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秀军 赵悦言：从古道到数字通道：媒介物质性视域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路”的媒介化演进

作者：邓秀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悦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7期

导 读：

本文以媒介物质性为理论视角，从交往逻辑、制度逻辑与文化逻辑三个层面，探讨“路”作为一种组织流动与关系建构的物质性基础设施架构，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及媒介化演变路径。

一、引言

“路”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由“足”和“各”两部分组成。[1]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足”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2]。“各”即“异辞也。从口、久。久者，有行而止之，不相听也”[3]。由是，“路”字本义即人行走之道路。道路一经形成，就成为人类生活景观的重要部分，对社会和生态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路作为空间关联核心要素，一方面呈现出连接外部与本地之间的“媒介”属性；另一方面，道路主体的行为实践、国家和资本在该过程中对道路的权力控制，使道路成为社会关系形成和拓展的空间。[4]

如今，随着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作为跨空间连接的基础性通道， “路”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从古代丝绸之路的陆路与海路通道，到近代以来以铁路、航运为代表的现代交通体系，再到当下以互联网与数字平台为核心的“数字通道”，“路”的形态不断演变，其功能也由单一的空间连接逐渐转向多维的媒介中介。在这一过程中，“路”不仅承载着物理意义上的人员与物资流动，更深度嵌入社会交往、制度运行与文化传播之中，成为连接不同空间、组织传播秩序并参与意义建构的重要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维系社会运行与公共活动得以展开的底层支撑系统，包括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具有连接与保障功能的物质设施。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对媒介内容与基础设施的中介化有了高度依赖。[5]基础设施的媒介化视角趋向于把技术、物质与社会关联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6]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认为如电缆、无线电、计算机等技术基础设施直接塑造了信息传播的可能性。[7]同样地，“路”作为基础设施，在承担运输与连接功能的同时，也深度嵌入传播活动之中，通过组织人流、物流与信息流影响文化传播的范围、速度与方式。黄典林等就将中老铁路视为媒介基础设施进行研究，认为其物质性实践融合运输与文化转译功能。[8]

媒介物质性指“人们日常传播行为得以产生的原材料、资源、设备、劳动和基础设施”[9]。在媒介物质性的理论视角下，“路”作为一种媒介基础设施，其物理形态、技术条件与运行方式，直接影响传播的组织方式与文化呈现逻辑。连接方式规定了交往发生的路径与强度，运行规则嵌入传播秩序与权力关系，空间布局与技术配置则塑造了文化内容的呈现形式与理解框架。通过对流动、接触与可达性的调节，持续重构文化意义的生成机制与表征方式，使传播过程始终处于由物质条件所塑造的动态结构之中。

因此，本文聚焦“路”的媒介物质性，从“交往—制度—文化”三个维度，探究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交往组织、权力运行与文化表征及其运行机制。

二、交往逻辑：“路”的连接机制与身体实践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路”作为连接机制的物质基础设施，通过具体的形态持续组织和支撑着人类交往的发生方式，并深度嵌入人类的身体实践之中。从以古道为代表的早期道路体系，到以铁路、航线等为支撑的现代交通网络，再到以互联网与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线路，“路”的媒介形态不断演进，其所承载的交往逻辑亦随之转变。古道以身体在场为前提，通过行走与接触实现跨区域连接；现代交通依托技术拓展了空间尺度，使远距连接成为常态化实践；而数字线路则以数据流动为基础，突破物理移动的限制，重构了交往的在场方式与互动结构。

（一）古道体系中的具身交往

古道是指在人类早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自然地形为依托、以人力或畜力通行为主要方式的传统交通路径体系。其基本功能在于连接不同地域，实现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与信息传递。在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路”首先以古道的形态出现，成为连接不同地域与群体的基础性空间结构。这一时期，空间的跨越主要依赖个体身体的实际移动而得以实现，呈现出鲜明的在场性与经验性特征，“通行”本身即构成交往发生的前提条件。使节往来、商旅通行以及人员迁徙等活动，均依托于具体的身体行动展开。

