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来，到四川去，再回山东来！六百年，一个圈

山东半岛西北角，渤海湾的南岸，有座不起眼的村子——城子村，它隶属于今天的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村子不大，几百户人家，村口立着的石碑上如此记载该村之源起：明洪武二年，冯满喜兄弟三人从四川迁此立村，因东临曲城，故取村名为城子。

六百多年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城子村的冯占英商号被派往四川做生意。冯家由此画了个从四川来，到四川去，再回山东来的圈。

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金城镇城子村村碑

洪武二年？从四川来

村碑上刻着“明洪武二年”。一笔一画，凿进了村民的骨子里。莱州十个村子里有七八个都相信明初四川填山东的说法。但没人想过，洪武二年（1369）的时候，四川还不朱姓的地盘，成都城头飘的还是明夏的旗。

话既然这样传下来，总有传下来的道理。那些冯氏先人，可能不是“迁”来的，而是“押”来的。明夏败兵，绳索加身，一路往东，走到胶东半岛，扔下就不管了。后人觉得这话不好听，便把日子往前挪了两年，挪到明朝开国。奉旨移民，说出去硬气。也可能他们到了山东，投靠了当地的大姓，跟着人家的家谱写，时日久了，假的也磨成了真的。

冯满喜兄弟三个到底是哪一种，没人知道。就剩三个名字，像三块没刻完的碑。他们是怎么走来的，路上有没有人倒下，没有人知道。到了城子村，分了地，扎下根，他们再也没回得了四川。

有些路，走完要几百年。

冯氏宗谱图

1912年：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人的出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也是这一年，冯占英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占英”，希望他将来占得英才、出人头地，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哥哥，大哥冯常英，二哥冯育英。

占英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冯中堂跟着同乡去了海参崴。那时掖县、黄县一带流行着：“上崴子，下北京，实在不行闯关东。”海参崴割给俄国好几十年了，修港口、修铁路、修炮台，满世界找人。山东这些年也不好过，黄河决了口，连着闹饥荒，到了张宗昌手里，捐税压得人喘不上气。闯关东的，一拨接一拨。冯中堂走得更远，过了江，到了海参崴。他先是在码头扛活，后来攒了点本钱，倒腾起了皮货。可他身上长了瘤子，上了俄国人的手术台，再没下来。当时城子村也没有几个人见过手术台，传回来的消息也是零零碎碎，只晓得没下来。

家里少了一个人，日子还得照常过。

九岁那年，母亲送占英去读私塾，学会了记账和写字。算不上聪明绝顶，但肯下功夫。别的孩子在打瞌睡，他在打算盘。但私塾只念了不到四年，冯占英辍学回家，继续种地。这时候已经十岁多了，顶个劳力，犁地、播种、收割、打场，样样都能干。慢慢地，也像个庄稼人了。

他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子了——种地、娶妻生子、种地、死掉。然后像祖坟里那些名字一样，在族谱上留下三个字，然后被风吹散，什么也不剩。没人告诉他，路还长着。

1929年：从城子村到北京城

改变发生在他十七岁那年。冯中宽从北京回来了。冯中宽是冯占英的三叔，早年在老家种地，后来一个人去了北京，在那里做起了买卖，养活一大家子人。具体做什么生意，后辈说不清了，只知道他“在北京站住了脚”。

冯中宽回村，穿着长衫，戴着礼帽，给亲戚们带回了洋糖、煤油灯，还有城子村的人没见过的洋布，村里人都围过来看热闹。占英挤在人堆里，没说话。他看着三叔的长衫下摆，看着那顶礼帽，心里头什么东西被搅动了，翻上来，压不下去。占英决定了，跟着他三叔去北京。

冯中宽愿意赌，当了保人。毕竟把自家子弟带出去，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赌上信誉的事。意味着冯占英在北京如果出了什么事——跑了、偷了、惹了祸——作为叔叔的冯中宽都要承担责任。

