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2026.8）

编译者：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问责娱乐”、视觉把关、老年人使用AI语音助手、受众对新闻偏见的认知框架、移动媒体断连的类型与原因、动态交织的社交媒体幸福感效应等主题。

1. 愤怒诱饵作为“问责娱乐”

在注意力经济驱动下，激发愤怒和争议已成为社交媒体内容生产的常见策略。202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愤怒诱饵”（rage bait）选为年度词汇，指故意设计以引发愤怒或沮丧的在线内容，目的是增加流量和互动。

在YouTube平台中有一个名为“购物车警察”（Cart Narcs）的频道，创作者专门在超市停车场观察未归还购物车的顾客，并与他们进行对峙，从而拍摄并发布他们的愤怒反应。2026年第6期的《信息，传播与社会》（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发表了一篇论文，以“购物车警察”为代表案例，分析其如何将社会问责行为商业化、娱乐化，形成一种“问责娱乐”（accountability entertainment）。

论文分析了15个最受欢迎的“购物车警察”视频内容，并对视频下的用户评论进行编码分析，还参考了创作者的相关采访作为补充资料。研究发现，以这一频道为代表的“愤怒诱饵”内容，实质上是一种新型的“问责娱乐”，它表面上继承了社交媒体平台上常见的“点名问责”形式，但实际上这种内容已经与问责文化的原始社会正义根基彻底剥离，成为一套高度公式化、可重复生产、以盈利为目的的内容模板。创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策略（如选择弱势群体、维持礼貌但挑衅的形象、使用道具激怒目标）来掌控对峙过程，确保内容既有不可预测的娱乐性又不至于失控。作者指出，这种“问责”是极其碎片化和原子化的，问责过程在视频结束时即宣告完成，不追求任何制度性变革，最终将公共道德讨论降格为个人化的羞辱表演。

作者认为要警惕这类娱乐内容对公共讨论的消解作用，同时提醒平台需更审慎地对待游走于“问责”与“挑衅”之间的内容生产。

文献来源：REYNOLDS C, JOHN N A. ‘That’s Not Where the Cart Goes!’: Ragebait as Accountability Entertainment[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6(6):1–19.

2. 融合新闻编辑室中的视觉把关

在数字新闻环境中，图片已成为吸引受众注意力、塑造新闻叙事的核心元素。但与文字把关相比，新闻照片在编辑部的内部选择过程仍缺乏充分的理论关注。2026年第6期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发表的一篇论文探索了融合新闻编辑室中视觉把关的角色分配、协商与权力关系。

作者对5家新闻编辑室各进行了一周的参与式观察，并对从管理层到一线的各类角色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研究首先发现，视觉把关是一种“分布式的多角色过程”：摄影师通过前期拍摄限定可选图片范围；图片编辑承担编辑主导角色；记者和网页编辑有时需要进行图片选择，但普遍缺乏视觉素养；图形设计师参与有限，主要在排版阶段提供视觉平衡建议；曝光编辑依据平台逻辑和受众指标进行图片取舍，但往往缺乏专业视觉判断。研究还发现，决定图片选择的并非传统新闻价值，而是三重情境因素：时间性上，突发新闻迫使网页编辑快速选图，追求速度而非质量；媒介差异上，纸媒图片强调信息与审美价值，网络图片则更多充当吸引点击的入口；受众与平台方面，编辑基于“想象的受众”选择直白易懂的图片，平台算法进一步强化这一倾向。

文章建议，新闻编辑室应明确视觉把关角色的职责边界，加强记者和编辑的视觉素养培训，并为纸媒与网络建立差异化的选图标准，避免将网络图片降格为纯粹的点击诱饵。

文献来源：ZECCHINON P. From Actors to Context: Visual Gatekeeping in Convergent Newsroom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26(6):1–20.

3. 老年人对AI语音助手的使用

近年来，AI语音助手凭借免提操作、语音交互和全天候在家的特点，为老年人提供了低门槛的技术支持，有助于维持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2026年第6期的《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发表的一篇论文探索了AI语音助手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对老年人心理需求的影响。

论文以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为框架，该理论认为人类有自主性（autonomy）、胜任感（competence）、关联感（relatedness）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在此基础上，论文招募了18名美国老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上门为参与者安装了Amazon Alexa设备，向他们展示基本的设备功能，并鼓励他们进行为期两周的使用与探索。在两周内，参与者被要求每天写作日记，记录与Alexa互动的具体经历、内心感受，以及这些体验如何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两周后，研究人员回收数据，并采用演绎式主题分析法，从日记中提取与自主性、胜任感、关联感相关的体验。

研究发现，AI语音助手对老年人心理需求的支持主要集中在自主性和胜任感两个维度。在自主性方面，语音助手通过药物提醒、安全警报和情绪调节等功能，帮助老年人维持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在胜任感方面，设备辅助完成拼写、锻炼、工作查询等任务，增强了老年人对自身能力的信心。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记记录到大量积极体验，但数据显示，参与者的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并没有因为两周的AI语音助手使用发生显著变化。论文指出，短期使用语音助手虽能支持日常生活，但尚不足以改变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要意识到AI语音助手是一种“辅助独立生活”的技术工具，而非替代人际社交的完美解决方案。

文献来源：CHOUNG H, OH Y J, WOLFE B H, et al. Exploring Older Adults’ Use of AI Voice Assistants Through the Lens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6(6):1–15.

