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承认预言错误， “历史终结论”为何会被终结 丨破西方话语迷思②

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学者福山承认预言错误——

“历史终结论”为何会被终结

□ 刘明明

  “历史终结论”鼓吹西方自由民主制是各种意识形态演化和争锋的最终归宿，这一论调因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鼓吹而甚嚣尘上，福山也因之而声名鹊起。

“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实质就是要论证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这一主张在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并不鲜见，因为粉饰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始终是广大资产阶级辩护士热衷的思想课题。

福山只不过是在20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特殊历史节点，给这套陈腐的说教披上了更具迷惑性和冲击力的“历史终结”外衣，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想要巩固霸权、宣告自身胜利的意识形态需求。

1、“历史终结论”何以甚嚣尘上

就“历史终结论”提出的背景而言，一方面，20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暂时占据上风。福山得意地宣称，自由资本主义在整个二十世纪先后战胜了专制主义残余、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再对它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固然福山的论点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漏洞和主观偏见，但社会主义运动在当时确实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指导实践的受挫而饱受质疑，福山正是抓住这一历史变化，刻意放大自由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将暂时的力量对比歪曲为永恒的历史定论。

另一方面，伴随福山不断鼓吹“历史终结论”的是东欧国家的纷纷剧变和苏联的最终解体，这使其论调带有某种预言性，也让不少对社会主义前途感到迷茫的人信以为真，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论调的传播范围与负面影响。从“历史终结论”的形成脉络看，1988年，福山在一次题为“历史的终点”的讲座中首次抛出这一论调，1989年，在讲座基础上扩充出的论文《历史的终结？》发表于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1992年，相关论点在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进一步阐发；而这一时期正是社会主义运动激烈动荡的时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迷失方向、改旗易帜，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代落下帷幕。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恰好契合了西方舆论界对国际局势变化的乐观判断，迅速成为讨论全球发展走向的热门议题。

需要指出的是，福山是“历史终结论”的旗手，但不是唯一的鼓吹者。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一书，在书中他流露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无限自豪和对苏联政治制度的极度贬低，认为到20世纪末美国将在与苏联的竞争中不战而胜。“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性的，但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时，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

与尼克松的论调相呼应，1989年，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版了新著《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他指出，“戈尔巴乔夫释放出来的力量，很可能造成历史的中断，而不是历史的延续”，进而断言“作为一种理论，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对思想界的吸引力；作为一种模式，它甚至在统治层中也已声誉扫地”，最终得出了“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结论。

可以说，“历史终结论”不是福山的独白，而是资产阶级的集体合唱。这些与福山论调同频的主张，共同构成了“历史终结论”传播的思想土壤，在西方政坛和学界掀起了唱衰社会主义、吹捧资本主义的舆论浪潮，为“历史终结论”的快速走红提供了绝佳的舆论环境。

2、对“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历史终结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必然产物，它植根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观，即相信历史是线性演进，而不是多线并行，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默认西方模式是普遍适用的终极形态。

“历史终结论”与盛行于西方舆论界的“文明优越论”“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将西方文明塑造成优越于其他文明的“高级形态”，为西方国家以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手段统治其他文明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

按照这种错误论调的推演，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非拉广大国家发动的殖民战争，不过是将“低等文明”纳入“高等文明”发展轨道的必然选择，是帮助落后地区实现进步的正义之举。殖民掠夺和侵略压迫反倒成了值得称颂的“文明传播”，完全无视殖民扩张给被侵略地区带来的深重灾难。

“历史终结论”把西方自由民主制说成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唯一制度，本质上就是要否定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历史、文化与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怀疑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的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属于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错误思潮。

为了提高“历史终结论”的可信度，福山提出马克思也有“历史终结论”思想，只不过马克思那里的历史将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片面的。马克思从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出发，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但从未将共产主义认定为一成不变、停止演进的终极形态。

恰恰相反，唯物史观始终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作用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历史过程，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固定的阶段上，不存在任何所谓终极的制度形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同此前出现过的所有社会制度一样，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形态，它同样具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定冲破束缚，最终取代服务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西式民主制。

福山将自己臆造的“历史终结论”套用到马克思的理论之上，本质上是对唯物史观的刻意歪曲，目的是混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以此削弱“历史终结论”面临的现实批判。

3、“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中国模式始终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一块“心病”，在刚开始抛出这一论调时，他自信满满地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生命力与制度正当性，认为其最终必然会走向西方制度。进入21世纪后，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稳定有序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爆发金融危机、社会治理陷入困境，福山开始调整自己的论调，承认中国模式的治理效能要高于西式民主，但认为短板在于现代法治和社会问责的不健全。

而到了2026年，在一档节目中，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看法进一步松口，他认为，中国展现了极强的集体行动力与长期规划能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让亿万人口脱贫，并且在电动汽车、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核心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若保持这一优势，中国或许终结“历史终结论”。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式微形成鲜明对比，让福山对自己的“历史终结论”不再信誓旦旦。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早已用生动的实践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虚妄断言：不同的国家完全可以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绝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答案。我们打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目的不是要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对优越性，甚至将之确立为新的“历史终结”，而是要证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本就具有多样性，任何制度形态都需要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完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更不存在所谓的终极形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更用事实证明了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完全可以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道路的垄断叙事，有力戳破了“历史终结论”编织的意识形态谎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表明，人类文明是“复数”，而不是“单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众多“复数”中的一个，不是唯一的“单数”。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也会持续丰富发展，将全方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固有局限，充分展现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的生命力。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