冯占英跟着冯中宽离开了城子村，第一次离开山东。火车晃晃悠悠，窗外的庄稼地一片一片往后退。占英趴在车窗上，看着那些他犁过的土地，一点点变小，变远，最后看不见了。

北京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大。城墙那么大，城门那么大，街道那么宽，人那么多。他第一次看见汽车，第一次看见黄包车夫光着脚在地上跑。他跟着冯中宽进了一家商号——义丰号，听家里老人说，这是一家卖估衣的皮行。掌柜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问：“念过书吗？”他答：“念过三年私塾。”问：“会打算盘吗？”他答：“会。”就这样，他留了下来。

冯占英不叫苦，庄稼人什么苦没吃过。他唯一不习惯的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山东也冷，但没有北京这么干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有时候闲下来，他也会想炕上那盏豆油灯，想地里那条走到头的垄。

义丰号生意不小，有手艺人，有买卖人。冯占英没有这门手艺，只好跟着老师傅学认皮子，什么皮子产自哪里，什么季节的皮子最好，什么皮子做什么用途，怎么估价，怎么还价。不到一年，他就把门道摸清了。

兄弟三人在天津合影：冯常英（中）冯育英（右）冯占英（左）

1930-1949年：回四川——祖先来的地方

义丰商号属于典型的坐商与行商相结合的经营模式，以北京为总部，在外地设立经营据点，开展长途跨区域商贸往来，这是民国时期实力较强的商号普遍采用的经营模式。

1930年，义丰号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向四川扩展业务。四川虽地处西南，但成都、重庆都是大商埠。更重要的是，四川皮革原料丰富，但因为气候湿热，需求并不高。从四川低价收购原料皮，到北京能卖出个好价钱。但派谁去“坐庄”成了一个问题，需要选择一个年轻、能干、肯吃苦、最好没有家累的人，最后选中了冯占英。

四川。他听过这两个字，从老辈人的嘴里，从那些模糊的传说里。城子村的人都知道自己是四川迁来的，可没有人说得清四川到底是什么样。那地方远，远得像前朝的事。

占英从北京到四川，第一次坐的是飞机。抗战爆发后，航线断了，他再去四川，就得绕远路：先坐火车或汽车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坐飞机到香港中转，然后从香港坐飞机到成都，到了成都之后再坐滑竿。两个轿夫一前一后抬着他，晃晃悠悠。

他在成都租了一间铺面，挂上“义丰皮行成都分号”的牌子，开始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四川生涯。他不会说四川话，一张口，人家就知道是外省人。收货的时候，本地皮贩子欺生，拿次皮充好皮，他看不出门道，上过当。谈价钱，人家叽里呱啦说一通，他听个半懂不懂，吃了哑巴亏。他没跟三叔说，也没跟掌柜叫苦。自己认了赔，从分红里扣。但他学着说四川话，学着和码头船老大、皮货商、制革匠打交道。慢慢地，他站稳了脚跟，把四川的原料皮运到北京，把北京的精致皮货运到四川。义丰的生意越做越大，掌柜对他越来越满意。

占英的桌上常年摆着三样东西：一把算盘、一方砚台、一枚印章。算盘是檀木的，珠子磨得发亮，他每天用它噼里啪啦地算账，进多少货、出多少货、赚多少赔多少，他算账却从不出错。砚台是上乘的青石砚，他识字不多，但记账、写信、签契约，都得研墨落笔。那枚印章，象牙做的，印文刻着“冯占英印”四个字，外壳上镌着“成都永成纹样”，这是他在成都的脸面，也是他在商场上签字画押的凭证。每签一份合同，每出一批货，他都要从怀里掏出这枚印章，呵一口气，端端正正盖上去。

印章外壳：成都永成纹样图

冯占英印

为了方便中转落脚，冯占英在北京买了半套四合院，另一半归另外一户人家，他不去常住，平时委托叔叔冯中宽照看着。

后来他回山东完婚。新娘是杨云香，邻村西曲城的姑娘，裹小脚，不识字，但精明能干。新婚之后没多久，冯占英准备回四川，杨云香拉住他，不说话，只是掉眼泪。他没法带走她，因为家里还有老母亲需要新娘子照顾，只好安慰她：“过年就回来。”实际上，他并不是每年都能回来。从四川到山东，路途遥远，路费昂贵。他通常两三年才回来一次，平时全靠书信联系。