《大流动》的作者纳扬·昌达（Nayan Chanda）认为，“大流动历史”中这四类人——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不仅将“产品、思想和技术传播到域外，而且拉近了不同地域间的关系，并借此建构和深化了‘全球一体化意识’”[10]。这种以身体为媒介的具身传播方式，使得交往过程不可避免地嵌入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传播的节奏受到距离、地形与环境条件的显著制约。由此可见，文化的传递呈现出缓慢推进、逐步扩散的特征，其影响范围与传播深度往往与通行路径的可达性密切相关。

作为一种具体的空间流通基础设施，古道的路径选择、通行条件与节点分布，对交往网络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地形的起伏、水源的分布以及气候条件等因素，均会影响道路的走向与通行难度，从而在客观上划定了交往的范围与边界。尤其是沿线形成的驿站、集市与聚落，进一步成为信息汇聚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不仅承担着物资补给的功能，也在长期互动中逐渐发展为具有文化意义的交往空间，使“路”本身转化为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结构网络。

进一步而言，古道所构建的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连接，更是一种基于身体在场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持续的通行与走动，不同地域之间逐渐形成稳定的交往关系与文化联系，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早期形态。例如，松赞干布之后的蕃尼古道具有使臣通道、联姻通道、军事通道、文化交流通道和商贸通道之功能，这些功能折射出了蕃尼古道丰富的文化内涵。[11]茶马古道是以中国西南地区为核心所形成的区域性网状通道，有三条主线——滇藏线、川藏线、青藏线。其中，云南地区线路相对复杂，衍生出滇缅线、滇越线等多条分支，辐射至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带有一定程度的国际贸易属性。[12]

由此可见，在古道体系中，“路”作为媒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对身体通行的组织作用及其对交往实践的深度嵌入。身体在场不仅是传播发生的前提，也是文化理解与意义生成的重要条件。触摸、眼神、手势、话语、面部表情都能传播信息和文化。[13]古道的物质形态通过影响通行方式、交往频率与空间范围，构建起以经验为基础的传播结构，使文化交流呈现出情境性、连续性与深度性的特征，也凸显了以“路”为媒在早期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二） 现代交通中的跨域连接

现代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往那些语言或是时空上的区隔不再是交往的主要障碍，“世界变平了”便成为一种流行的说法。[14]“路”的形态也由以人力为基础的古道体系，转向以机械动力与工程技术为支撑的现代交通网络。铁路、航运与航空等交通方式的兴起，使空间距离在时间维度上被大幅压缩，跨区域乃至跨国界的连接能力显著增强。“路”开始不再仅仅依赖身体在场的连续移动，而是通过技术装置实现远距离、高频率与规模化的流动，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跨域连接体系。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现代交通体系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并重构了传统交往路径所形成的通行逻辑。许多当代交通网络在走向与节点选择上，与历史时期的古道体系有明显的重合关系。“丝绸之路”是人们对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地区之间国际交通线的雅称，大致包括北方丝路、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15]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16]“一带一路”由此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各国繁荣发展的机遇之路。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欧班列……这一系列现代交通建设项目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目标，通过铁路与运输网络的建设与运营，具体落实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区域联通与合作框架，成为连接不同经济与文化区域的重要纽带。同样地，“茶马古道”最早是在“番人嗜茶，汉人需马”的需求驱动下产生的，主要是唐朝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物资的交换。新中国成立后，青藏、川藏、滇藏等公路与茶马古道的传统线路基本重合，传统马帮运输也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17]

除延续与重构传统路径外，现代交通体系也表现出显著的转型特征。技术条件的提升使原本依赖自然条件的通行路径被拓展与优化，隧道、桥梁等工程手段突破了传统路径的限制，使“路”的选择从“顺应地形”转向“改造空间”。另外，通行效率的大幅提升改变了路径的时间意义，使原本需要长途跋涉的空间连接转化为高频、即时的跨域流动。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交通网络通过节点体系与网络结构的构建，使“路”从线性延展转向多向连通，传播路径不再局限于单一路径，而是在更复杂的网络中展开。

道路的延伸消除了地理环境和区域、国别之间的阻隔，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范围。现代交通中的“路”已经不仅是跨越空间的技术手段，而且是深度嵌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媒介化网络。它能够连接社会交往，促进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交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和思维感受。甚至文化传播的范围、节奏与方式，也会在“路”的影响下产生变化。

