有效支撑[11]，需建立多元传播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形成协同效应。例如，政府与主流媒体之间应构建高效的政策传达与执行机制，确保国家战略意图能够迅速转化为具体的传播行动；智库与高校可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深化合作，共同开展国际传播相关课题研究，推动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应用转化。

值得关注的是，企业、民间组织与个人的传播潜能正日益凸显。民间主体作为“复调”格局中崛起的新生力量，已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变量。企业既是实践者又是载体，品牌传播、社会责任项目等可实现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播。民间组织与个人则扎根地方，具有灵活性、贴近性和情感化优势。在数字时代，普通网民、留学生、华侨华人、海外博主等个体传播者凭借真实可感的生活叙事，往往能突破文化隔阂与意识形态壁垒，未来探索灵活多元的协调组织机制将是一个重要命题。

构建多元传播主体的整合协同机制还需要建立明确的责任与资源分配规则，通过搭建跨部门、跨领域的资源共享平台，将政府的外交资源、媒体的内容生产力、智库的研究能力、企业的海外触点、高校的人才储备与“外嘴”的影响力等进行有效整合与调度，最终形成权责明晰、协同高效、资源共享的大传播工作格局。

（二）纵向与横向的传播层级协同机制

针对国际传播资源分散、地方活力不足的问题，需要通过纵向的央地联动和横向的区域协同，构建一张覆盖全域、反应灵敏的传播网络。

1.纵向协同（央地协同）。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以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为主体架构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并积极推动其转化为国际传播体系。四级媒体的差异化定位是纵向协同的基础：中央层面重战略引领与顶层设计，聚焦重大议题设置、旗舰平台建设和国际舆论引导；地方层面重特色资源挖掘与精准落地，利用地缘优势、文化资源和本土视角实现“一域一策”精准传播。

纵向联动的关键在于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地方传播主体应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外交战略与行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主动对接中央政策，将地方特色资源转化为国际传播的实际效能。例如，通过“央地共建”路径，在海外传播矩阵搭建、渠道分发、活动运营等方面争取中央媒体资源的垂直链接。

2.横向协同（区域协同）。横向协同旨在通过地理位置与文化资源相近的地区建立区域性国际传播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抱团出海提升国际影响力。以四川天府融媒体联合体为例，该联合体通过整合区域内多家媒体的资源与力量，形成了覆盖广泛、传播高效的融媒体矩阵，显著增强了区域整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四川天府融媒体联合体、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类似实践表明，区域协同可以突破单一媒体资源限制，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这种区域协同模式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还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传播成本，为国际传播工作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区域性国际传播联盟还可以通过协同创新，探索适应不同区域特点的传播模式与叙事方式，进一步提升传播的精准性与有效性，为国家整体国际传播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补充。横向协同的核心在于找准共同传播主题和利益交汇点，沿边省份可围绕“一带一路”形成区域性传播合力，历史文化资源相近地区可联合打造文化IP实现抱团出海。

（三）多元话语与叙事的适配协同机制

1.分层话语体系构建。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视角审视，话语体系由“故事”与“话语”两大要素构成——前者指涉人物、背景等实存及事件链条，后者指涉表达与内容的传播方式。借鉴这一理论框架，结合我国国际传播实践，可构建从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到大众话语、网络话语的有机协同体系，以回应不同传播主体、传播平台与受众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官方话语重在权威性、严谨性和战略性，适用于政府白皮书、发言人表态等正式场合。其叙事类型以“发展叙事”为主导，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主题，展现国家发展的宏大图景。学术话语重学理性、系统性和说服力，适用于深度解读和理论阐释，需与“发声叙事”紧密结合，在涉华国际热点议题上提供学理支撑，解构西方话语陷阱。大众话语重生活化、情感化和故事性，适用于影视、文学作品等文化产品，典型表达是“发扬叙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通过多元文化符号实现创造性转化。网络话语重互动性、创意性和圈层化，适用于社交媒体传播和年轻受众触达，其核心是“发现叙事”，聚焦日常趣味与人物生活故事，以鲜活个体经验引发跨文化共鸣。[12]

