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红色印记|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细菌战

临清卫河（图片转自山东档案信息网）

1943年秋，“死神”突降鲁西北平原。鲁西北各县及周边地区一夜之间突然爆发了传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的流行性霍乱。从8月下旬到10月，鲁西北就有20万以上民众死亡。对此，鲁西北人民一直认为是自然天灾，殊不知是日本实行的东卫河流域“细菌战”制造的“人祸”。日军细菌战在绝密情况下进行，战役结束后又缄口如瓶，致使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一直不为世人所知。1954年，在关押日军战俘的辽宁某战俘拘留所。原日军59师团53旅团情报主任难波博，在中国政府长期教育和政策感召下，主动交代了自己在日军侵华期间，曾参与日军在中国鲁西北地区，为尽快占领中国而制造的鲜为人知的细菌战。人们这才知道鲁西北霍乱流行是日军细菌部队制造的特大惨案。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后，日军情报部门一直关注鲁西北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因为这里原先为黄泛区，人口稠密，是重要的产粮区。这里有国民党的山东第四（临清）和第六（聊城）行政督察专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统帅部决定在这一地区发动一次细菌战，其主要目的是：一、大量杀害鲁西北抗日军民，想以此摧毁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二、检验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用日军细菌战的术语说，是进行“抵制试验”；三、调查中国军民被杀害的详细情况，检验大规模霍乱杀伤能力，为以后进攻苏联和与美国作战时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

早在1943年初，日军即进行战役准备，重点是部队的防疫和霍乱感染者的经验。当时，日军对他制造的病菌所引发的疾病均能救治，但是，数万部队在霍乱盛发区作战，一旦传染开来，后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为此，日军命令部队进入疫区后不吃生食物；饮用水必须经过九八式卫生滤水机过滤除菌；不准在霍乱患者房屋宿营；不准使用疫区厕所，自造地坑式厕所，大小便及时掩埋；反复进行大小便检验演习，以便及时发现霍乱患者。战役发起前夕，所有参战部队注射了预防霍乱接种液，分发了预防感染药物。

当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黄敬，尽管未掌握日军进行大规模霍乱作战的阴谋，但却掌握了日军进行大“扫荡”的情报，他们向全区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体军民总动员，迅速备战，主力部队有计划地转到外线。向敌薄弱部位出击，威胁其后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区，会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日军这次作战规模浩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一八五五部队西村英二少将和第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亲自部属，五十九师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具体指挥。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是日本昭和十八年）。参战部队有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一八七五部队），华北方面军航空部队、蒙疆坦克部队、保定陆军医院各一部，第十二军军直辖汽车联队、第三十二师团一部、第五十九师团3005人。为了加大打击力度，第十二军3万人配合。日军把实施细菌战的地点之所以选定在鲁西北，除了战略地位重要外，首先是因为卫河河床高于地面，汛期河水泛滥，利用洪水迅速传播霍乱菌，而不被引起怀疑，大家会认为是天灾而绝对不会想到是人祸；其次是以水代兵，水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把其中的八路军和农民一举消灭”；此时，只要再辅以大规模军队的围剿，就能取得胜利。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卫河水位上涨，严重威胁着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和后方重要的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铁路是日军的生命线，山东盛产的煤、铁、铝矾土、油母页岩等战略物资及山东的农产品也要从津浦铁路运送到满州和日本。将卫河决堤把水放于地势低洼的左岸，既能保住津浦线，又能保住德州。

据日军战犯竹内丰交待：这次细菌战的细菌，多数是由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制造、提供的。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1938年设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六路，1942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该部对内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又名“日军陆军防疫处”，对外称“一八七五部队”。这支部队隶属于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受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的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研究、制造细菌，并到前线检查饮水供日军饮用，同时撒布研究好的细菌，进行细菌战。

8月下旬，连续几年大旱的鲁西北地区突然普降大雨，且连绵不断，卫河水迅猛上涨，冈村宁次和石井四朗趁机下令发起细菌战。日军航空兵、步兵、骑兵3005人向卫河及鲁西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细菌。

五十九师团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兵分三路决堤。8月27日，该大队长广濑善利带领驻临清的第五中队、机关枪中队各一小队60人，抵达县城附近的小焦家庄卫河西岸。中队长中村隆次及机关枪中队长久保川助作、重机枪小队长小岛隆男等7人决堤，其余人分散警戒。附近村民闻知日军决堤，惊恐万状，纷纷赶来哀求日军住手，但均被日军用铁锹砍翻。就在村民与日军厮打之际，水流湍急的弯曲处已被掘开半米宽、半米深、5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向西岸堤下一泻而下，转眼间堤坝即被冲塌150余米。河水咆哮着向前奔腾，人们根本无法逃避。正在临清旧城门玩耍的5名儿童，一齐惊呼妈妈，旋即被洪水吞噬。从村中逃出一群群背负包裹的老人、妇女、儿童，被洪水追逐得走投无路，一会即葬身于大水之中。田地待收割的谷子转眼不见了，正在地里干活的一群年轻人被淹死。遭灾总面积达960平方公里，40万亩农作物被淹没，6000户房屋被冲倒，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32300多人。临清镇农民焦凤梧控诉：日军小焦家庄卫河决堤，“造成临清镇、临清县、清河县一带空前的大水灾，数百万亩良田变成了一望无边的大水库，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仅临清镇河西四个街就淹没了5000多亩良田，冲倒了700多家的房子。当时我的12亩地被淹、5间房子被冲塌，致使一家老小流离失所，饥寒交迫。”

