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再谈新大众文艺：劳者何以歌其事

文学史上有些重要节点，往往不在于某部作品，而在于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得以倡扬。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揭晓，正是新大众文艺凭其创作实绩与理论自觉，成功汇入文学主流的有力印证：诗歌奖授予外卖骑手王计兵的诗集《低处飞行》，文学理论评论奖则授予卓今的《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

一为劳动者写作的实践样本，一为对这一文学现象的理论回应，二者同获鲁迅文学奖，既标志着新大众文艺在创作现场获得权威认可，也昭示其在文学评价体系中开始完成自我确认。

卓今以《诗经》“劳者歌其事”为立论资源，对接数字时代的素人写作，并以“劳动者星丛”概括王计兵、陈年喜、范雨素等写作者构成的创作群体，其关键意义在于重新肯定了普通经验的文学价值：文学并非只属于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全职写作者，那些具体而切身的生活经验，同样可以成为文学发生的基石。“劳者歌其事”，意味着长期被忽视的普通劳动者获得了表达自身的主体资格，也回应了当代文学版图正在发生的变化——生活现场正在重新进入文学中心。

但是文学史同样证明，进入文学并不等于创造文学，拥有经验也并不等于完成文学。“鲁奖”的肯定，确认的是经验作为文学资源的合法性，却不能自动赋予经验以审美高度。当“劳者歌其事”从古老命题转化为当代文学现象，新大众文艺要向高处腾跃，就不能止步于一己之悲欢，而应自觉贴近“国之大者”，在个体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共振中突破经验的局限。

所谓经验化写作，并非特指重视经验本身，而是指在某些写作中，经验逐渐成为唯一的合法性依据：写作者沉浸于自身经历，却缺少对经验进行重新发现、重新理解和诗性转换的能力。“我写我在”解决的是主体进入文学的问题，而“我思我在”“我理解我在”，才关涉文学的纵深。经验如果不能被重新审视，便可能由富矿变为围城，使写作停留于自我表现，而难以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经验。

纵观一些新大众文艺作品，虽然植根现实生活，却容易形成相对固定的经验模式：乡村与乡愁相连，劳动与艰辛相连，家庭与温情相连，苦难最终归于坚韧与抚慰。这种表达带着第一手的生活温度，也延续了中国文学重视伦理传统的特点，固然自有其价值。但文学不是亦步亦趋的经验复制，因为生活从来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不断生成的一道道谜题。

同样是乡土经验，鲁迅写鲁镇，关注的并非故乡风物本身，而是故乡为何变得陌生，人为何在社会变迁中渐生隔膜；莫言书写高密东北乡，也并非为了展示地域奇观，而是借一片土地呈现历史、欲望与生命处境的撕扯纠缠。地方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普遍的文学经验，不在于它的特殊性，而在于它能否打开更广阔的精神空间。

因此，新大众文艺亟待完成的，是从“经验呈现”走向“经验发现”。当前一些优秀写作者或多或少显露了突破的可能。王计兵在诗中咀嚼数字时代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将外卖骑手的日常转化为对现代生活节奏的痛切感受；陈年喜从矿山爆破经验出发，写出了劳动、尊严与个体价值之间的深层关联；王峰则将飞行经验转化为对现代流动社会的诗性观察。他们的特殊之处，在于经验并未止步于职业姿态，而是成为洞见时代的锐利切口。

当然，新大众文艺整体仍处于成长阶段。以“外卖诗人”“矿工诗人”“家政写作者”等身份进入公众视野的创作者，其意义在于让此前沉潜于“江湖”的生活经验，得以正面跻身“庙堂”。但也应警惕个体经验被简单符号化：外卖对应奔波，矿井对应伤痛，服务劳动对应辛劳，当职业身份成为作品唯一的意义来源，文学便容易滑向“现象展示”，而不是“发掘真相”。

真正具有文学自觉的写作者，不会停留于“发生了什么”，而会继续追问“为什么发生”。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认为，诗并非情感的直接宣泄，而是个人经验的审美构形。对于新大众文艺而言，“事”不能只是生活记录，“人”也不能只是经历的承载者，它们需要进入更深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之中，实现从记录到阐释的转变。

经验之外，新大众文艺更需建立更宏阔的处境意识。基层生活包含丰富的伦理传统，责任、亲情、善良、坚守构成许多作品的价值底色。但文学并不是刻板的道德评判。伦理追求确定，文学追求理解。一个离乡者未必是忘恩负义，也可能是在时代变化中寻找自身位置；一个失败者未必只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承受着结构性的戕害。

比如萧红的《生死场》。小说没有把乡土人物塑造成单纯的受难者，也没有停留于催泪的悲情叙事，而是在东北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个体如何被贫困、传统秩序和时代暴力共同塑造。王婆、金枝、月英等人物的命运，并非只是个人悲剧，而是社会结构作用于个体的结果。萧红关注的，不只是“他们经历了什么”，更是“他们为何如此生活”。这种超越道德判断、进入生存处境的写作，对于当今的新大众文艺尤具启发意义。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同样如此。她的悲剧并非只是个人遭遇，而是旧制度、旧伦理和社会关系共同裹挟的结果。只有看到人物背后的生成逻辑，看到身份之下的具体处境，才能突破简单的二元定式，使“劳者”之歌超越职业和阶层标签，触及人性的深层肌理。

此外，新大众文艺还需要完成地方经验的时代化表达。今天的乡村、家庭和个体，并不是封闭的地方存在，而是深处于技术变革、人口流动和社会转型之中。一个村庄的空心化，一段婚姻关系的波动，一场代际冲突，背后都关联着更广泛的时代症候。卡夫卡没有直接描写什么重大事件，却通过个体面对庞大体制时的压迫感，揭示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李娟笔下的阿勒泰，记录的也并非只是一个遥远地区的风物，而是在细微生活中呈现传统与现代、边地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他们的城堡和草原足以表明，文学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借一隅窥见世界。

对于“劳者歌其事”而言，不是让劳动者弹铗作唱，而是通过自己的经历照见这个时代。劳动者书写的不只是脚下的一方土地，也是这片土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跌宕起伏。唯其如此，个体叙事才能折射出时代的辉光。

“鲁奖”授予王计兵和卓今，标志着新大众文艺获得了阶段性认同。但认同并非意味着完成，新的挑战正在于：如何将经验转化为认知，将生活资源转化为文学创造。从“歌其事”到“探其义”，从经验记录到经验阐释，从身份代言到时代叩问，当是新大众文艺走向成熟的攀升之路。生活提供文学的矿藏，而文学需要完成对生活的重新发现。“我写我在”，确立了普通人的文学主体地位；而“我思我在”，才可能使这种主体性抵达更伟岸的审美之维。

经验绝非文学的终点，而是文学的起跑线。劳者何以歌其事？关键在于一个个拿起笔的“歌者”，能否在自己的经验深处，发现与“我”息息相关的“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赵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