（三） 数字线路中的交往重构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以光纤网络、数据通道与平台系统为支撑的“数字线路”逐渐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连接形态之一。相较于依赖物理基础设施的交通路径，数字线路以数据传输为核心，实现了信息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即时流动，使交往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直接限制。“路”的形态由可见的空间通道转向不可见的数据网络，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面临新的变革。

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消费的碎片化使得信息的流动和获取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线性模式向网状模式转变。[18]如今，个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内容的生产者与再传播者，文化传播不再依赖固定的通道，而是在网络空间中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展开。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也不再是单向的，而是能够通过评论、转发与再创作等形式，形成持续的互动交流场景，不断重构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意义。

由此，交往得以实现的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传统交往以身体在场为基础，而数字环境中的互动则呈现出“去身体化”和“拟社会交往”的特征，个体通过屏幕与界面参与交流，使交往从面对面的接触转向媒介中介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路”的形态由依赖身体移动的空间通道转向以数据传输为基础的数字线路，成为连接不同主体的关键媒介结构。跨文化交流的门槛显著降低，不同地域的主体可以在无需实际位移的情况下建立联系，从而大幅提升交往的频率、扩大交往的范围。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为公众带来开放、互动的现代性场域的同时[19]，也让网络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面临更多异质性的受众群体。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在价值观念、认知框架与媒介使用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使同一文化内容在跨文化传播中可能产生多重解读甚至偏差。数字平台所构建的传播环境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异质性：算法分发与内容推荐机制根据用户偏好对信息进行筛选与重组，使文化内容在不同受众群体中呈现出差异化的传播路径与可见性结构。

由此可见，“数字线路”能够使文化内容迅速触达全球受众，跨文化互动从有限的线下接触转向大规模的线上参与。与此同时，在算法分发与受众异质性的影响下，文化理解的不确定性与差异性也会加剧。因此，想要打破意识形态壁垒，与海外受众进行有效对话，打通与他们沟通的“心路”尤为重要。

三、制度逻辑：“路”的权力结构与传播秩序

基础设施是技术与政治深度耦合的载体，是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和领域定义的焦点。[20]而交通基础设施被赋予了国家进行领土控制、资源分配和军事统治的能力。[21]“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自然也体现出被规制与分配的特征，始终在权力的组织方式的影响下维持运行。无论是早期依托道路体系形成的等级化通行秩序，还是在国家边界与国际规则之中不断协商的跨境通道，抑或是在数字环境中由平台运营与数据治理所主导的信息路径，“路”的形态始终与管控机制相伴而生，通过规则嵌入与权力配置持续塑造传播的秩序与边界，使对外传播始终处于制度约束与结构调节之中。

（一）帝国驿道与封贡制度

驿道是由官方组织修建并加以管理，以驿站为节点，以传递政令与信息为主要功能的交通与通信路径网络。与一般民用通道不同，驿道不仅服务于人员与物资的流动，更承担着文书递送、使节往来与行政联络等职能，是国家权力得以跨空间延伸的重要基础设施。

驿道系统中驿站的设置、道路的规划以及通行的规则也有特定的标准，从而保障政令、文书与人员的高效流动。成吉思汗时期新疆、中亚已设立驿站。[22]长春真人丘处机与金朝使者乌古孙仲端都曾在成吉思汗时期走过新疆、中亚的道路。[23]此外，除了保证人员信息流动，驿道与驿站还强化了中央权力对地方的覆盖能力，在空间层面形成了等级分明的治理秩序。古代西域的驿道及其驿站组成的“毛细血管”，就将中央政权的权力影响传导到西域地区，成为治理西域的权力空间。[24]可见，道路的可通行性与优先使用权，往往与行政等级与政治身份相对应，“路”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分配的重要载体。

封贡制度通常指“册封”与“朝贡”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外关系运行机制。其中，“封”主要体现为中央王朝对周边实体的政治身份确认与合法性赋予，通过册封仪式确立其统治地位；“贡”则表现为周边政权以朝贡形式参与到既定的交往秩序之中，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往来实现礼仪性互动与物资交换。驿道体系与封贡制度的结合，构成了对外传播的重要路径。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便提出“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应用于政治斗争的策略。在处理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方面，秦汉时期又提出“以藩为屏”“以夷治夷”等重要思想。

