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绝笔真迹”现世,从名臣、神探到书法家,他真这么全能?
大众报业·齐鲁壹点 2026-07-11 14:43:17

近日,一则新闻引起了广大网友、特别是侦探小说爱好者的关注。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所藏《袁承嘉墓志》,可能是国内发现的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这方墓志并未署名,但书写风格与狄仁杰唯一传世书法《袁公瑜墓志》相似,袁公瑜正是袁承嘉之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综合以上因素做出推断。结合墓志成文时间看,很可能是在狄仁杰临终前不久撰写的,因此也被称为“绝笔”之作。
在小说、影视剧的共同作用下,狄仁杰在大众心目中更像一位接地气的“神探”,往往还伴随着一句经典台词:“元芳,你怎么看?”但这一深入人心的形象并非真实记载,而是来自荷兰汉学家的演绎。
不仅仅是“神探”的一代名臣
《太平广记》中的一则故事讲述,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有一个宠爱的歌姬素娥,色艺双绝。武三思为炫耀素娥的才貌,设宴邀请公卿大夫,只有狄仁杰称病不来。骄横跋扈的武三思说:“狄仁杰要是再敢拒绝,我就把他全家灭族。”在武三思的再次邀请下,狄仁杰终于到武家赴宴。武三思叫素娥出来迎接,却到处都找不到人,只能听到她细微的声音:“我本是上天派来的花月之妖,意在迷惑您的心志,重兴李氏天下。狄公是正直之人,我不敢见他。我对您尚有情谊,愿您好好对待狄公,不要起别的心思,不然武家将遭无后之患。”武三思再三呼唤,素娥不再应声,只好以她生病不宜见客为理由勉强搪塞,狄仁杰始终不知其中缘故。武则天得知后,也只能感叹:“天之所授,不可废也。”这则故事以虚构的神怪想象体现出唐代人对狄仁杰的敬仰,但与后世的“狄公断案”传奇仍有本质的区别。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因此在影视剧中,他经常自称“并州狄仁杰”。狄仁杰的父亲狄知逊官至夔州都督府长史,并将家族迁到河阳(今河南孟津一带)居住。狄仁杰从小好学不倦,与寻常孩童不同。在他少年时,家中有个仆人被害,县吏登门查案,众人争相分辨,只有狄仁杰仍然旁若无人地从容读书。县吏责问他缘故,狄仁杰答道:“我正在和书中圣贤交流,哪有时间和俗吏说话?”
狄仁杰的仕途从“明经入仕”开始,初任汴州判佐,但因为刚正不阿遭到诬陷。幸运的是,他并未因此埋没,而是遇到了能够赏识其才干的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这位更为后世熟知的事迹是擅长丹青,有《历代帝王图》等画作存世。阎立本赞颂狄仁杰为“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在他推荐下,狄仁杰转任并州法曹参军。
如果仅看少年狄仁杰与县吏对话的场景,可能会觉得他狷介孤傲,其实并非如此。史书记载,狄仁杰曾在太行山思念远在河阳的双亲,看到白云孤飞,对左右的人说:“吾亲所居,在此云下。”怅然瞻望许久,直到白云飘走,“望断白云”也在后世成为子女想念父母的典故。狄仁杰在并州的同事郑崇质家有年老多病的母亲,被安排到远方公干,狄仁杰对他说:“您怎能让老母亲为万里离别而担忧呢?”主动要求代他出行,传为美谈。并州长史蔺仁基闻之赞叹:“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唐高宗上元二年,已过不惑之年的狄仁杰调任长安大理寺丞,迎来职业生涯的新转折。作为掌管刑狱的官署,当时的大理寺“滞狱”现象严重,积压了大量疑案。狄仁杰仅一年就断案多起,涉及人数达一万七千多人,无一起冤假错案,时人无不赞其“平恕”。这可能也是后世称狄仁杰为“神探”的源头,但史书中并未对断案细节作具体记载。尽管官职有所变化,狄仁杰却从未改变直言敢谏的本性。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唐太宗昭陵的柏树,唐高宗震怒,认为这一行径让自己背上了“不孝”的罪名,下令将他们处死。其实,按照《唐律疏议》,即使砍伐了皇帝陵寝的树木,也罪不至死。狄仁杰上奏反对,引经据典,举了汉文帝时期的著名案例:有人盗窃高祖庙中玉环,张释之规劝汉文帝不可对其判灭族之罪。狄仁杰据理力争:“如果陛下因为误砍一棵柏树,杀死两名将军,后世将怎么看待陛下?”唐高宗最终被狄仁杰说服,饶此二人不死。
狄仁杰后来担任掌管财政的度支郎中,恰逢李治携皇后武则天驾幸汾阳宫。“二圣”赴汾阳宫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座“妒女祠”。“妒女”亦作“妬女”,相传是春秋时晋国忠臣介之推的妹妹,但这位女神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远不及其兄长,《朝野佥载》记载了当时与之相关的传说:“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并州长史李冲玄担心帝后的车驾经过妒女祠时,也会遭遇风雷之变,准备征发数万士卒,另筑御道。狄仁杰对这一劳民伤财的构想严词拒绝:“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唐高宗称赞狄仁杰:“真大丈夫也!”
