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逄观星｜期盼红脸出汗的真诚批评

我开过作品研讨会，也经常参加一些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文艺评论家们脾气都很好，笑容可掬，一团和气，总的基调是表扬和鼓励，很少有严厉的批评，就是有批评，也往往是在发言快要结束时，小心翼翼地说上两句。如：“希望逄春阶的小说主题再往深里开掘，注意一下结构……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分寸拿捏得刚刚好，我听着不刺耳，不脸红，对评论家报之以“有意味”的微笑。这成了研讨会上的一种默契。

这是目前我看到的真实状况。红脸出汗的文艺批评不能说没有，但已经很少了。评论界之所以陷入“只褒不贬”的困局，核心在于人情与圈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碍于情面，谁都不愿“点穴”，生怕直言伤了和气。久而久之，人情取代了专业，客套取代了真诚，吹捧取代了指正，文艺评论渐渐收敛了锋芒。

在我参与的若干场作品研讨会中，真正不留情面的专业批评，我碰到的不多。大约十几年前，我去中国作协参加某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来自各地的评论家说了一堆好话，只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一位研究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缺点，说的最厉害的一句是：“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你的语言，不是小说语言，你对小说没感觉。”那位作者就坐在我旁边，我看到他额头的汗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的小说《芝镇说》第一部出来后，大家发来好评，夸赞作品的乡土底蕴、叙事质感与人文情怀，诸多褒奖让我心生感动，也难免陷入自我满足的状态。但是著名评论家宋遂良看完后，说了优点，又提出了一些缺点。他说：“全书缺少一个从始至终饱满的‘内驱力’。如粒粒珍珠没能有一条金线将它们穿起来。四字组成的半文半白的章目也不好懂。有些奇闻轶事你似乎舍不得割爱，任旁枝逸叶妨碍了主干。《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说，眼睛里有沙子不好，眼睛里有金子就好吗？我们还要学习孔孚的减法。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难题。可能你过去写短篇习惯了，没太注意这个问题。请在续写二部、三部时加以注意。坚持以人物形象为中心，注意小说故事的连贯可读性，增加读者兴趣和参与感。”

宋老师的批评，我一开始听着也不舒服，觉得自己是在探索一种“说书人”结构，后来冷静下来，才觉得宋老师的提醒是对的。他精准点出了我长篇创作中的核心问题。此后我在创作《芝镇说》第二部、第三部时，摒弃了半文半白的四字章节标题，删减冗余的奇闻轶事，收紧叙事主线，聚焦人物塑造与故事连贯性，自己感觉写得比第一部好一些了。

鲁迅曾以“剜烂苹果”喻文学批评，大意是批评家面对作品，不必全盘否定、也不必一味护短，好的地方坦然肯定，腐烂的病灶坚决剔除，这才是对文学、对创作者最大的负责。可当下主流文坛的研讨会评论，恰恰丢掉了这份最朴素的批评准则。大家习惯于捧着“苹果”只看光鲜外皮，对内里溃烂、空洞、敷衍的部分视而不见。任何作品都难说是完美的，叙事、语言、结构、立意上或多或少存在疏漏，这就需要文艺评论家做“啄木鸟”，啄木鸟从不刻意否定整棵树木，只精准啄去腐朽病灶、祛除潜藏虫害，让树木得以健康生长。

也正因正统评论日渐失锐，中文互联网读书博主“抒情的森林”的民间批评才显得尤为可贵。“抒情的森林”自2024年11月起，以直观的文本截图对比形式，持续深挖诸多作家的文本雷同与创作失范问题，打破了文坛的圈层滤镜与人情壁垒。其核查范围覆盖面极广，从儿童文学《故宫里的大怪兽》对标安房直子童话的相似问题，到孙频《玫瑰之宴》挪用沃尔科特诗歌、蒋方舟《东京一年》照搬加缪等人语句，再到杨本芬多部作品文段对标朱自清、王朔、霍达等名家内容，诸多被主流评论轻轻放过、刻意回避的创作瑕疵，都被一一清晰举证。其中杨本芬在被指出问题后，主动公开回应、诚恳道歉，也印证了这类民间批评的纠错价值。

“抒情的森林”的评论带着互联网原生的直白与赤诚，没有套路化的铺垫客套，不碍于文坛人情体面，专注于文本本身较真碰硬。有人诟病其评论带有主观抒情色彩、不够严谨，可恰恰是这种跳出范式、扎根文本的民间审视，真正践行了“有好说好、有孬说孬”的“剜烂苹果”批评。它不刻意抹黑创作者，也不盲目吹捧名气，但凡文本有借鉴失当、机械复制、创意匮乏的“烂处”，便如实指出、据实剜除；而作品的优点与长处，也从未被刻意抹杀。相较于某些评论“只扬不抑”的片面温和，这种敢剜病灶、敢指瑕疵的批评，正是当下文坛最稀缺的干货评论。

我觉得，不必苛求民间评论的挂一漏万，更不能因其表达方式直白，就否定其纠错价值。丢掉“剜烂苹果”的勇气，文艺评论就会沦为无意义的文字应酬；失去“啄木鸟”的尖喙，文坛创作便会陷入微醺状态。真心期盼文坛上多一些红脸出汗的真诚批评，少一些一团和气的敷衍称颂，以真言促创作，以诤言兴文风。当然了，作家们也得有勇于接受批评的雅量。

（逄春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