汉晋至唐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有着中原文化绝对先进、王朝宏伟无疆、边徼蛮夷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意识，并通过封贡制度和厚往薄来的交往原则将上述观念散布四方。元明清三朝逐渐失去对封贡制度的倚重。这固然和唐朝以后中原王朝衰落、华夏在全国的地位逐渐下降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近现代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逐渐替代了传统礼尚往来的封贡交往制度。[25]

总的来说，封贡制度的运行依赖于权力、制度与具体交通的支撑，尤其与驿道体系密切关联。驿道为使节往来、文书传递与人员流动提供了稳定的空间通道，使封贡关系得以在广域空间中持续运作。因此，“路”不仅承载对外交流的物理移动，也通过嵌入封贡制度之中，参与对外传播秩序的建构，使文化与信息的流动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与规范性特征。

（二）国际规则与主权博弈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体系的确立与国际法秩序的逐步形成，“路”的制度属性发生了重要转向。不同于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路径体系，现代跨境通道被纳入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规则框架之中，其建设、运行与使用均受到国际规范与国家边界的共同约束。“路”不再只是权力向外延伸的工具，而成为嵌入国际制度结构中的基础性通道，其运作方式直接关系到跨国交往与对外传播的组织形态。

现代跨境通道的运行依赖一系列制度安排得以实现。通行权、运输权以及基础设施合作等问题，需要在国家之间的协商与协调中达成共识，使“路”的连接功能得以在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古代丝路的开拓与日常维护，本质上属于中原王朝的国家行为，目的是向边疆及徼外地区进行国家权力渗透，以形成和维持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如今，“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是以文明对话为内核的跨国互动系统，通过教育协作、艺术交流、文旅融合及媒体叙事等多元路径，实现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深度交流。[26]跨区域流动不再依赖单一主体的控制，而是在多方规则约束下形成相对可预期的运行机制。

当然，围绕“路”的布局与控制，国家主权之间的博弈始终贯穿其中。跨境通道的规划、节点的设定以及通行规则的制定，不仅取决于技术条件与经济需求，更受国家利益与战略考量的影响。不同国家在参与交通网络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在开放互联与主权边界之间不断权衡，使“路”的运行既体现合作逻辑，也承载竞争张力。

规则与博弈的交织，使“路”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呈现出复杂的面向。一方面，制度化的通行机制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保障，使人员往来与信息流动能够在相对稳定的框架内持续进行；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在传播内容、通行方式以及信息流动上的调控，也在无形中塑造了文化传播的边界与路径。由此，“路”不仅承担连接空间的功能，也通过其制度嵌入参与传播秩序的建构，使文化交流在规则约束与权力博弈之间展开。

（三）算法控制与数据主权

在数字媒介环境中，“路”的形态由物理通道进一步转化为以数据传输与平台系统为基础的数字线路，其运行不再仅依赖空间结构，而更多由算法机制所组织与调节。在这一意义上，算法可以被理解为数字线路中的“路径分配机制”，通过对信息流动方向与可见性的控制，重构传播过程中的连接方式与交往结构。由此，“路”不仅是数据流动的技术通道，更成为由算法驱动的动态结构，其运行方式直接影响信息如何被分发、被接收以及被理解。

数据是支持数字线路运作的核心资源。不同于传统路径中以物理空间为依托的通行条件，数字线路依赖海量数据与计算能力实现高效连接，使信息流动呈现出高度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特征。平台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收集与分析，对传播路径进行实时调整，从而在无形中塑造内容的传播轨迹。这种由数据驱动的路径选择，使“路”不再是固定的空间结构，而是不断变化的数据流动网络，其边界与方向均具有较强的动态可塑性。

与此同时，随着跨境数据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同国家对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与信息管控的关注日益增强，“路”的运行再次被嵌入主权结构之中。数字线路虽然在技术上具有跨越边界的能力，但仍需在各国的制度框架内得以运行，从而形成以数据主权为核心的治理逻辑。可见，信息的流动路径不仅受算法机制影响，也受到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规则的约束，数字“路”的运行也因此呈现出技术与制度交织的特征。