四层话语相互支撑、协同发力，话语生成叙事，叙事反哺话语，通过“发展”“发声”“发扬”“发现”四维叙事的有机组合，使中国故事既具备宏观象征意义，又蕴含微观情感温度，最终形成既融通中外，又根植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平台与渠道适配。为了提高国际传播的精准性与有效性，需要将统一的战略议题转化为适配各平台语言与叙事方式的内容。例如，X（原Twitter）平台以其短文本、实时性和开放性著称，适合快速传递核心信息与引发热点讨论。然而，由于字符限制，传播内容需高度凝练且直击要点，同时需注重使用视听元素以增强吸引力。TikTok则以其年轻化、娱乐化的用户群体和算法推荐机制见长，适合通过创意短视频形式传播具有文化特色与生活气息的内容。例如，CGTN在TikTok上传播的云南象群北迁事件视频，不仅展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还因其国际化的共通话题获得了广泛关注。而YouTube作为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平台，则更适合发布长篇纪录片、专题报道等深度内容，以满足受众对知识性与故事性的需求。这种平台适配策略，正是“一域一策”精准传播理念在渠道层面的体现。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根据区域、国别分众，还要根据平台生态和用户圈层分层，将统一的战略议题转化为在不同数字场域中高效流通的液态话语，从而实现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的有机统一。

对于国内主流媒体而言，不仅需要打造自有平台，而且可将合作平台作为核心流量入口与用户交互前线，利用自身的内容原创优势，在这些生态中建立强大的品牌节点与服务触点，实现“借船出海、引流反哺”。这类似于CGTN在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打造官方英语主账号及欧洲、非洲、美洲、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分众账号，这种主副账号协同、多语种分众布局的策略，为平台适配提供了有益借鉴。

（四）国际传播专门人才的协同培养与培育机制

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本文课题组对中央及地方主要国际传播机构展开调研[13]，通过对“策采编制发管”等全链条核心岗位的覆盖，揭示了当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与实战需求之间的深层矛盾，从协同培养机制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

1.人才能力标准更新。调研结果揭示了国际传播人才能力需求与现行人才培养之间的多重矛盾。首先，在问题认知上，从业者认为影响国际传播效能的最主要因素集中于宏观层面——“对国际格局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和“国际舆论引导能力”位居前列，这实质指向了国际传播战略研判与复杂舆论场博弈能力的短缺。其次，关键能力需求呈现认同与缺口并存的鲜明特点：“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被同时视为最重要和最需提升的能力，构成最核心的能力矛盾。这一矛盾源于两大现实：一是驻外一线力量薄弱，导致对传播对象国家的社会脉动、文化心理和舆论生态缺乏深度体验和在地知识积累；二是跨学科知识储备不足，目前国际传播工作实践中仅凭采编和外语技能已远远不够，急需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背景支撑。

基于此，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需要具备多维复合能力。从能力类型看，需系统培养五大能力：政治能力是根本，厚植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确保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上传播好中国声音；语言能力是基础，要提升语言能力基本功，针对国别化、区域化传播需求培养多语种复合型人才；思维能力是核心，能够深入分析国际事件背后的媒体立场与话语策略，对局部问题进行整体性思考；沟通能力是关键，在跨文化交往中增强全球理解，通过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来提升社会文化适应能力；创新能力是动力，依托融合创新与前沿技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技术对中华文化进行全景式呈现。这五种能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战略传播人才的核心素养。

2.协同培养与培育机制。调研数据显示，“边干边学”是当前从业者绝对主导的成长方式，这既体现实践特性，也暴露出系统性培训的缺失。从业者对学校教育的批评集中于“理论与实践脱节”，而对单位培养的迫切诉求是“与国外媒体交流”和“获得技术学习支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构建学界、业界、技术三方协同的“产学研用”一体化人才培养链条。

学界层面，我国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已初步形成三种主导模式：综合院校的国际关系主导模式、传媒院校的新闻传播主导模式、外语院校的跨语言传播主导模式。三种模式各具优势、交叉融合，共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教育格局。在此基础上，需注重专业教学与实践项目互促互动，通过开设跨学科课程，让学生既掌握采写摄录编的本领，又具备全媒体技能。同时，积极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语言、国际关系、传媒前沿等全方位培训。

业界层面，需建立产教融合型专业实践基地，搭建政、学、研、媒一体的全媒化人才培养平台。通过定期安排学生进入主流媒体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实习实践，在实战中打磨全媒体报道、新媒体编创、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等能力。同时，拓展海外教学实践基地，让学生亲临国际传播一线，参访驻外使馆、媒体机构，在跨文化语境中体会国际传播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此外，人才协同培养还应拓展至国际层面，通过建立与海外媒体、智库、高校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培养一支理解中国、善于表达的“外脑”、“外嘴”队伍，使其成为我国国际传播人才体系的有益补充和重要协同力量。

（五）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的深化改革

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根本在于体制机制的深层变革。必须以互联网思维重塑组织架构，通过流程再造与模式创新，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现代传播体系，方能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掌握话语主动权。

1.组织结构变革。国际传播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部门、单一媒介形态难以胜任系统性传播任务。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部门墙”，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的组织生态。

