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郑杰文：让流散的古籍“回家”

七十五岁的郑杰文今年正式退休了。

此前，作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首席专家，他常常夜里三点醒来就再也“不敢睡”。三百多个学术团队，调查足迹遍布近一百个国家，每一封邮件、每一条短信都有可能牵扯到某部古籍的去向。

这个在书桌前坐了大半辈子的人，近些年却一直往外跑。中国台湾、日本、欧洲、北美，从一个藏书机构到另一个藏书机构，把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古籍一本本找出来，然后编目、整理、研究。跑着跑着，一个以子部为核心的整理项目，扩展成了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的全球工程。

“现在好了”，退休后的他终于回到那间堆满书的房间，重新坐到了书桌前。

不止一张书桌

山东大学一栋老式宿舍楼的顶层，郑杰文家的两间书房占了最好的朝向。书柜从地板到天花板，塞满了书，落脚的地方都不宽裕。大半辈子，他就在这样的屋子里坐着。

读书时，系主任告诉他：“要想学得好，每天要坐在书桌前十个小时以上。不算来回走动，不算喝水上厕所，实打实地坐。”后来的人生里，这句话像一把尺子，丈量着郑杰文的每一天。

但坐在书桌前这件事，并不是天生的。

郑杰文的爷爷是清末最后一届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在县里很有名气。每逢有人来求字，爷爷研墨、铺纸、执笔，下笔前先把幼年的郑杰文叫过来，让他站在桌子对面，伸出两只手按住纸，当“镇纸”。四五岁的孩子，比桌子高不了多少，踮着脚看墨色在纸面上慢慢洇开，只觉得神奇。爷爷还爱带他去拓碑，把墨拓到纸上，碑上的字就活了。很多年后郑杰文回忆起来，认为那是“被动的兴趣”。

而被动变为主动，是在四年级。老师出了一道字谜：“一点儿一横长，梯子拄着梁。下口无下颌，小口里面藏。”他在心里比画，脱口而出：“高。”老师当众表扬了他，同学们的目光带着惊奇和佩服，大家都夸他“聪明”。为了保住“聪明”的名声，郑杰文开始更卖力地读书。

1964年考初中，全县联考，郑杰文考了第一名。作文题让写自己最敬爱的一个人，他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发问开笔：“我最敬爱的人是某某某。我为什么敬重他呢？往事像电影一样呈现在眼前……”阅卷老师买了账。为了保住“全县第一”的名声，郑杰文更加努力，每逢考试必名列前茅。

“文革”开始，课停了，书也没了。有人撬开学校图书馆的窗子，他爬进去偷偷读了几次，可窗户很快被钉死。闷在家里无事，没别的可读，他便拿起父亲的医书，比如《药性赋》《濒湖脉学》，最厚的是朱琏的《新针灸学》。十四五岁的少年，捧着一本讲神经学说和经络穴位的大部头，硬是读完了。

读医书这件事后来派上了用场。1969年，郑杰文进入建筑公司当工人。工地上磕磕碰碰是常事，有人伤了胳膊伤了腿，他就掏出针来给人扎。他学了建筑预算，算砖的立方米、窗子的价格、人工费和材料费。九年里，经他手盖起来的楼有十七栋。他还给县里设计过一个综合楼——一层仓库要做防水，放茶叶不能长毛；二层办公；三层四层是宿舍。别的建筑公司不愿接，他接了，图纸画出来，对方感激地给了他一张自行车票和一张手表票。120块的上海牌手表，150块的自行车，在那年头可是两样大件。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来了。

第一年报理工，落榜。中学老师劝他：“现在各个中学的学生一天十多个小时被老师盯着复习，你一个工人只能晚上下班后看书，拼不过。干脆转文科。”他听了，考到北镇师专，两年后留校当了老师。

日子似乎要沿着“读书、教书、写书”的轨道进行下去。每天坐在书桌前十小时，备课、写论文、校注古籍。他想不出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好。

但有些人的天地，注定不止一张书桌。

三条忠告，一条没听

1997年，郑杰文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结束的第二天，他去了导师周勋初家辞行。