综上，“路”在数字语境中已由可见的空间通道转化为由算法与数据共同支撑的信息媒介系统。信息的流动路径不再仅取决于连接的存在，而是在算法分配与数据治理的双重作用下被不断生成与调校，其可见性与传播范围亦随之发生变化。数字线路既是连接全球受众的通道，也是界定传播边界与秩序的机制，这让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在获得更高触达能力的同时，呈现出路径分化与结构约束并存的特征。“路”的制度逻辑由此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其对传播路径与意义生成的塑造作用愈发凸显。

四、文化逻辑：“路”的文化表征与符号边界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27]从文化逻辑的层面来看，“路”不仅是连接空间的通道，更是在长期实践与传播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意义的文化载体。它能嵌入具体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之中，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在地性存在，使地方经验得以沉淀与表达。还能随着历史叙述与话语传播的不断累积，转化为具有指称功能的文化符号，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载体。也能通过对通达范围与交往路径的限定，参与空间区隔与文化分界的建构，使文化在连接与阻隔之间形成差异化分布。由此可见，“路”承载文化的流动，也在更深层次上塑造文化的表达方式与认知结构。

（一）路的地方性：文化嵌入与在地生成

“地方”是充满人文价值和生活气息，人们最直接、最深入生活的那个空间和场所。而“路”作为贯穿其间的连接结构，本身就具有地方性。不同区域的地形条件、气候特征与人类活动方式，共同塑造了道路的走向、形态与使用方式，使其在空间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

然而，“路”的地方性并不止于物理形态，更深层地体现在其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之中。道路连接的不只是空间节点，更是具体的生活世界，它通过串联村落、集市与聚落，将生产活动、日常交往与文化实践纳入连续的空间之中，给地方带来更多的工作、消费品、信息、机遇，也让地方社区的居民能够“走出去”，从而这种物品、信息、资本和人的流动被视为能够促进地方发展。由此，“路”不再是外在于社会的基础设施，而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之中的实践场域，其存在方式与地方社会的结构紧密相连。例如，湘黔滇驿道的发展，客观上对西南“内地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驿道发展的儒学体系，进一步形成了“文化通道”的连通属性，即借助国家通道从政治、农业、经济、移民等多方面推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28]

同时，“路”的地方性还具有动态生成的特征。随着社会发展与技术条件的变化，道路的使用方式与功能不断调整，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也随之发生转化。

1993年，福建地方学者巩志较早使用“茶叶之路”描述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贸易。[29]2001年，庄国土再次使用“茶叶之路”，并将其拓展为“万里”，用来描述19世纪中叶前中俄间的茶叶贸易。[30]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万里茶道”一词：“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31]。可见，“路”的地方性并非源于其初始形态，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与空间重构中生成并积累的，其文化属性始终处于流动与再建构之中。

“路”是一种由环境条件、社会实践与文化认同共同塑造的媒介物质。它既表现为具体的空间形态，也体现为嵌入生活世界的文化经验，并通过持续的使用与再生产，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语境中，“路”不仅是连接不同地域的通道，更是承载地方经验与文化意义的重要载体，为理解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二）路的符号化：传播指称与意义凝练

符号可以划分为“能指”和“所指”两部分，“能指”是符号可被感知到的形式部分，“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概念。[32]符号是文化的外显形式，文化是符号的内核之一。[33]文化符号的生产与消费动能来源于符号价值生成、意义再组织与社会认同重塑三重机制。[34]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与话语建构中，“路”被不断抽象与提炼，从通道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其原有的物理属性逐渐被弱化，而其所承载的历史经验、文化交流与价值意涵则被不断强化，实现由路径向符号的转化。“路”不再只是连接空间的工具，而成为能够指称特定文化关系与历史记忆的象征性表达。

“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最庞大的商贸网络，它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与中亚的诸多贸易重镇联系在一起，还间接连通了东亚和西南亚的帝国中心。[35]但在长期的历史叙述与当代传播中，其在空间层面被不断地再表征，基于一系列地理传播基础，生成新的地方意义[36]，演化为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象征性符号。“丝绸之路”不再仅仅指一条或几条具体路线，而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文化意象，用以表达开放、联通与交流的价值理念。其符号还不断扩张至邮票、文学作品、游戏等新文本中，不断激活大众的历史记忆。[37]