首先要推进一体化管理架构。坚决改变传统媒体端与新媒体端“两张皮”的割裂状态，建立统一的全媒体指挥中枢。新闻资源统一调度是改革的重中之重，需实现人员编制、绩效考核、业务管理的深度融合，解决省市级媒体常见的“半打通”状态，彻底消除“报纸思维”与“网端思维”的内耗。

其次，实施关停并转与集约化重组。对质效不佳、影响力微弱的海外传播平台、客户端进行关停或合并重组。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将分散的“单兵作战”力量彻底打碎重组，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的国际传播旗舰。

同时，建立扁平化指挥体系。需减少管理层级，建立集中指挥、高效协调的管理体系，特别是针对国际传播的瞬时性特点，赋予一线采编团队更大的自主权，提升对全球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与协同能力。还需重构考核评价体系。现有考核往往过度侧重发稿量、平台更新频率等易量化指标，而对于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等核心价值维度缺乏科学衡量标准。国际传播考核应引入用户满意度、社会美誉度、海外舆论反响等关键反馈指标，形成以传播实效为导向的评价机制。

2.生产流程优化。生产流程优化的核心是强化用户思维和数据驱动，需从传统的“采编发”线性流程向“策采编发运”全流程闭环转型，实现内容生产与用户运营的深度融合。实现流程再造需摆脱早期“中央厨房”硬件资源利用率低、产品同质化的问题，从规模化生产中心向智能化资源枢纽演进，通过建立弹性工作制和项目制运营，引入数据反馈机制形成生产、传播、反馈、优化闭环系统。同时，打通传统媒体端与新媒体端的业务流程区隔，实现内容一体策划、全媒体统一采集。

针对商业平台算法导致的内容同质化与娱乐化，主流媒体应发挥专业优势。一方面，深耕垂直IP，挖掘地域文化、产业特色，打造系列化、品牌化的纪录片、微短剧；另一方面，围绕国际传播重大议题，构建理性、深度的公共讨论空间，提供精准的“新闻+服务”，建立基于价值认同的强关系连接。在用户运维上，它既包括对内容产品的品牌化、IP化运营，也包括对服务功能的市场化、精细化运营。一方面，可将国际共同议题中积累的信任转化为用户的主动依赖与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可通过服务过程沉淀真实的、高质量的国际用户需求数据，探索社群运营。

3.工作室模式。工作室模式是媒体融合在微观层面的突破，是孵化优质IP、激发人才活力的有效载体。工作室模式正从最初的探索阶段发展为主流模式，这证明了其在适应用户圈层化、信息碎片化传播环境中的有效性。

首先，全面推行“项目制”与“垂直化”运营。工作室模式能够打破传统科层制束缚，赋予创作者更大的自主权，激发其创新活力，可基于专业化、垂直化的用户细分市场，建立技术导向、内容导向及个人IP导向的多种类型工作室。其次，打造国际传播“网红”品牌与人格化IP。鼓励工作室探索人格化传播，孵化如“郑锦强工作室”“小彭Vlog”等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国际传播品牌。利用工作室机制灵活的优势，适应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去中心化”特点，通过柔性叙事和圈层化传播，解决官方话语“听不进”的难题。如人民日报的“侠客岛”、中国日报的“围炉”等，都是通过人格化IP实现了“破圈”传播。同时，工作室模式的推广需要配套制度保障：灵活的用人机制、项目制的考核方式、与贡献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作为一种灵活新颖的机制，尽管不少媒体成立了工作室，但其积极效应在人员待遇提升、单位营收增加，以及进一步推动整个体制机制变革上的作用仍有限。因此，在激励机制上，需实行“优稿优酬”与“项目分红”，将创新成果直接与团队收益挂钩，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让工作室的“领头雁”效应辐射到整个主力军，通过“以点带面”，进一步拓展传播网络，从而有效提升主流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五、结语

体制机制的完善是系统工程，核心在于“协同”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以系统协同观念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是构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战略传播体系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修补完善，更是理念、战略与制度的系统升级。体制机制创新是动态持续的过程，需随着传播格局演变和技术迭代不断调整优化。但无论技术如何变革、格局如何变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内核、以系统协同和破旧立新为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应一以贯之，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传播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强新时代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研究”（批准号：22&ZD31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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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24年10月至2025年7月，课题组面向中央及地方主要国际传播机构展开调研，覆盖策、采、编、制、发、管等全链条核心岗位，共回收有效问卷196份。为系统、立体地呈现国际传播全链条的人才状况，问卷对象涵盖了驻外记者、国际传播摄影摄像、编译、新媒体运营、主持人、编辑及管理层等多类岗位，调研了从国际传播的选题策划、采访摄制、内容编审到产品制作、新媒体运营与国际舆论引导等全流程实践环节。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曾祥敏，刘春浩.系统协同与价值主导——因应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研究[J].青年记者，2026(07):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