周勋初是南京大学的学者，国学大师胡小石的学生。书房里，周先生跟他长谈，给出三条告诫：第一，不要做行政。第二，不要参与集体大项目。第三，把《吕氏春秋》深入做完。

郑杰文一一点头，可后来他“一项也没有能够照做”。

要说清楚这句话，得先从一条更长的学术链条讲起。

1953年，著名学者高亨来到山东大学任教。他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届学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从1953年到1967年，高亨在山东大学任教的14年间，在古文字、先秦文化史研究和古籍校勘考据领域开一时之风气，除了引领学术潮流外，更培育了一批学生。著名文史学家董治安便是其中之一，他曾穷十年之力，整理出版了高亨遗著《古字通假会典》，成为文字学、音韵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

高亨在世时，做研究积累了一部手稿，即《先秦诸子研究文献目录》，涉及370多部书，交予董治安。而这份手稿在几十年后，成了一个庞大工程的起点。

1981年，郑杰文在北镇师专留校第二年，他到山东大学参加高考阅卷，有机会见到了董治安。1985年，郑杰文考入山东大学，跟随董治安攻读古代文学。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董治安替他确定了研究方向，“顺着高亨先生的研究去做。”高亨的研究有三项用力最勤，分别是《周易》《诗经》和先秦诸子。于是，郑杰文开始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

先秦诸子著名者有“九流十家”，其中纵横家因“诈谖弃信”久被冷落，《鬼谷子》一书也少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郑杰文搜集了二十多种《鬼谷子》古本，逐一校勘、注释，还进一步考辨成书年代、身份居所，并梳理关于游说、决策、论辩等实用之术。一系列成果出来，学界称其为“《鬼谷子》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就在诸子研究渐入佳境时，另一位先生找到了他。历史系的张知寒，是著名的墨学研究专家。1958年开始接受劳动教养，二十年后，他沉冤昭雪回到山东大学。但那时他没有自己的研究生留校，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事事亲力亲为。他找到董治安：“你的学生多，能不能让郑杰文跟着我？”

董治安为人虽和蔼，但也极果断。郑杰文人生中那些重大的走向，几乎都是董治安替他决定的。硕士论文研究《穆天子传》便是他定的方向。这一次董治安没有拒绝张知寒。

于是，郑杰文又跟着张知寒做了八年墨学研究。

战国时期，墨学和儒学并称“显学”，但秦汉之后墨学式微，典籍散佚。郑杰文撰写的《中国墨学通史》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还提出了《墨子》学说历经演进、墨家为准军事化学术组织等一系列新见解。

多年后，郑杰文再想起周勋初的三条告诫，他承认自己一样都没守住，但他“做成了另一件事”。

那条1949年的民船

1949年初，上海码头。

1400余箱中国古书被装上一条民船。船上究竟装了些什么，今天没有人能列出完整清单，只知道是“最精华的那批”。抗战期间，它们随国民政府辗转流离，存放在四川乐山大佛一带的山洞里，躲过了战火。后来一部分回了南京，沿长江运到上海，再从上海港装船出海。

船开走了。此后几十年，这批书成为大陆学者的心结。

郑杰文在很多年后讲起这件事，语气平淡。但听的人仍能感觉到，那艘船在他心里从1949年开到今天，一直没有靠岸。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中国古代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中，史部典籍的整理研究已取得辉煌成就，经部典籍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儒藏》工程，集部有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系列项目“九全一海”，唯独子部，只有中华书局出的四五十种的《新编诸子集成》，缺口大得惊人。子部之书以立说见长，上承先秦诸子百家，下延释道兵农、医工算杂，思辨天道人性，探讨经世致用，既藏“形而上”的智慧，也载“形而下”的技艺。但正因其杂、因其散、因其整理难度大，长期是四部里被冷落的那一个。

2008年，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打算把这件事捡起来，起点就是高亨先生留下的旧手稿。2010年6月，“《子海》整理与研究”项目正式立项。所谓“子海”，取“子书渊海”之意，其视野纵贯整个子部，超越了狭义上的先秦诸子范畴。