类似的还有“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中欧班列”等。“茶马古道”源于中国古代的茶马贸易，在当代语境中成为民族交流与区域文化融合的象征；万里茶道呈现为跨国线性通道，空间跨度极大，被赋予跨区域文明互动与商贸往来的文化意涵。“中欧班列”虽为当代跨境物流通道，但在持续运行与公共话语建构中，逐渐超越单一运输功能，转化为联通亚欧、促进互联互通的象征性表达。

因此，“路”的符号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意义凝练与传播指称生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具体路径被转化为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表达单位，使其不仅能够承载历史记忆，也能够在当代传播中持续发挥作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重要的叙事资源与意义载体。

（三）路的边界性：空间区隔与文化分界

“边界”是区分不同区域、群体或意义体系的界限。它既是空间之间区隔的边沿，也是空间之间沟通和转换的接触面。[38]通常情况下，不同道路体系所形成的通行网络，往往构建起各自稳定的交往圈层，使特定区域内部形成高频互动与文化认同。因此，“路”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文化交往的边界，其空间区隔作用直接影响文化的分布格局与认知结构。

在中原文化达到鼎盛的汉唐时期，古印度、古波斯、古罗马等，都位于中原地区的西部。由于当时的海上交通线尚未普遍开通，故河西走廊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通道。张骞出使西域、班超出使西域、佛教传入中国、玄奘西行取经、丝绸之路、马可·波罗游记……在河西走廊上发生过的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事件层出不穷。[39]而偏离这一道路的地区自然会在文化形态与生活方式上与该道路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差异。

同样地，在现代，中巴经济走廊从2013年启动建设至今，多领域的合作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成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沿线区域在人员往来、经贸互动与信息流动中逐渐形成高频联系，从而构建起相对紧密的交流空间。与之相对，未被通道覆盖的区域，可能在人员往来与信息接触频率上相对较低，从而在文化理解与认知层面呈现出差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交往和互动摆脱了必须在场的限制，人们的交往渠道得到极大拓展。哈维（David Harvey）用“时空压缩”来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流动和生产的加速，并以当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革命性飞跃作为基础，将人们对时空的这种新感受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标志之一。[40]也就是说，“路”打破了地理的限制，“数字线路”成为交往不可忽视的关键。

但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路”还是“数字线路”，它们都具有文化边界。在传统交通体系中，边界性表现为沿路区域的高频互动与文化趋同，以及离路区域的交往不足与差异强化；而在数字语境中，虽然信息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但由平台结构与算法机制所塑造的传播路径，依然在无形中界定了内容的可见范围，使不同受众群体处于各自的信息网络之中。由此，文化边界并未因技术发展而消失，而是在路径结构的转化中以新的形式持续存在。

由此可见，“路”的边界性体现了其作为媒介结构的另一重要面向。它不仅通过连接实现空间整合，也通过对流动的限制参与空间区隔与文化分界的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与技术条件下，“路”的边界不断在扩展与收缩之间调整，使文化在流动中形成差异，在连接中实现重构。

五、结语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将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相关信息传播至其他国家的一种扩散现象。[41]文化传播通常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人，人是传播者和交流者，人本身就是文化。第二是物，物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具体化和客观性的存在。第三是关系，文化的传播就是要建立一种关系，可以是政治、经济、艺术和审美，也可以是其他形态的关系。[42]

“路”作为一种媒介，能够巧妙地将文化传播的三方面连接在一起。“路”首先为人的流动提供条件，使传播主体得以跨越空间展开接触与互动，从而将个体经验带入他者语境。同时，“路”也是物的流通通道，使文化以器物、商品与技术等形式在不同区域之间传递与转化。更为重要的是，“路”通过对流动路径与交往范围的组织，促成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建立与重构，使政治、经济与文化互动在特定结构中得以展开。

从古道到现代交通再到数字线路，“路”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发生形态演变，但其作为组织流动与连接关系的基础结构始终未变。它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通行通道，也是嵌入社会实践与技术体系之中的媒介性结构。在交往层面，“路”通过不同形态的连接机制重构人类互动方式；在制度层面，“路”嵌入权力运行与规则体系之中，塑造传播的路径与秩序；在文化层面，“路”既承载地方经验与历史记忆，又通过符号化与边界建构参与意义的生成与分化。未来，随着技术条件与国际环境的持续变化，“路”的形态仍会不断演进，相信其在连接世界与塑造意义中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显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构建、叙事策略与效果评价研究”（批准号：24&ZD214）成果】

参考文献：

[1]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89-191.

