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丨第1落点·乡风文明建设

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

□ 张琦 许传通

推动现代文明理念深度融入乡村生产生活、扎根农民精神世界，既是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铸魂工程”，更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抓好农村移风易俗，让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破解“理念输入易、深度扎根难”的现实困局，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从“外部嵌入”走向“内生生长”，既是发展所需，更是民心所向。

传统根脉与现代文明理念融合

乡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原生载体，数千年积淀形成的耕读传家、敦亲睦邻、守望相助等精神内核，始终是乡土社会的文化基因与治理根基。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人口大规模流动、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持续解构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基础。乡风文明建设处于“破旧立新”的转型探索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与战略必要性。

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扎根，绝不是用城市文明改造乡村、用现代规则取代乡土传统，而是要立足乡村社会实际，构建有根脉、有温度、接地气的乡村现代文明体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共生互济。

一是扎牢价值共识之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乡村文明建设的方向锚点。扎根的核心，是要把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转化为农民听得懂、能共情、愿遵从的乡土话语与日常准则，凝聚起乡村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破解转型期“旧秩序已破、新秩序未立”的价值真空问题，让崇德向善成为乡村社会的主流底色。

二是扎深文化传统之根。现代文明理念不是无源之水，在乡村扎根必须接住乡土文化的“地气”。一方面要传承好守望相助、诚信重礼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保护好农耕技艺、家风家训等乡土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要注入法治精神、科学理念、契约精神等现代文明要素，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理念深度融合，让传统礼俗的正向功能得到激活，让现代理念得到本土文化的土壤承接，从根源上避免现代文明理念“水土不服”。

三是扎实行为习惯之根。文明扎根的落脚点，是让文明理念从墙上的标语转化为农民的日常行为习惯。无论是孝老爱亲的家庭美德，还是邻里互助的公共准则，抑或是移风易俗的新风尚，最终都要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实现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的转变，让文明成为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

破解“输入易、扎根难”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我国乡风文明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覆盖乡村，移风易俗行动持续深化，乡村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但对照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让现代文明理念真正实现深度扎根，仍面临多重现实梗阻，“理念输入易、深度扎根难”的问题普遍存在。

一是观念层面，传统惯性与现代理念存在适配落差。传统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有着极强的路径依赖，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依托熟人社会的面子文化与人情竞争机制不断自我强化，改变的社会成本与心理成本较高，本质上是传统特殊主义人情伦理与现代普遍主义规则意识的内在张力。同时，乡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特征凸显，留守群体对现代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的接受存在一定的认知壁垒，而现有宣传的政策话语与乡土语境适配不足，导致现代文明理念难以真正走进农民心里。

二是载体层面，供给错位与传承断层形成双重约束。近些年乡村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力度很大，但“重硬件、轻运营”“重建设、轻内容”的问题突出。同时，城乡发展落差导致乡村文化人才持续外流，依托口传心授的非遗技艺、农耕民俗面临失传风险，文化根脉传承后继乏人，也让现代文明理念扎根缺少了本土文化的承接载体。

三是主体层面，行政主导与内生动力存在结构性失衡。受压力型体制传导影响，部分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仍以行政命令主导推进，政府“大包大揽”挤压了村民自治空间，形成“干部干、群众看”的脱节格局，村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普遍存在人员兼职化、运行形式化问题，缺乏制度赋权与资源保障，难以发挥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作用。

四是制度层面，短效治理与长效涵养存在深层矛盾。乡风文明建设成效隐性、周期较长。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示范点、开展突击整治，把资源集中投向看得见、见效快的硬件建设，对思想引导、习惯养成等长期性工作投入不足，导致治理成效难以持久。同时，考核评价体系重过程留痕、轻实际成效，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有限，难以支撑常态化、高质量的文明建设工作。

从“外部嵌入”到“内生生长”

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乡村深深扎根，不能靠单向灌输，也不能搞运动式推进，必须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与文明传播规律，系统施策、久久为功，推动文明建设从“外部输入”转向“内生生长”，真正实现入脑入心、常态长效。

一是以文铸魂，在守正创新中夯实文化根基。系统梳理乡村农耕文化遗产、传统民俗、历史文脉，深入挖掘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让农民从本土文化中找到文明认同，而不是将现代文明理念视为“外来品”。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风家训传承、村规民约修订、乡村节庆活动，用乡音土话、身边榜样、鲜活故事诠释现代文明理念，让抽象的价值要求变成具体的行为遵循。要加大传统村落、农业文化遗产、非遗项目的保护力度，搭建活态传承平台，以文化自信支撑现代文明理念认同，实现乡土根脉与现代文明理念的有机衔接。

二是聚势赋能，在主体激活中涵养内生动力。农民是乡村文明的建设主体，也是最终受益者，只有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文明才能真正扎下深根。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引领作用，推动党员干部在移风易俗、文明践行中带头示范，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要培育壮大乡土文化能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队伍，建立培养激励机制，让他们成为传播文明、带动群众的“种子选手”。要广泛发展村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敬老爱老、环境整治、互助帮扶开展常态化服务，让农民在实践参与中涵养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意识。

三是场景浸润，在融入日常中实现润物无声。文明的传播不能靠说教，而要靠日常的熏陶与浸润。要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礼堂从“阵地建设”向“内容运营”转型，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优化服务供给，让阵地真正成为农民愿意去、喜欢去的公共空间。要用好“村晚”“村BA”、中国农民丰收节等群众基础广泛的活动载体，巧妙植入法治宣传、科学普及、文明倡导等内容，寓教于乐、润物无声。要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提供分层分类服务，更多开展“种文化”式的培育，培养乡村自己的文化队伍，让文化活动常态化、本土化。要依托数字乡村建设，用好短视频、乡村大喇叭等接地气的传播渠道，打通现代文明理念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

四是制度协同，在刚柔并济中保障长效常态。文明习惯的养成，既靠道德自觉，也靠制度约束。要压实党建引领责任体系，明确部门职责，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深化移风易俗综合治理，针对大操大办等突出问题，既要完善村规民约的约束性规范，也要配套公益性婚丧服务等正向供给，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要推动“三治融合”落地见效，规范自治组织运行，赋予其明确权责与资源支撑；强化法治保障作用，将文明建设相关要求纳入法治化轨道；完善道德激励约束机制，用好道德评议、红黑榜等载体，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要优化考核评价体系，突出群众满意度与实际成效，减少过程性、留痕式考核，引导基层把功夫下在日常涵养上。

五是城乡互嵌，在双向流动中拓展文明格局。城乡文明没有高低之分，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促共生、双向赋能的共同体。要打破城市文明单向输出的逻辑，构建城乡文明双向流通格局。一方面优化城市文明资源下沉的适配性，以需求导向重塑供给逻辑，推动城市文艺、科普、法治力量与乡村常态化对接，用本土化话语转译现代文明理念，让资源不仅“送下去”更要“沉下去”；另一方面推动乡土优秀文化进城，支持非遗、民俗进入城市空间与消费市场，实现文化价值变现，重塑乡村文化自信。要以县城为融合枢纽，完善人才入乡激励机制，畅通多元主体参与通道，推动熟人伦理与现代规则有机衔接，构建城乡共生的文明共同体。

（作者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