第二中队长福田武志于8月29日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由驻地南馆陶出发，抵达南馆陶以北5公里的拐弯处，将卫河北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大水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难，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4500多人。

四十四大队三中队长蓬尾又一率部将临清县尖冢镇（现划归临西县）附近的卫河北堤决开，结果使临清河西地区，曲周、丘县、威县、清河四县约900平方公里的地域淹没，受灾群众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22500人。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曲周、丘县、武城、威县、清河等7个县使100万无辜的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难波博说：“这些数字都是44大队调查的，而我作为当时的情报处主任，也乘飞机去视察过。”

日本战犯难波博笔供（译文）档案（图片转自山东档案信息网）

 “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美丽、富饶的卫河左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经日军空中、陆地撒放和卫河决堤放水扩散，霍乱菌在鲁西北19县及冀南迅速蔓延开来。患者剧烈呕吐腹泻，排出的大便呈米汤状，严重脱水，骨瘦如柴，衰弱至极，几天后即死去。而且传染迅速，一人得病，全家、四邻甚至全村都难以幸免，老百姓一批一批地死亡。当时正在冠县大里村的冀南区妇女干部（原鲁西专区抗联妇女部副部长）黑若仙也染上霍乱，腹痛吐泻而死。79岁的堂邑县（现东昌府区）田庙村村民郑广兰的二个哥哥，二个姐姐，一个叔伯哥哥，一个叔伯姐姐都死于这场灾难。东昌府区北臧村村民，82岁的焦建英老人回忆说：“我的丈夫臧同富就是那一年拉肚子（腹泻）拉死的，当时也用喝豆子的偏方治疗过，也没有治好。”北臧村村民，96岁的史卢氏说，我的哥哥卢斯某、弟弟卢斯功死于“传人”（传染病）。苏楼村69岁的苏法孔说：“那一年死人很多，前村上午死了4个人有人埋，后村下午死了5个就没有人埋了。”冠县钭店乡辛庄的齐钦老人说：“我当时在冠县县大队任教导员，部队行军时，就有不少战士突然倒地死亡，病死减员比作战减员要多。”

正当霍乱盛发之时，1943年9月中旬，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秋季大“扫荡”的日军第十二军的3万大军，同时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汹涌扑来，他们既互相配合，又各有侧重。前者主要是合击围歼冀鲁豫边区和冀南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同时抢掠秋粮。后者重点攻击居民村落，烧杀掠夺，迫使霍乱患者四处逃难“跑反”以进一步扩散细菌，更多地杀害中国人。而调查中国人被霍乱菌杀害情况，进行“自身抵制试验”的小分队也分派到各地，展开调查和实验。林茂美等人则奉命到霍乱发病区去采样调查，以进一步检查此种霍乱菌的危害效果。因此日军还“师出有名”，鲁西北的中国人患了传染病霍乱，大日本皇军要帮助中国人扑灭霍乱，拯救他们。

进行大“扫荡”的日军，先后合击湖西、鲁西南、运东、沙区根据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晋冀鲁豫边区第22专署专员袁复荣、冀南第七地委书记兼第七军分区政委萧永智、冀南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等大批人员在“扫荡”中牺牲。实施细菌战的日军，从9月中旬到10月下旬对疫区进行了三次“讨伐”，致使霍乱菌在鲁西北广大地区及冀南部分县广泛、猛烈蔓延，中国无辜的人民群众死亡惨重。日军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在鲁西北地区公路两侧挖掘深数米、宽数丈封锁沟，安设了据点、碉堡，以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

盘踞该地区的国民党顽杂武装和伪军齐子修、吴连杰、冯寿鹏、栾省三、周致中、刘中浮等部数万人，也加紧和日军勾结，积极向抗日军民进攻，在人民群众生活已经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鲁西北的形势日趋恶化，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威胁。

据这次细菌战和“讨伐”战的具体实施者之一矢崎贤三1954年笔供：“通过以上三期讨伐行动，在中国人民中散布的霍乱菌在鲁西一带蔓延，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和无辜农民被霍乱病菌所杀害，我直接指挥部下实施了这一杀人的阴谋。”这次细菌战日军虽然达到了作战目的，但也有不少人感染霍乱，并出现死亡。于是，冈村宁次和石井四朗下令停止这次细菌作战和第十二军秋季大“扫荡”。

事后，为了隐瞒罪行，日军将领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在报告中，称细菌战结束为“霍乱停止”，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把撒放细菌说是“防疫”；由于日军“进行及时、正确的指导和采取措施，致使霍乱及早地被扑灭”。日军第十二军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川岛清等与会。他们称霍乱发生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所以，日军无论在事先的准备，还是在善后，都极力掩盖自己发动细菌战的罪责。而且，鉴于此次行动的成功，日军后来还想在山东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细菌战，但当它还在酝酿的时候，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原载于《聊城重要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