郑杰文跟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讲起“那条船”时，刚签了去台湾大学讲课的合同。徐显明却更在意另一件事——子海项目刚获批，首席专家要跑出去六个月，他不放心。郑杰文在电话里说：“校长，台湾有很多古书大陆没有，我们就冲着这些书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徐显明说：“那你们去吧。”

在台湾时，他每周上几节课，常常进图书馆翻书。馆里那些从大陆运来的古籍，编目不全，著录缺项。他一册一册地翻，一页一页地看。

2013年，子海项目首批重大成果发布，出版了《子海珍本编》《子海精华编》。随后，山东大学提出了一个更庞大的想法：在子海项目基础上予以扩展，将工作对象由子部书扩展到经史子集四部，将找书范围由台湾地区扩展到全球，开展全球汉籍合璧工程。

2017年，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启动，“合璧”二字，取意将分藏异处、各自残缺的中华古籍，通过复制手段合而为一。次年，该工程被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周期十年。此后事情变得巨大而具体：对境外所藏汉籍开展普查和编目，将其目录与境内图书馆所藏古籍进行比对，复制其中大陆缺藏的古籍及版本，进而进行整理与研究。

郑杰文是这项工程的首席专家。

后来合璧工程的一个编目团队在台湾，把那些藏在书架深处的东西一点点翻出来。《子海珍本编》台湾卷，423种，229册。那些1949年从上海港起航的书，隔了大半个世纪，其子部书终于以影印的形式回到了大陆。书回来的那天没有人剪彩，没有仪式，甚至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们就是被影印出来、装订好、码放在图书馆里，像从未离开过。

船，缓缓驶回

合璧工程启动之后，郑杰文才意识到，1949年那1400箱只是一个开始。更早的、更零散的流失，分布在更远的地方。

他们开始满世界跑。先是日本——隋唐时期遣唐使带回的典籍、日本寺院里保存的写本、江户时代翻刻的汉籍。然后是欧洲——法国、英国、德国、丹麦、奥地利。调查团队在境外发现了四百多个藏书机构藏有一百多万部汉籍。这些书有的是买的，有的是送的——从隋代开始，历朝历代向周边国家赠书，是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但也有被抢走的。

雍和宫的藏书就是被抢走的，那里藏有珍贵的佛学典籍，具体的书目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只知道俄罗斯借日本侵略之机，将书从北京运至大使馆，又经内蒙古偷运至蒙古国边界外的一个俄罗斯地方图书馆。郑杰文和团队追到那里，隔着国境线，书还在，人却处处被限。

追书这件事，听起来有一种考古般的浪漫。实际上大多是耗人、磨人、需要反复谈判的。最难办的是说服对方允许复制。“人家独此一家，奇货可居，”郑杰文说，“怎么说服对方允许，是个难题。”有一家国外商社的古籍图书馆，长期以来只允许阅览、不许复印。国内学者要做相关研究，只能千里迢迢飞过去，在阅览室里一坐就是几个星期。团队谈了一年多，才拿到部分珍稀古籍的复印权。

直到今年，合璧工程已经启动十年。10年来，461个项目组，千余位专家参与。规划调查2000余个境外藏书机构，已掌握1300多个机构的存藏情况，明确了110多万部境外汉籍的存藏信息。与境内馆藏比对后，已经发现大陆缺藏汉籍3000余部——其中1000多部，已经以复制或数字化形式回归。

郑杰文有时候会想起那条船。1400多箱古书从上海港出发，大半世纪后一本一本往回走，还带回了更多当初没有上船的书。有些是被买走的，有些是被送出去的，有些是被抢走的——不管怎么出去的，只要还在，就还有回来的可能。

退休后，他列过计划：整理学术新发现二十余种，《子海》还有二百一十种整理著作待出。他还提出“中华古籍基准本文库”的新构想，选出最好的本子整理出来，给学界一个可依凭的“基准本”。反响热烈，也有争议。叫什么名字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没有停下来，还在想新的事。

那条船的故事也没结束。郑杰文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合璧工程还在继续。那些还没回来的书，会有更多年轻人接着找。或许此刻，远处就有人正在某个国家的某个阅览室里，打开一本很久没人碰过的书。书页翻动的声音合在一起，就像一条船正在缓缓驶回。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