[2][3]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2，65.

[4]李红艳.“媒介”之路：“有用性”与“可用性”——基于一个山村60年道路建设的解读[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4):28-38.

[5]尼克·库尔德利、安德烈亚斯·赫普.现实的中介化建构[M].刘泱育，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264.

[6]韩素梅，沈天奕.基础设施的媒介化：关于“公交车盲人导乘系统2.0”的一项田野调查[J].新闻与写作，2025(08):26-38.

[7]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2.

[8]黄典林，万卉英.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中老铁路：周边传播视野下的时空实践与主体互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2(4):45-55.

[9] Murdock G. Media materialties: For a moral economy of machine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68(2):359-368.

[10]纳扬·昌达.大流动[M].顾捷昕，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v-vi.

[11]边雄·达瓦琼达.论吐蕃时期蕃尼古道文化内涵[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1):50-61.

[12]宋时磊.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概念、文化线路与遗产特征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1(1):48-57+241-242.

[13]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贺文发，徐培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83.

[14] Friedman，Thomas.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New York:Picador.2007:2.

[15]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40.

[16]新华网.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述评[EB/OL].(2021-11-19)[2026-05-22].http://www.mod.gov.cn/gfbw/qwfb/4899103.html.?

[17]宋时磊.茶马古道与万里茶道：概念、文化线路与遗产特征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1(1):48-57+241-242.

[18] 史安斌，王沛楠.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0):13-28+127.

[19]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认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07):15-33+126.

[20]斯蒂芬·格雷厄尔、西蒙·马文.支离的城市主义：网络化基础设施、技术变迁与城市状况[M].陆萍，胡跃明，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1:87.

[21]王浩宇，常春利.作为权力工具的基础设施：一个理解全球安全的视角[J].国际安全研究，2026,44(1):75-104+159.

[22]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M].尚衍斌，黄太勇，校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108,210.

[23]张龙海.蒙元时期新疆、中亚驿道新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2(2):36-45.

[24]张允，刘华丽.文化润疆视域下古代西域驿站媒介空间研究[J].当代传播，2023(04):109-112.

[25]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43.

[26]张瑞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传播与经济合作的互动机制[J].中国软科学，2025(S1):199-206.

[27]沈霄.“看”中国:作为“他者”的国家形象建构——基于Facebook“中国文化”系列短片的文本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5):146-154.

[28]张恩迅.从边界到通道：明清时期西南的驿道、儒学与民族融合[J].青海社会科学，2024(04):172-180.

[29]巩志.武夷山至恰克图茶叶之路[J].农业考古，1993(02):202-203.

[30]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2):119-126.

[31]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4(2).

[32]郭建晖，曾洪玺.以“瓷”为媒：符号学视域下景德镇陶瓷文化IP国际传播路径探索[J].新闻界，2026(03):91-96.

[33]刘涛，张媛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数字叙事及其语义修辞机制——以融合新闻叙事实践为例[J].新闻界，2024(03):4-15.

[34]徐望.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符号动能——基于符号学视角的考察[J].艺术传播研究，2025(03):96-107.

[35]王鑫.共通之路与他山之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103.

[36] 白志如，苏士梅.媒介的转义：“中流砥柱”的文本叙事与话语建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6):60-73+127.

[37]蒋晓丽，侯明希.“丝绸之路”跨越时空的符号叙事及其现实通达[J].民族学刊，2025,16(1):103-111+160.

[38]邓秀军，王雨嫣.影像空间的文化认同:国产电影的边界意象与地方性建构[J].当代电影，2026(01):90-96.

[39]傅才武，钟晟.文化认同体验视角下的区域文化旅游主题构建研究——以河西走廊为例[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7(1):101-106.

[40] Havey D. 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e changes[J].1990.

[41]邓依林，张伦，吴晔.中国官方媒体的全球文化传播网络议程设置研究[J].新闻大学，2022(09):14-28+117-118.

[42]王鑫.共通之路与他山之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81.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邓秀军，赵悦言.从古道到数字通道：媒介物质性视域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路”的媒介化演进[J].青年记者，2026(07):32-4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