杨云香不识字，冯占英的信只能由别人念给他听。她回信更加困难，要请人代笔。有一次，代笔的人问她：“你想跟他说啥？”她想了半天，只说：“家里都好，娘身体也好，让他别惦记。”那人问：“就这些？”她说：“就这些。”其实她想说的很多，只是说不出来。

冯占英把分红的大部分寄回家。二哥冯育英在家种地、看家，和杨云香一起照顾老母亲，冯占英则负责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

1935年深秋，冯占英正在康定收皮子时，听到消息说康定往西不到一百里地，来了一支队伍。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军阀，是红军。那会儿国民党的宣传铺天盖地，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康定的商人们听了，个个心里发怵。冯占英也不例外，同行的几个掌柜连夜把值钱的皮货藏进夹墙，有的甚至打算连夜赶回成都。

倒是从西边回来的马帮和山民，带回一些不一样的说法。他们说，那支队伍穿得破破烂烂，草鞋磨穿了底，脚上全是血泡，却不住老百姓的屋子，睡在屋檐下、山林里。他们饿着肚子，也不抢粮，买东西照样给钱，只是拿不出什么银元，常常是苏维埃的纸币或几枚铜板。这些消息传到康定城里的皮货商中间，像水滴进了热油锅。康定城里的商人，起先个个提防，见过听过之后，沉默了。谁也没再提怕不怕。

在四川的那些年，冯占英跑遍了大小城镇：成都、重庆、万县、乐山……他熟悉每一条水路、每一个码头、每一个皮货市场的行情。学会了四川人的精明和耐心，也保留了山东人的耿直和厚道。

他有时会想：“四川这个地方，气候湿润，物产丰富，人也和善，要不要把家搬过来？”但每次回山东，都会看到母亲的白发，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看到二哥在田里弯着腰，他就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回山东去。”他对自己这样说。

1949-1970年：回家，然后失去

1949年秋天，成都街面上的旗子换了颜色。冯占英站在铺子门口，看队伍从眼前走过去。他做出了一生中第二个重大的决定：回山东去。

说走也不是那么干脆的。成都的生意虽不如从前红火，可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那些熟脸的皮贩子、码头上的脚夫头、茶馆里摆龙门阵的老主顾，都是十几年的交情了。他给东家写信，说想回家侍奉老母。东家回信挽留，说你再干两年，这边还有大用场。他把信放在桌上，看了一夜。他开始收拾：货盘点清楚，账目一笔一笔写得工工整整。铺子里的东西该留的留，该带走的带走。

冯占英以为自己攒的钱，足够在老家安稳度日，但时代的变化比他想象的更快。

几年之后，公私合营运动开始。新中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义丰号也被纳入合营范围。按照国家和平赎买政策，资产核定后，针对伙计们在皮行的合法股权与历年赢得权益，明确了两种合规处置方式。掌柜给所有伙计捎来话，有两个选择：第一，可以一次性领一笔赎买金，把股权结清，从此与义丰再无瓜葛；第二，把钱折算成股份，按照国家规定拿定息，成为合营后的新企业的股东。

冯占英想了很久。他不懂什么是股份，什么是合营。他只知道，钱在自己手里，踏实。他选了第一个。占英心里想：这回，能过安稳日子了。

他不甘心全存着。占英想起四川那些年，想起成都马家公园那一带幽静的宅院。青砖黛瓦，院里有树，夏天凉快。他在那儿路过多少回，每次都多看两眼。现在手头有钱了，他想，留个产业在那儿也好，将来儿孙要是去四川，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

后来的事，他没料到。在城市房产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那套房子后来归了公。因为只有地契，户口不在四川，房子被收走了，半辈子的钱打了水漂。冯占英没有太难过。他这一辈子，失去的东西多了。

