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锋 潘英乔 邓炼：大众空间的民间外交拓展与国际传播叙事策略

作者：冯俊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潘英乔（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炼（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7期

导 读：

本文以多个文化商业空间为考察对象，从空间媒介的视角出发，考察其从日常消费空间演化为民间外交窗口的共性路径。

一、引言

近年来，外国政要访华期间的行程安排，正悄然发生着一些意味深长的转变。比如在用餐方面他们不再局限于国宴厅的精致排场，而是越来越多地走进街边餐馆、特色市场，端起碗筷品尝地方风味，驻足柜台选购中国礼物。2026年1月英国首相斯塔默抵达北京后走进的“一坐一忘”云南菜馆，正是2023年7月美国前财长耶伦到访过的餐厅。2024年4月6日晚，耶伦再次抵达北京后，首站便前往北京川京办招待所餐厅（以下简称“老川办”）用餐，在公共用餐区与普通食客比肩而坐。除此之外，北京的红桥市场与秀水街也频频出现在外事行程中——多国政要在此选购珍珠饰品、定制西装、挑选“中国礼物”。由此折射出饮食、消费空间承载民间外交的重大意义，政要与员工、食客的互动中具有独特的媒介价值向度。当严肃的外交互动被嵌入胡同深处的餐桌、三里屯的餐厅、天坛东门的市场，一种以“空间”为核心载体的民间外交新范式正在生成。这类空间并非为外交目的而创设，而是在长期运营中凭借文化浓度、社群黏性与服务品质，自然沉淀为国际交往的场所。它们以“饮食”“礼物”“体验”为媒介，创造出一种“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的体验”——外国政要与普通民众在同一空间中的“共在”，将抽象的国家关系锚定到具体的个人记忆与情感联结中。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1]“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2]当前，世界外交在主体叙事、交往形式与传播效能层面面临结构性挑战，许多国家亟须探索用“频繁互动”有效化解文化冲突、增强互信，从而建立情感信任纽带的路径。

二、新时代民间外交的新走向

（一）多元化的概念困境

我国正式提出“民间外交”这一概念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后。[3]尽管民间外交的实践一直较为活跃，但这一概念仍缺乏一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学界对民间外交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从主体和对象上来看，有学者强调了其主体由不具有国家外交正式资格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进行对外交往或交涉活动。[4]从目的上来看，有学者认为民间外交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性，是以非政府行为为依托，自觉地服从或服务于本国的官方外交目标与利益，并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或交涉活动。[5]还有学者从民间外交的性质进行定义，“民间外交是指民间往来中有官方背景和支持、自觉的、有意识地代表国家的利益，实现国家政策的民间友好活动。实际上，民间外交是‘半官半民’的外事活动”[6]。本文试图跳出概念的纠缠，通过考察“老川办”“一坐一忘”两家餐厅，以及红桥市场、秀水街两个文化商业空间，分析其以市场的主体性、人物的社会性、市场的机动灵活性重塑民间外交的实践。

当前，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变与传播技术的颠覆性革新，正同步重塑国际交往的生态。全球化与数字化在破除“高墙小院”的同时，也加剧了认知的竞争与情感隔阂，使得以信任与共鸣为核心的国际传播变得“相见难”“别亦难”，中国民间外交由此迎来了从“规模扩张”向“效能深化”转型的关键叙事“窗口期”。我国民间外交已从增进人民友好向系统性维护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等纵深拓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统领，通过民心相通把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7]，其实践主体主要依托官方及半官方机构，向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等多元社会力量的方向持续演进，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网络化特征。[8]重构更具创新性与智慧的传播实践，进而实现有效沟通与真诚对话，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

（二）语义的结构性困境

民间外交的理想效能，在实践中常遭遇来自其自身结构与外部环境的系统性制约。这些制约深刻影响了其传播的广度、深度与可信度，成为实践突破瓶颈。

从内部约束看，一是长期存在的“政府主导”模式让民间外交的自发性、灵活性被行政化的机制所异化。[9]虽然政府主导模式能带来资源与组织保障，但客观上导致了社会内生动力与专业力量的发育不足。二是具有国际视野、专业传播能力与深厚文化素养的民间行动主体仍显稀缺，许多活动依赖行政动员，其可持续性与创新性受限。此外，官方、半官方机构与纯粹民间力量之间常处于割裂或简单“物理组合”状态，未能有效构建起目标协同、资源互补、行动高效的“立体化”网络，导致传播合力难以实现最大化。