狄仁杰曾数次担任地方长官,他革除积弊、轻徭薄赋,深得人民爱戴,堪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典范。从相距遥远的两地百姓的一次感人交流,可见其政绩。狄仁杰在垂拱二年(686年)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耄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后来回朝升任冬官侍郎。垂拱四年,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和他的儿子李冲起兵谋反,豫州数千人受此案牵连定罪,拟遭处死。为平定局势,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他秉公执法,上书请求武则天对这些人予以赦免,配流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县一带)。来自豫州的流放者途经宁州时,当地父老说:“是我们的狄使君救了你们的命啊!”众人携手涕泣,无不动容。
天授二年(691年),狄仁杰被武则天任命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为宰相。但这一次的任职时间并不长,不到半年便遭到酷吏来俊臣构陷入狱。狄仁杰只能暂时承认自己“谋反”,并将奏本藏在棉衣里,设法交给家人,被贬为彭泽县令。尽管职位发生极大的变化,狄仁杰在任上仍然励精图治,关心疾苦,“邑人为置生祠”。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再度被朝廷起用,二次拜相。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对他非常倚重,但也曾评价狄仁杰:“卿非朕之臣,是唐社稷之臣。”
在武则天选择继承人时,以“唐室旧臣”自居的狄仁杰起到重要作用,他以母子和姑侄的亲疏作直观对比,劝说武则天:“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武则天最终立其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而非之前考虑的武承嗣、武三思等侄儿。史书对狄仁杰此举给予高度评价:“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感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十年后,唐睿宗追封狄仁杰为梁国公,因此后世常称他为“狄梁公”。
“中国的福尔摩斯”如何诞生?
由于狄仁杰生前深受朝堂和民间敬仰,在他去世后,多地都曾建祠庙崇祀。北京昌平旧时建有狄梁公祠,香火鼎盛,当地传说狄仁杰曾任昌平县令,有位老妇人的儿子被老虎吃了,狄仁杰向上天作檄文讨伐,恶虎便主动来到县衙伏法,自此昌平不再遭受虎患。其实,狄仁杰从未在昌平做过官。可能因为他曾担任幽州都督、河北道行军元帅,阻止突厥南侵、安抚燕赵百姓,在民间信仰里渐渐演变成“春风香火重追思”的崇信对象。各地都曾流行狄仁杰为民申冤的传说,在此基础上,逐渐诞生了一些文学作品,但主要突出其刚正清廉、关爱百姓的特点,没有体现出断案如神的方面。
到了清代末年,公案小说《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首次虚构了狄仁杰屡破奇案、匡扶唐室的故事。1940年,荷兰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本名Robert Hans Van Gulik)偶然阅读了《狄公案》,认为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并不逊色于西方流行的侦探小说,“中土昔日贤尹虽无指纹摄影及新学技术,其明察秋毫,勘破神奇,固不下于福尔摩斯也”。高罗佩先将该书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后来又在《狄公案》基础上开展原创,以英文撰写了《大唐狄公案》(Judge Dee)系列小说,由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组成,各篇均可独立成章,缜密的逻辑推理、曲折离奇的情节,与惩恶扬善的主旨相得益彰。高罗佩塑造的狄仁杰足智多谋、正直善良,既忠于职守,又不失人情味,深受各国读者喜爱,“神探”形象经久不衰。当代与狄仁杰探案相关的影视作品里,相当多是基于高罗佩《大唐狄公案》改编的。
袁公瑜父子其事
新闻所称的“狄仁杰绝笔”《袁承嘉墓志》并非最新出土,已经在千唐志斋博物馆收藏多年。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均未对袁氏父子专门立传,仅在其他人物的本传中对袁公瑜有所提及。
袁公瑜是陈郡扶乐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从曾祖到父亲先后在北魏、北周、隋、唐为官。袁公瑜十九岁调补文德皇后挽郎,“音仪闲雅,声动左右”,曾任大理司直,后来随唐太宗东征高句丽,官至兵部郎中。唐高宗即位后,在“废王立武”的风波中,袁公瑜是武则天一派的忠实拥护者,做了两件虽然载入史册,但显得形象不太正面的事。其一是得知裴行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自议论高宗废王皇后乃错误之举,向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秘密告发,导致裴行俭被贬为西州长史。其二是奉唐高宗之命,来到长孙无忌被外放的黔州(今重庆彭水),逼迫他自杀。
袁公瑜虽因为“站队”武则天而升迁,但并未能在朝堂纷争中稳固立足。他先后在代州、西州、庭州等地辗转任职,后来又被流配到偏远的振州(今海南三亚),“窜迹狼荒,投身魑魅,炎沙毒影,穷海迷天”。晚年的袁公瑜终于等到遇赦机会,却仍然遭到“权臣”阻挠,未能如愿还乡,徙居白州(今广西博白),最终在武周垂拱元年(685年)在此离世,终年73岁。如意元年(692年),袁公瑜得到平反,追赠相州刺史。其子袁承嘉曾任邓州司法参军,“弘度抚氓,宽和导俗”,47岁时病故于辩州(今广东化州)。久视元年(700年),袁公瑜夫妇、袁承嘉等人共同迁葬洛阳北邙山。
袁公瑜比狄仁杰年长十几岁,虽然同朝为官,但当狄仁杰在长安任职时,袁公瑜已经远赴西北,目前尚未发现能证明他们有直接交往的记载。狄仁杰为袁公瑜撰写墓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自政治态度的相投,也可能结合自身经历,对客死异乡的袁氏父子报以同情。袁家邀请名人撰书墓志,也有借平反之机彰显名望的考量。
□李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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