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眼镜越“无感”，规则越要“有感”

一副眼镜，镜框上亮起一颗小白灯，意味着摄像头正在工作。

有人却嫌这颗灯碍事，用胶带遮住，甚至直接钻掉。近日，科技公司Meta选择“下狠手”：一旦系统检测到隐私提示灯被人为破坏，摄像头就会被禁用。

给AI眼镜“上锁”，看似只是厂商修补一个产品漏洞，背后却是一道越来越难回避的公共命题：当摄像头藏进普通眼镜，谁来告诉周围的人，你可能正在被拍摄？

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场景中，显得更加具体。

今年高考前，教育部专门发布预警，明确将智能眼镜列为违规物品：无论是否实际使用，只要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就可能被认定为作弊。各地考点还针对智能眼镜等智能穿戴设备加强安检培训和智能巡查。

这说明，AI眼镜带来的风险已经不只是“会不会偷拍”的假设题。

过去的作弊器材，往往需要微型耳机、针孔摄像头和场外接应者相互配合。如今，一副看起来与普通近视眼镜差别不大的设备，就可能完成拍题、联网搜索、语音提示等操作。技术把作弊工具藏得越来越深，维护考试公平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考场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在医院诊室，眼镜可能拍到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病历信息；在政务服务窗口，镜头可能记录他人的身份证件、家庭住址和办事材料；在企业车间和商务谈判中，它可能带走生产流程、产品图纸和商业秘密；在学校、更衣室、健身房等场所，隐蔽拍摄造成的伤害更不必多说。

同样一副眼镜，戴在旅游者脸上，可能是翻译和导航工具；戴进考场，可能成为作弊设备；出现在手术室、法庭或涉密会议现场，又可能成为信息安全风险。

因此，讨论AI眼镜，不能只问它有什么功能，更要问它被带进了什么地方。

技术没有脱离场景的绝对善恶，规则也不能只有一把尺子。

对普通街道、公园等开放空间，不宜因为设备具有拍摄功能就一禁了之；但在考场、医院敏感区域、司法场所、涉密单位以及涉及未成年人的特定空间，完全可以设置更严格的准入规则。该禁止的禁止，该集中保管的集中保管，该关闭摄像头的关闭摄像头。

更重要的是，限制不应只写在墙上的告示里，还要进入产品的软硬件设计。

今天不少智能眼镜把一颗提示灯当作主要隐私防线。可在人流密集的地铁、商场和景区里，谁会时刻盯着陌生人的镜框？老人、儿童以及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又有多少能够准确理解灯光的含义？

让旁观者自己发现设备、辨认灯光、判断是否入镜，再决定离开还是制止，实际上是把保护隐私的责任推给了毫无准备的被拍者。

这并不公平。

一颗提示灯当然比没有好，但还远远不够。真正可靠的隐私机制，至少应当做到提示足够明显、无法轻易关闭、篡改后自动停用；对录制内容尽量实行端侧处理、最少上传；涉及人脸识别等敏感功能时，应当有更严格的授权和使用条件。

我国已经实施《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应当具有特定目的和充分必要性，并履行告知、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等义务。AI眼镜一旦从简单录像走向身份识别、人物检索和信息匹配，就不能再被视为普通消费电子产品。

厂商尤其不能只强调“拍摄由用户控制”，便把责任全部推给消费者。

产品是谁设计的，提示灯能否被关闭，数据默认上传到哪里，视频保存多长时间，人脸识别是否默认开启，这些都不是使用者单方面决定的。厂商既然有能力把摄像头做得越来越小，也应当有能力把隐私防线做得更牢。

销售和租赁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一些商家若用“隐蔽拍摄”“考试辅助”等说法招揽顾客，就不再是在正常介绍产品，而是在主动放大违法违规用途。对这类商品描述和改装服务，平台应及时发现、下架并追责，而不是等到引发争议后才被动处理。

当然，防范风险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

AI眼镜可以帮助视障人士识别道路和物体，也可以用于工业巡检、应急救援、实时翻译等场景。问题从来不在于眼镜“聪明不聪明”，而在于它是否尊重周围那些没有选择佩戴设备的人。

好的技术，不应要求所有人时刻提防它。

对于AI眼镜，既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一概封堵，也不能因为有创新光环就放任生长。当前更需要做的，是尽快形成分场景的准入规则：一般公共空间突出告知和数据保护，考试等公平性场景严格禁止，医疗、司法和涉密场所设置更高门槛，同时压实厂商、平台和使用者各自的责任。

AI眼镜越是努力隐藏自己的存在，规则越要让它的边界清晰可见。

（大众新闻记者 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