从外部环境看，西方国家与智库掌握着国际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与叙事框架的话语权，导致“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10]。这种“话语权弱势”，极大地抬升了有效沟通的成本与难度。当前，“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1]，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2]。

因此，当前民间外交的结构性困境，本质上是内部能力建设的滞后与外部话语权的结构性落差双重制约的结果——前者体现为多元主体之间协同不足、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后者则表现为国际传播能力与综合国力不相匹配，导致中国故事在跨文化传播中始终面临“被定义”的风险。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抬高了民间外交的沟通成本与信任门槛，使其效能空间受到深度挤压。

（三）失衡的叙事困境

民间外交叙事困境，其形成原因在于以“宏大叙事”为主导的传播范式与国际公众基于个体经验与情感需求的接收模式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断裂。当前叙事过度聚焦于对象国的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13]，通常立足于国家或文明的高度，内容侧重于灿烂历史、悠久文明、政策蓝图、发展成就与战略理念的体系化阐述。然而，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这套高度抽象且正式的话语，远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感性认知，难以引发真正的兴趣与共鸣，这种预设无形中构筑了一道语境壁垒。叙事需要与受众的“利益愿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否则会引起抵触。[14]叙事困境的本质，是供给侧的“宏大叙事”与需求侧的“微观感知”之间的系统性错配，它急需一种能够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亲可近、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日常化传播新路径。

（四）失信的效能困境

民间外交的最终效能，在实践中常受困于渠道的形式化与深层信任的缺失，二者构成相互强化的负面循环。在实践渠道上，许多活动易于陷入“仪式化展演”惯性。其形式往往高度程式化，如“经典化”线路参访、固定流程的论坛与成果预设的文化周等。这类活动虽能完成“物理在场”与“信息发布”，却因缺乏自发、深度、平等的互动视角，难以促成真正的观念交流与关系建构。这种“脚本化”的交流模式，使传播渠道难以充分实现从“信息发布”到“关系建构”的功能转化，民间外交所特有的渗透性与亲和力亦难以真正释放。

在深层效能上，民间外交面临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信任赤字”。国际公众尤其是西方社会民众，受文化因素、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叙事与意识形态差异影响，对来自古老中国的信息抱有先验的质疑。民间外交活动常被置于“战略宣传”的滤镜下审视，其真诚性受到挑战，真实性遭受质疑。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构成了效能转化的“认知壁垒”。效能困境的症结在于：表层互动渠道的僵化，无法穿透和化解深层的信任坚冰，甚至可能因缺乏真情实感的“弱互动”而“摊厚”。突破困境，亟须创造能承载真诚内容、激发情感共鸣，从而积累微小信任资本的“强关系”互动新渠道。

三、空间媒介的理论视域与民间外交的在地实践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既是人类社会运作的先决条件，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15]。在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空间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中介，它使人类社会行为得以在特定场域中展开；作为产物，它又是制度运行、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意义等社会实践的结果与凝结。[16]正是空间这种“中介”与“产物”的双重属性，使其具备了成为“媒介”的内在可能。空间作为媒介，是散播和传递信息的渠道，是连接人与人、人与事物的关键节点和中介，空间与媒介具有相通性。[17]基于生产和媒介的空间观念，本文将民间外交空间看作一种由传播活动与社会关系交织生成的社会空间，它是由物质要素、互动关系及记忆共同构建而成的。循此逻辑：空间媒介指向了其物质性——开放程度与进入可能性决定了交往的边界；空间作为连接人与人的节点，指向了其可沟通性——相遇与互动的能力是关系生成的前提；空间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指向了其可记忆性——历史经验的凝结与跨代传递构成了空间的文化厚度。这三重属性共同构成了考察民间外交空间实践的理论坐标。在这一框架下，本文结合多个民间外交实践案例，考察空间如何以其物质性、关系性与记忆性成为民间交往的关键媒介，并揭示其赋能机制。