4. 受众对新闻偏见的认知框架

在新闻信任持续走低、受众对新闻偏见的抱怨愈发普遍的背景下，发表在2026年第7期《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的一篇论文突破传统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从受众的日常经验出发，探究普通人如何定义和感知新闻偏见。

研究通过对52名美国新闻消费者的深度访谈，借助“民俗理论”（folk theories）分析框架（人们关于新闻是什么、做什么、应当做什么的普遍信念），发现受众对偏见的定义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

第一，感知领域（realm of perceptions）。受众认为偏见根植于记者的个人背景与信念，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内在特质。大多数受访者普遍接受偏见是新闻的常态，认为最好的新闻业只能尽力减少偏见，而无法根除它。

第二，编辑流程领域（realm of editorial processes）。受众认为偏见通过编辑选择体现，特别是使用选择性省略、有意强调等媒体框架。受访者将偏见理解为新闻生产和编辑流程中有意为之的操作，但他们往往将责任从个体记者转向组织层面，认为记者主要受制于组织压力。

第三，动机领域（realm of motivations）。受众将偏见归因于媒体逐利的驱动。受访者认为商业利益驱使媒体制造耸人听闻的内容，以获取点击率和收视率。这种逐利动机被认为从根本上侵蚀了新闻的中立性和公共使命。

研究表明，受众对新闻偏见的理解远比传统的内容分析或量化调查所呈现的更复杂。他们既接受偏见的不可避免性，又对新闻业的制度性压力和逐利动机提出尖锐批评。这揭示了新闻客观性规范与受众日常体验之间的差距。

文献来源：LEWIS S C, MATHEWS N, BUNQUIN J B A. Folk Theories of News Bias: How Audiences Perceive, Interpret, and Experience It[J]. Journalism Studies, 2026, 27(7): 1031-1050.

5. 移动媒体断连的类型与原因

在移动媒体无处不在、各类应用程序不断优化用户卷入度的时代，人们几乎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应用，但什么因素促使用户停止使用某一应用？受众数字断连有哪些类型？《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2026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论文着力回答了以上两个关键问题。论文通过对118名德国Instagram或TikTok用户开展基于事件的体验抽样研究（event-based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 MESM），系统探索了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终止使用手机媒体应用的决定因素。

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人们断连移动媒体应用的三个基本前提：第一，环境语境线索（environmental context cues）、内部心理状态线索（internal cues）和媒介语境线索（media context cues）共同构成断连信号，这些线索可能同时出现并相互组合；第二，断连既可以表现为远离当前的媒体使用，也可以表现为转向一个新的（非）媒体；第三，断连行为在努力程度上存在差异，取决于用户的自主性和应用的“黏性”。

通过多水平潜在类别分析（multilevel latent class analysis, MLCA），研究识别出五种断连类型：“非自主脱离”（non-self-determined disengagement, 占8.6%）伴随失控感、内疚和后悔等负面情绪；“自主脱离”（self-determined disengagement, 占26.2%）用户达成了使用目标后自然停止使用行为；“优先级转换脱离”（disengagement through priority shifts, 占38.9%）是由其他更紧迫的活动驱动；“临时脱离”（temporary disengagement, 占15.2%）因意外、通知或他人打断而短暂离开后又重新返回；以及缺乏明确原因的“无意识脱离”（mindless disengagement, 占11.0%）。

研究指出，竞争性活动、目标达成和应用通知推送是最常见的断连因素，且环境因素几乎总导致断连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关媒介成瘾和失控的叙事在社会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真正伴随负面情绪的“非自主脱离”在研究中占比并不大，绝大多数情境的数字断连属于自主断连或短暂中断。论文强调，日常手机媒体使用始终处于与用户其他需求的持续竞争中，活动冲突管理（activity conflict management）成为理解媒体断连行为的关键框架。

文献来源：ERNST A, SCHNAUBER-STOCKMANN A. Won’t Stop ’Til You Get Enough? Determinants of Disengaging From Mobile Media Apps in Daily Life[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6, 53(5): 659-686.

6. 动态交织的社交媒体幸福感效应

社交媒体使用对用户幸福感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发表于2026年第3期《人类传播研究》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交媒体活动并非孤立发生，其幸福感效应会相互影响，先进行的活动可能改变后续活动的心理后果。

研究以Instagram平台为依托，以自我肯定理论（self-affirmation theory）为核心框架。自我肯定被定义为将注意力引向自我的核心方面，如价值观、信念、珍视的特质等。反思这些信息能够恢复自我价值感，起到“自我缓冲”（ego buffer）作用。研究关注的第一个活动是参与自身的自我呈现，即浏览或撰写自己的 Instagram 简介、帖子或故事，这被假设具有自我肯定的功能。第二个活动是浏览优秀同龄人的社交媒体帖文，这可能会引发社会比较，进而导致嫉妒和幸福感下降。文章主要聚焦活动序列的联合效应，即前者提供的自我肯定益处是否可以缓冲后者带来的自我威胁。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能够作为自我肯定的重要来源，提前进行自我肯定可缓冲社会比较带来的嫉妒威胁，这为理解社交媒体使用中动态交织的幸福感效应提供了新方向。

这一发现也挑战了当前流行的主动—被动二分模型（active-passive model）。该模型认为主动使用社交媒体（如发帖）可以提升幸福感、被动使用社交媒体（如浏览信息）会降低幸福感。但本研究表明，浏览自己的简介（被动行为）实际上可成为自我肯定的来源，而发帖等主动行为也未必总能带来积极情绪。鉴于此，论文强调研究社交媒体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应慎用笼统的分析框架，而是采取更精细的“活动序列”与“联合效应”的研究路径。

文献来源：CHEN Y A, TOMA C L. The Combined Well-being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Activities: How Self-affirmation Can Buffer Against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s on Instagram[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6, 52(3): 176-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