从此以后，他留在了城子村。从商人变成了农民，有了一个女儿冯曰荣，就是我的老姑姑，一个儿子冯曰春，就是我的爷爷。日子虽不富裕，却也知足。他的兄弟们也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天津和哈尔滨，继续做皮货生意，有的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援疆建设，开办工厂，后来就留在了边疆。

回家务农的冯占英已经快五十岁了。干了一辈子买卖，突然要扛起锄头，身体吃不消。他的腰不好，腿也不好，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但他没有抱怨。他知道，时代变了，人也要跟着变。

七十年代，他做了一生中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卖掉北京的那半套四合院。为什么卖？用不上了。他不再去北京做生意，孩子们都在山东长大，没有人要去北京住。而且，房子老了，每年都要维修，要花钱。他一个老农民，哪里供得起北京的院子？他委托冯中宽的儿子冯奎英处理这件事。冯中宽找了中间人，最终以两百块钱的价格卖掉了那半套四合院。在当时，两百块不是一笔小钱，足以维持一家生计。

晚年与落幕：一个圈的完成

1980年，冯占英六十八岁。他彻底老了。耳朵背得厉害，跟人说话得凑到跟前喊，喊了他也不一定听得清，光点头。腿脚也不行了，年轻时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那双腿，如今走不出村口那条土路。

他大多数时候坐在院子里，靠着墙根晒太阳。他的身边永远搁着一根老烟杆。那根烟杆跟了他几十年，从四川带回山东。他抽烟的时候，先把烟叶捻碎，按进烟锅，用拇指压实，然后划火柴，吧嗒吧嗒吸几口，烟雾从鼻子和嘴里一起冒出来，眯着眼睛，一脸满足。

1980年的夏天，他的大孙子出生了——这是我的父亲。从那以后，冯占英的生活就多了一项内容：看孙子。

可是，孩子总是要长大的。他的孙子要出去上学了，他却舍不得了，叼着烟杆，半天没吱声，最后闷闷说了句：“走那么远干啥？”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我父亲去了家附近的中专，这样冯占英每周都能看见他的大孙子了。可是他当年北京、四川都能跑，怎么就舍不得孙子出去上学呢？他心里清楚，他跑了一辈子了，不想让他孙子再跑了，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四世同堂。

他的记忆变得越来越奇怪。昨天中午吃的什么，他想半天也记不起来。但是年轻时候的事，他能准确说出哪一年去了哪里、见了谁、挣了多少钱。

1996年，冯占英拍了一张照片。他穿着蓝色对襟棉袄，头上戴着帽子，脸上沟壑纵横，笑着露出牙齿。这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穿着长衫、在成都街面上谈生意的冯掌柜了，是一个每天坐在墙根底下晒太阳的老头。

1996年84岁冯占英照片

2002年，冯占英逝世，虚岁91岁。他四世同堂的愿望没能实现。但是他埋在了城子村的祖坟里，一代代人都埋在那里，坟头朝着东南方向的庙。占英的坟与他的三个兄弟的排成一排，守护着排在他们后面的父辈的坟。

后记：下一个圈

洪武年间，冯满喜从四川走到山东。六百多年后，冯占英在山东闭上了眼睛。中间他回去过四川，又回来了。从四川来，回四川去，再回山东来。一个圈。圈没有断。

后来我出生了。我不知道老爷爷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去过四川，在北京有过半套院子，也不知道那枚印章和那把算盘。我只是在过年的时候，跟着大人去坟前烧纸。纸灰飘起来，落在坟地里，和泥土混在一起。大人让我磕头，我就磕头。

城子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可每年清明，总还有人回来。跪下去，磕三个头，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土，转身走了。他们走的路，和冯占英走的不一样了。但脚下的地，还是那一块。那些走过的路，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埋进了土里，等后来的人踩上去，再走一遍。

十年前，村里人立碑，写下了祖辈的来源和村子的由来；十年后，冯氏的孙女提笔尽力充实这些历史上的空白。从四川到山东。祖先们走完了一个圈。后人们现在又在进行下一个圈，生活如此往复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