（一）物质性

空间是社会实践展开的场所与中介，标识了这一实践的范围与边界。[18]由此，“物质性”成为考察空间媒介功能的第一个关键维度——空间对哪些人开放、以何种方式开放、在何种条件下开放，直接决定着空间作为交往媒介的潜能。这一维度，在具体的民间外交空间实践中往往通过空间的演变历程得到生动呈现。

1983年，作为四川省驻京办配套设施，“老川办”在北京建国门内胡同落成，其空间形态呈现典型的制度性封闭特征——位于招待所内部、以内部服务为主。这种制度性空间配置为其后续发展埋下了两个关键伏笔：一是赋予了其制度信用；二是使其在北京民间外交中获得了一处兼具私密性与可达性的独特物理场所，为未来的功能转型提供了天时地利优势。秀水街2005年从露天市场到“撤市入楼”的物理升级，开启了品牌化、国际化转型之路。近年来，更通过服务创新重新定义“可达性”——多语种服务、外卡支付全覆盖、18小时成衣、全球邮寄、即买即退税，使空间从“可进入”升维为“可服务”。红桥市场除了拥有位于天坛东门的地理便利之外，70%外宾客群、商户外语能力，共同构成能力层面的适配。空间的物质性与可达性，是民间外交实践得以落地的基础性条件。无论是“老川办”的制度信用背书、秀水街的多语种环境营造，都指向同一命题——空间媒介的物质性，决定了民间外交实践的可及性。

（二）关系性

空间的媒介功能不仅体现为物理层面的可进入性，更体现为社会层面的关系生成能力。以墙、篱笆为标志的有形障碍和界限，同门和走廊组成的通道一样确定了人们流动的方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面对面交往的数量、类型和规模。[19]这一观点为理解空间的“关系性”提供了重要启示：空间如同媒介，通过其布局与开放程度，划定着何种交往可能发生、何种关系得以建立。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同一空间中实现“共在”，空间便成为意义交换与关系建构的生成场域。

“老川办”的美食文化输出阶段，生动展现了空间如何从“服务单元”演变为“关系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向社会公众开放后，“老川办”成为早期门户网站美食社区热议的对象，吸引了大量外企员工、留学生和美食爱好者。“吃川菜，到川办”在北京食客中口口相传，使其迅速蜕变为一个现象级的“美食文化地标”。红桥市场则将商业交易转化为跨文化交往的契机，“外宾慕名来到这里，在我这里路过，我们就是交个朋友，不一定非要买东西，喝一杯茶我都很高兴”[20]。当外宾向“珍珠女王”白如芳介绍国际珠宝趋势，她向外宾讲述中国淡水珠的故事时，空间便完成了从“交易场所”到“沟通界面”的跃迁。“一坐一忘”则呈现出餐饮空间的另一种关系性特质：一桌滇菜就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微缩展览。当耶伦点了四份见手青，当斯塔默接过店员赠送的印有“马年腾飞”字样的云南“甲马”木刻版画，不同身份背景的人们因美食而聚集，在餐桌这个微观空间中实现“相遇”与“对话”，使空间成为跨文化对话的场域。

（三）记忆性

空间的媒介功能还体现为一种纵向的“可记忆性”。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场所”（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它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记忆之场的“场”一词有三种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21]红桥市场、“老川办”、秀水街与“一坐一忘”，虽形态各异，却都在“实在的”“象征的”“功能的”三个维度上呈现出作为“记忆之场”的典型特征——它们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消费空间，更是跨文化交往经验的承载者与传承者。

“老川办”的外交价值并非在外国政要到访的那一刻骤然生成，而是长达近三十年的持续交往所积累的结果。作为改革开放后北京最早一批对外营业的川菜餐厅，它见证了中外交往从窗口期到常态化、从官方主导到社会自发的完整历史进程。数代外交官、外企员工、留学生、驻华记者在这里留下的用餐记忆，层层沉积为一种无形的空间资本。2024年4月耶伦的光顾与同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的到访，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既存的、深厚的社会情感资本的“确认”与“调用”。红桥市场自1995年开业之初接待撒切尔夫人后，多国政要相继到访，由此开启了“为国待客”的历史。后来，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北京访问，特意预留出午饭时间，点名请“珍珠女王”白如芳带着珍珠项链上门供她挑选。这一细节印证了空间“可记忆性”的核心意涵：当一件“中国礼物”被珍视、被佩戴、被记住，当一次交往体验被跨越时空地唤起，空间便完成了从“事件发生地”到“记忆锚点”的意义跃迁。

