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六，上演一场延续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今日农历六月初六。盛夏骄阳炙烤着大地，古人并未选择在阴凉处躲避酷暑，而是推开门扉，将珍藏的典籍与衣物迎向烈日。这隐藏着中国古人最朴素、最极致的智慧——晒书与晒衣。这不仅仅是一场物理意义上的除虫防霉，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光合作用”。

其实，晒书曝衣这一古老的节俗在民间世代传承，不过一般是在农历六月六，民谚有云“六月六，晒红绿”。因为南北方整个农历六七月的阳光都十分热烈，所以晒书的日程持续时间较长。在东汉《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东晋时期此习俗仍在流行。当时的名士郝隆生性诙谐，七夕节见富有之家都在晒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缎，他便在庭院日光之下袒腹而卧。人们好奇地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没啥可晒，只好晒腹中书，聊以应俗。从此，“袒腹晒书”成为七夕佳话。

翻开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六月六的“晒”俗跃然纸上。《淄川县志》《宁津县志》中皆载“六日晒衣、晒书，辟蠹鱼”；《莒州志》更是直言“衣衫、书籍在笥箧者于是日日中晒之，蠹鱼不生”。在潮湿闷热的伏天，蠹鱼（衣鱼）与霉菌是书籍衣物最大的天敌。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自然节律，将盛夏最猛烈的阳光化作天然的杀虫剂与干燥剂。

在聊城，曾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阁前有专门的晒书亭，根据当地气候特点，每年在六月六前后，空气干燥且阳光温和时晒书和开窗通风。院里有水井两口用来防火。杨氏对书籍无微不至的保护，至后人阅其藏书时，内页仍手泽如新。

在1914年的庆云县志中，曾记载这样一段往事——

当地千佛殿内，曾珍藏着万卷佛经。每逢农历六月初六，县城周边村中的老妪们便会自发结伴到千佛殿，小心翼翼地将万卷经书请出。她们将经卷铺展在庭院的竹席上，借着烈日阳气祛潮抑菌。阳光穿透纸背，墨香与尘土在光影中交织。老妪们一边翻动书页，一边低声诵念。

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猝不及防。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千佛殿的寺僧们做出了一个震惊乡野的决定：将殿内万卷经书悉数焚毁。火光冲天，经卷化为灰烬。自那以后，千佛殿内再无一本经书存世，那场曾经热闹非凡的“晒经会”，也随着经书的毁灭而彻底绝迹。

县志的编纂者在写下这段历史时，笔触中透着无尽的苍凉与惋惜。万卷经书毁于一旦，是庆云文化史上不可挽回的浩劫。在这段冰冷的记录末尾，编纂者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判词：“然老妪之功不可没也。”

纸质书籍怕潮湿，也怕生蛀虫，必须要晒一晒。不单单老百姓要晾晒衣裳，皇宫里也要晒銮驾、晒皇帝的龙袍（据说这叫“晒龙鳞”），内府皇史宬要晒皇家的藏书档案。明朝如此，清朝依旧。国学家夏仁虎著的《清宫词》里有一首诗写道：“年时抖晾派臣僚，实录纷陈玉牒高。岁岁节逢天贶日，端凝奏请晒龙袍。”后两句的意思是：每年到天贶节这天，端凝殿的太监都要请求皇帝批准晒龙袍。

这种对天时的顺应，甚至延伸到了对气候的占卜。《夏津县志续编》有云：“五月五日雨生虫灾，六月六日雨杀虫灾。”若逢晴天，便是天赐良机；若逢阴雨，则需另寻他法。在《乐陵县志》中，农家会将纸钱挂于田间，谓之“挂地头”。

从士大夫的藏书楼到寻常百姓的院落，六月六的阳光平等地照耀着一切。人们借烈日阳气祛潮抑菌，护物藏书，也借此祈愿家宅平安、五谷丰登。

千年岁月流转，如今的我们已不再需要为了防虫而将满院铺满书籍，但“晒”的仪式却以新的形态延续。目前，七夕晒书晒古籍已经成为一种新风尚。这样的古代节俗重回日常生活，对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七夕晒书晒古籍，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古俗的复兴与重建，其实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社会建设具有多重价值。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