记忆的塑造和传承最后都要落脚到引发主体的情感认同。记忆实践是主体进行情感认同的过程，主体接受记忆书写的内容，对国家或个体的命运、经历产生共情，进而在公共的记忆与个体的记忆之间进行转化。[22]当日常空间成为可被反复唤醒的记忆锚点，它便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集体的情感界面。

（四）民间外交空间的媒介功能呈现

经由物质性、关系性与记忆性三重维度复合赋能，四个案例在空间功能上实现了从日常消费空间向外交界面的跃迁，其核心特质锚定为一种既能主动生产意义、调度关系、传递价值，又能保持日常生活空间的开放性与亲和力。这一特质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首先，民间外交空间是一个“权威”与“亲和”相结合的信任场域。一方面，深厚的制度基因赋予空间“安全性”与“严肃性”——“老川办”的驻京办背景、红桥市场的国企身份，使其在承担外事接待时具有天然的信用背书。另一方面，良好的市场口碑又为其披上浓厚的民间色彩，有效消解了纯粹官方空间可能带来的权力压迫感。耶伦在“老川办”大厅就餐、与邻桌互动的场景，斯塔默率代表团走进“一坐一忘”公共用餐区，白如芳“交朋友”而非仅做生意的待客之道——这些“去仪式化”的日常脚本，生动展示了这一界面如何生产出平等感与亲切感。

其次，民间外交空间是一个“文化”与“政治”相转译的意义枢纽。文化转译是一种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异质性，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价值交流、情感共振的方式。[23]它将宏大的政治外交目的，转译为微观的、易于接受的文化体验与生活叙事。其空间本身就是一套精密的转译装置：“老川办”将巴蜀文化转译为郫县豆瓣的酱香；“一坐一忘”将云南多元民族文化转译为白族乳饼、傣族菠萝饭的味觉组合；红桥市场将“中国礼物”的文化意涵转译为珍珠项链的温润光泽；秀水街将“中国制造”的品质转译为定制西装的合身体验。“老川办”厨师李强、“珍珠女王”白如芳等关键人物扮演了“转译者”的角色，将复杂的文化叙事嵌入可感知的感官碎片中，实现了传播的“经验内化”。

最后，民间外交空间是一个承载“时间厚度”与“信任惯性”的记忆锚点。“老川办”近三十年的经营、红桥市场三十年“为国待客”的历史、秀水街作为“老外淘宝地”的数十年积淀，使数代外交官、留学生、驻华记者留下的消费记忆层层沉积为无形的空间资本。信任是在长期互动中嵌入社会关系结构，并随着关系的延续而不断积累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24]正是这种历经时间沉淀的信任惯性，使每一场新的外交到访都不是从零建立信任，而是激活并延续早已存在的情感关联。

四、民间外交国际传播新策略

案例的深层价值，是系统性地呈现出一套可识别、可分析的创新性国际传播策略。这套策略以“空间”为媒，以“饮食”“礼物”“服务”为介，通过一系列实践思考，有效破解了传统民间外交中的诸多困境。

（一）情境重置

传统高层外交活动通常在高度仪式化的空间中进行，其规整的流程、严密的安保与符号化的陈设，在彰显庄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构筑了清晰的政治边界与心理压力。而一系列民间外交实践的突破，在于其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情境重置”效应：外交互动从传统的“政治性前台”自发地迁移至一个充满生活烟火气的“社会性后台”，其核心是一种“混合型交往情境”的自然生成。

这一情境的“混合性”体现在两个看似矛盾特质的有机统一上。一方面，它具备高度的可信性与安全性。这种信任源于“老川办”近三十年持续经营所沉淀的制度化信誉，源于红桥市场作为国企“为国待客”的天然信用背书。另一方面，它又充满了低压力与亲和力。耶伦主动选择在“老川办”公共大厅而非私密包间用餐；斯塔默率140人代表团走进“一坐一忘”公共用餐区；“珍珠女王”白如芳在红桥市场“交朋友”而非仅做生意的待客之道；秀水街“外卡支付全覆盖”的便捷服务——这一系列的行为溢出构成了外交传播最珍贵的“非预期性正面效果”。

其策略本质，在于以空间信誉资产为根基，将严肃的外交对话嵌入生活化的交往语境之中，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语境软化”与“心理准入”。这一策略的成功，根植于空间运营者长期积累的信任资本——时间、品质与真诚共同构成了这一资本的核心要素。

（二）符号转译

在跨文化传播中，直接陈述宏大的政治理念或文化主张，常因语境差异和意识形态过滤而遭遇“文化折扣”，甚至引发抵触。一系列民间外交实践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抽象、复杂的国家叙事与政治意图编码为一系列可被感官直接捕获、易于情感接纳的微观符号与具身体验，从而完成意义的“创造性转换”。在味觉上，“开放包容”被转译为一桌融合百味的宴席；“匠心精神”被转译为“老川办”工序复杂的开水白菜或“一坐一忘”对食材本味的坚守。在视觉与触觉上，“文化遗产”被转译为墙面上的三星堆图片或赠礼中的蜀绣熊猫、秀水街的京绣高定服装；“地方文化”被转译为陈列柜中的五粮液、郫县豆瓣。在叙事上，“发展故事”被转译为厨师李强从学徒到劳模的个人奋斗史、白如芳从普通商户到“平民大使”的创业历程。

这种转译策略的精妙在于，它不预设受众必须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框架，而是提供一组可供自由进入的文化入口。外宾无需熟悉中国外交政策的话语体系，却能从一桌百味交融的宴席中，从一条光泽温润的珍珠项链中，从一套合身得体的定制西装中，直观感知“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这种将抽象观念“沉降”为味觉、触觉、听觉等多元感官经验的做法，有效剥离了跨文化传播中极易引发心理防御的意识形态负荷，使意义传递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共情机制。

（三）关系具身

民间外交的深层价值，在于将宏观的国家关系锚定到具体的、带有人情味的个人记忆与情感联结中，从而实现关系的“人格化”与“情感化”。一系列民间外交实践表明，通过精心设计的“具身化”互动，抽象的双边关系得以转化为可触可感的人际情谊。

“老川办”通过精心设计的“具身化”互动，将宏观的国家关系锚定到具体的、带有人情味的个人记忆与情感联结中，从而实现关系的“人格化”与“情感化”。这一策略贯穿于外宾在空间内的完整动线。首先，是身体的共同在场与协同实践。宾主围坐圆桌，共同举箸，分享同一盘菜肴——圆桌本身便是一种消解等级、强调平等的空间装置，没有长条谈判桌所带来的阵营对立感。红桥市场里，白如芳为外宾试戴珍珠项链；秀水街上，裁缝为外宾量体裁衣，身体尺度的接触本身就是最直接的对话。在这一具身参与行为中，场景是双方共知的，情感是双方共享的，思维是可交流的。[25]其次，是充满象征意义的人格化礼物交换。“老川办”赠送的手工蜀绣熊猫、外宾回赠刻有名字的美国财政部徽章、白如芳为撒切尔夫人设计的珍珠项链、“一坐一忘”赠予斯塔默的甲马木刻祈福版画——这类礼物不是普通的纪念品，而是承载双方具体人格与心意的“关系信物”。再次，是与关键人物的非正式交流。主厨李强讲述菜品故事与个人经历，白如芳分享从普通商户到“平民大使”的创业历程，秀水街独立设计师黄勖讲述设计理念与非遗传承——这些具有专业禀赋的个体行动者，其技艺、坚守与真诚极易引发对专业精神的尊重与情感共鸣。通过这一系列交往，实现了从“一次性外交接触”到“可累积情感资本”的质变：一次味觉享受、一件独一无二的手作礼物、一段与关键人物的愉快交谈、一次珍珠试戴的贴心服务、一件量体裁衣的定制西装——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微小的人际联结，构成了双边宏大关系网络中一个个温暖而坚固的“情感节点”。当抽象的国家关系被具象化为可感、可忆、可讲述的个人故事，跨文化传播便获得了超越政治周期与舆论波动的持久生命力。

（四）共鸣叙事

民间外交的国际传播效能并未止步于现场参与者的体验。一系列实践表明，当特定事件本身跨越文化与意识形态边界、引发广泛公众情感共鸣时，便实现了从“现场外交”到“公共议题”的跃迁，驱动传播效果的指数级放大。

这一策略的核心是生产“稀缺性共鸣叙事”。以“老川办”为例，“一国财长在平价餐厅大堂吃家常菜”这一场景，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戏剧张力与传播价值的叙事主题。它的稀缺性来自对“外交仪式”惯例的刻意偏离：当国际社会已习惯于在庄重肃穆的国宴厅等正式会晤场所观察外交活动时，一位七旬财长坐在大厅举着筷子等待麻婆豆腐的画面，便构成了对既有认知框架的“反差”。这种“反差”精准击中了全球媒体与公众的共同兴趣点：对权力人物平民化一面的好奇，对真诚、平等人际交往的向往，以及对美食这一人类通用语言的喜爱。美联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无一例外地集中于“耶伦点了什么菜”“筷子用得如何”“大厅气氛是否紧张”等生活化、趣味性细节。[26]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专题报道还记录了主厨李强与耶伦的现场互动，以及耶伦对川菜“非常美味”的评价。[27]这种由事件本身特性所引导的“去政治化”报道框架，使得传播内容得以穿透不同国家的舆论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迅速发酵。

在数字化、全球化和平台化的交织作用下，来自民间的声音和舆论经由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和放大后传向世界，呈现出更为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使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可能成为中国话语、中国形象、价值观、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的代言人。[28]最终，耶伦吃川菜事件完成了从“现场外交”到“公共议题”的跃迁。他们不仅向目标国精英传递了信号，更向两国乃至全球的普通公众，生动投射了一个更具亲和力、更接地气、更富文化魅力的当代中国形象。当“稀缺性共鸣叙事”被成功激活，民间外交便完成了从构建情境、转译符号、锚定情感到引爆共鸣的完整传播闭环。

五、民间外交创新维度的新启示

在全球交往深度变革的当下，民间外交的微观实践为突破传统范式提供了珍贵样本。下文尝试超越个案，从其成功经验中萃取关键启示，从理念升维、主体革新与关系建构三个维度，系统阐述民间外交在国际传播中实现路径重构的创新可能，以期为塑造更具亲和力与实效性的跨文化对话提供策略性参考。

（一）理念升维：“微观叙事”的语境适配策略

当国际传播遭遇意识形态隔阂、文化折扣与受众心理防御等多重语境困境时，民间外交急需一种以“微观叙事”为特征的柔性传播范式。宏大叙事长于阐明立场、宣示原则、构建国家身份的总体性认知；微观叙事则善于软化传播边界、激活情感共鸣、填补宏大话语难以触及的日常感知空间。一系列民间外交实践以自发生长的智慧验证了微观叙事在破解跨文化传播困境方面的不可替代性，从而为民间外交在既有宏大叙事框架之外开辟出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转轨方向。由此，如何自觉地将微观叙事纳入民间外交的方法论体系，使其从自发经验升维为专业能力，成为当下理念创新的核心命题。其核心策略包含三重维度。

一是叙事主体的人格化。将叙事主体从宏大的国家“下沉”至具体的个人与机构。微叙事的“微”不仅体现在内容上的短小，也体现在对个体的刻画上，将话语权交给多元主体，使得国际传播场域中的受众能够根据自身的感受构建属于自己的叙事模式。[29]在这一框架中，承担跨文化沟通职能的是拥有专业禀赋的个体行动者——如“老川办”厨师李强三十年守灶的匠人面孔，红桥市场白如芳从普通商户到“平民大使”的创业历程，秀水街设计师黄勖从私人工作室到国际舞台的成长之路。这一转变的本质是传播信任机制的转型：从对制度身份的权威认同转向对个体真诚性的情感认同。策略启示在于，应系统培育具备跨文化潜质的“人格化叙事载体”，使其成为国家叙事柔性落地的重要界面。二是叙事符号的具象化。将抽象的政治理念与文化价值转译为可被感官直接捕获、与个体经验高度亲和的具象符号。这一转译的本质，是将需要政治解码的“硬信息”转化为引发愉悦与好奇的“软体验”。应构建成熟的“符号转化机制”，使宏大话语有效编码为具身化、在地化的感知单元。三是叙事方式的参与化。其核心理念是“情境营造”而非“信息输出”——不是告诉受众“中国是什么”，而是创造让受众自主发现“中国可以是这样的”体验场景。

（二）主体革新：培育“空间型媒介主体”

新范式的落地，迫切需要与之匹配的新型行动主体。传统外交主体长期呈现两极分化格局：一端是权威性强但灵活性不足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其传播常受制于程式化表达与政治语境拖累；另一端是活力充沛但资源与公信力有限的社会团体或个人，难以进入高规格外交议程。如何弥合这一结构性断层，构建兼具信任势能与传播弹性的中介载体，成为民间外交主体创新的核心命题。

上文分析的案例揭示了一条突破性路径：那些以实体空间为基本存在形态、以日常服务为运作基底、以体验营造为核心能力的“空间型媒介主体”，正在成为跨文化传播中不可替代的关键界面。所谓“空间型媒介主体”，并非专为外交目的创设的组织类型，而是在长期运营中凭借空间自身的文化浓度、社群黏性与情境营造能力，自然沉淀为国际交往节点的社会性场所。其外交价值的被发现，不依赖于自我宣称的传播意图，而根植于空间作为媒介的本体属性。

相较于传统外交主体，空间型媒介主体具备三重不可替代的能力禀赋。其一，具身传播能力。空间媒介的运作不依赖抽象符号的线性输送，而依赖身体在场的沉浸体验。受众通过味觉、视觉、触觉的多元感知通道完成意义接收，传播的认知门槛与心理防御被显著消解。其二，信任积累能力。空间媒介的信誉无法通过宣传造势速成，必须经由漫长的时间沉淀与持续的服务交付才能确立。这种“慢资本”属性使其积累的公众好感具有高度的真实性与抗衰减性，成为可被调用的深层情感资源。其三，情境编码能力。空间媒介擅长将抽象的文化理念与政治意图转译为可感知的环境符号与互动脚本，使宏大叙事获得微观落地的具身体验载体。

“空间型媒介组织”作为一种有效的民间外交载体，其生成路径具有多样性，并可在当代外交实践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政策层面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协同的生态系统，不仅关注那些有体制背景的“老川办”们，也应充分重视并支持“一坐一忘”等从市场竞争中自然生长出来、已具备强大文化转译能力与跨网络连接潜力的市场主体。通过资源对接、资质认可与平台搭建，使其成长为更多兼具文化本真性、运营自治性与战略协同力的“国家叙事创新伙伴”。

（三）建构路径：“情感共同体”的长效培育

传统民间外交往往聚焦于策划、执行孤立的“项目”或“事件”，其效果也常随活动结束而衰减。本文所分析的民间外交案例揭示了一条更深层、更可持续的建构路径：通过长达数十年、面向广泛社会基础的“情感培育”，最终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使其进入国家层面的外交视野。这一过程的核心，是通过长期、真诚的社群服务，将日常交往中持续生成的“情感盈余”沉淀为可被战略调用的“信誉资产”，从而实现从民间交往到民间外交的临界突破。

斐迪南·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以本质意志为基础而形成的有机统一体，本质意志则以情感为基础”[30]。这类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始于对微观社会网络的长期浸润。这些经由市场检验和口碑积累形成的“民间好感”，构成了一个个自发形成的、跨国界的情感信任载体。外国政要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这种既存的、深厚的社会情感资本的“确认”与“调用”。

因此，创新的建构策略要具备“长线思维”，将民间外交理解为一项“社会情感基础工程”。其重点不在于制造一时的话题，而在于有意识地在目标国社群中培育长期、正面、具象的情感连接点与记忆符号。这意味着：在策略定位上，应支持更多长期、稳定地向在华外国社群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社会文化机构，使其成为他们生活中值得信赖和喜爱的一部分，逐步构建情感依赖。在评估标准上，应重视对在华外国社群、海外特定城市社群中关于中国文化机构或品牌的好感度的长期追踪，而不仅仅是某次活动的媒体报道量。最终，这种建构的目标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持续的社会化情感培育，积累为可观的、具有真实社会基础的“情感资本”；这些资本在关键时刻能够被转化为更高的可信度与更强的吸引力，为高层级的、战略性的外交互动提供坚实的“社会支点”与“信任缓冲”。

民间外交的创新是一项关乎理念、主体与关系的深刻转型，需要系统性的路径重构与实践探索。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倡导平等包容的跨文化对话新时代，此类源于生活、成于信任的民间交往实践，不仅关乎单一案例的成功，也关乎国家形象构建中柔性叙事的根基是否扎实。以这些微观实践为观察切口，通过持续的理念深化与模式推广，有望将其培育为更具普遍意义的民间外交范本，从而为破解国际传播中的信任难题、丰富中国故事的讲述维度，提供来自民间的、可感可及的策略参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25XXW008）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399.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402.

[3]李进军.中国特色民间外交:认识与建议[J].公共外交季刊，2013(04):1-9+124.

[4]张胜军.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问题、理论和意义[J].国际观察，2008(05):16-22.

[5]张丽.中国民间外交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探析[J].公关世界，2022(18):162-164.

[6]赵丕涛.外事概说[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73.

[7]于宏源.民间外交主体的理论探讨[J].国际观察，2018(05):79-94.

[8]于宏源.全球民间外交实践与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探析[J].当代世界，2019(10):17-22.

[9]储殷.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错位及其解决思路[J].对外传播，2016(05):8-9+1.

[10]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30.

[11]习近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333.

[12]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16(09).

[13]储殷.当代中国民间外交的错位及其解决思路[J].对外传播，2016(05):8-9+1.

[14]仇华飞，于利花.中国特色外交叙事构建：能力建设、影响机制与路径选择[J].东南亚纵横，2024(04):1-10.

[15]童强.空间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

[16]李娟，刘雅婷，顾凤佳.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城市社区学习空间的意义生成机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4,36(4):67-76+103.

[17]李凌燕，陈婧.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作为空间媒介的当代中国标志性建筑[J].时代建筑，2023(06):69-73.

[18]营立成.作为社会学视角的空间:空间解释的面向与限度[J].社会学评论，2017,5(6):11-22.

[1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9.

[20]李喆.三十年为国待客!北京这地儿的「民间外交」故事不断[EB/OL].(2024-10-09)[2026-03-2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g4NTIwNg==&mid=2650555665&idx=1&sn=27c418e6d22fba4b362c1f42ab57d343&chksm=8975f8155fb38a2fd0e990ea5942c4b397a3546662340acac2d60ddad35cb935bebdb6aee3ce&scene=27.

[21]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J].学海，2015(03):65-72.

[22]郭恩强，马旭.“记忆之场”: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空间塑造[J].青年记者，2021(10):21-23.

[23]闻鑫静.文化转译视角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困境与进路[J].中外交流研究(中英文)，2025,1(5):91-100.

[24]王腾.批判与重构:社会网络视角下信任的互动嵌入理论探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13(6):116-122.

[25]胡沈明，梅玫.对外话语叙事中的具身策略：源起、实践与未来进路[J].传媒论坛，2022,5(19):10-14.

[26] The New York Times.When U.S. Diplomats visit China, meal choices are about more than taste buds [EB/OL]. (2024-04-26) [2026-02-12]. https://www.nytimes.com/2024/04/26/world/asia/us-china-visits-blinken-food.html.

[27] National Public Radio.All eyes were on Yellen during China trip. People noticed she's good with chopsticks [EB/OL].(2024-04-10)[2026-02-12]. https://www.npr.org/2024/04/10/1243825473/all-eyes-were-on-yellen-during-china-trip-people-noticed-shes-good-with-chopstic.

[28]邵鹏，潘仲菁.民间何以共通？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复调”路径[J].中国出版，2025(03):5-12.

[29]马萌，王洪波.非对抗性传播的理论突围：微叙事在国际传播中的价值重构机制[J].新闻论坛，2025,39(3):30-33.

[30]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前言Ⅳ.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冯俊锋，潘英乔，邓炼.从“消费场所”到“外交客厅”——大众空间的民间外交拓展与国际传播叙事策略[J].青年记者，2026(07):2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