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丨风从蓼兰来

文/滕永双

今夜的风来得有些蹊跷。窗子半掩着，它溜进来，先是拂动了书架上那排《行政审判参考》的书脊，又掠过《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的册页，最后停在胸前那枚员额法官徽章上，凉丝丝的，像谁用一根羽毛，极轻极轻地，拂去了岁月积下的尘。就在这一瞬间，那些尘封的往日情，便都醒了——它们排着队，从八年零八个月的蓼兰法庭庭长岁月里走来，从二十年执行的泥泞里跋涉而来，从十二年的行政审判分管岁月里缓缓而来，也从一桩桩破产和解的谈判桌上转身而来，最后汇成今夜窗前这一片静静的月光。

风从蓼兰来。

蓼兰，读作"liǎo lán"。镇口的村碑上记得清楚：明代洪武到嘉靖年间，有段、焦、王等姓先民从云南和山西迁徙至此。见此处地势洼涝，蓼草与兰草丛生，花开时节甚是好看，且能用作染料，居民爱之如宝，便取两种花草的首字，命名为"蓼兰"。一个名字，从两种野草而来。数百年后，这里从一个小小的村落成长为乡镇，甚至一度成为蓼兰县的治所。蓼兰法庭管辖着蓼兰、万家、崔家集、中庄四个乡镇，方圆几十里，都是我们的办案范围。而我，一个外乡人，竟在这里落脚了八年零八个月。

记忆最先落脚的地方，就是那个小镇法庭。法庭不大，一栋两层的小楼，院子里有一棵合欢树，夏天开绒绒的粉花，风一吹，落一地。八年零八个月，够一个孩子从小学念到高中，够一棵树苗长成撑起一片阴凉的大树，也够一个年轻法官，在那些家长里短、田埂地界、鸡毛蒜皮的案子里，慢慢磨出一颗沉得下来的心。那时候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去万家、去崔家集、去中庄，很多路还是土路，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土。可正是这样跑着跑着，把四个乡镇的沟沟坎坎都跑遍了，也把老百姓心里的弯弯绕绕都跑明白了。

蓼兰法庭的案子不大，可每一起都连着烟火人间。我办过一个地界纠纷，两家邻居为了半米宽的宅基地打了五年，之前法院判过一次，谁也不服，继续闹。我带着书记员去了现场，拿着原始的宅基地图纸，一米一米地量，量了一个上午，鞋上踩满了泥。两家人站在各自的地头上，虎视眈眈地看着我。量完发现，争议的半米地其实属于村委会的公共通道，谁都不占理。我没急着下判，把两家人叫到一起，搬了三把小马扎，坐在那棵老榆树下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从这半米地聊到他们爷爷辈的交情，聊到两家孩子还在一个班上学。夕阳落下来的时候，两家人都不说话了。第二天，一个撤回了起诉，一个撤回了反诉。后来又过了半年，我路过那个村子，远远看见那半米通道被两家合种了一排月季，开得正盛。

还有一件赡养案，至今想起来心里还微微发烫。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四个子女，谁也不愿接去家里住，推来推去，最后闹到了法庭。开庭那天，老太太坐在原告席上，瘦瘦小小的，像一片快要被风吹走的叶子。四个子女在被告席上各自低着头，有的看手机，有的翻包，就是不看母亲。我没有当庭判决。休庭后，我把四个人叫到调解室，给他们讲了一件事——老太太的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在生产队挣工分，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回来还要给孩子们缝补衣裳。有一年冬天，最小的孩子发高烧，她背着走了十几里雪地去卫生院，脚上全是冻疮。这些事情是老太太的邻居悄悄告诉我的，说老太太从不对子女提这些。我在调解室里讲完，四个人都哭了。最后他们达成了轮流赡养的协议，老太太被大儿子接回了家。那天从法庭出来，天已经黑了，蓼兰镇的街道上亮着稀稀疏疏的灯，我走得很慢，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还有一件离婚案，女方是崔家集的，男方是万家的，两人结婚七年，吵了七年。起诉的时候，女的铁了心要离，男的死活不同意，卷宗里夹着两人各自写的一厚摞诉状和答辩状，字里行间全是怨气。我把他们叫到法庭来，没有急着开庭，先让他们各自说说当初为什么结婚。两个人愣了一下，女的先开口，说当年他在中庄的集市上给她买过一双棉手套，她手容易生冻疮，他记住了。男的说，她嫁过来那年，他家穷，她把自己的嫁妆钱拿出来给他爹看病。说着说着，两个人都沉默了。后来这个案子没有判离，他们撤回了起诉。过了两年我在中庄赶集时碰见他们，两人推着自行车，车筐里装着菜，肩并着肩走，看见我，远远地笑了。

判决之后，还有执行。那些年，蓼兰法庭每周二和周五的凌晨，天还黑着，我们就出发了。四个乡镇，方圆几十里，老赖们以为凌晨最安全，我们偏选这时候敲门。冬天冷得人直打哆嗦，警车打着双闪在乡间土路上颠簸，车窗外是黑黢黢的庄稼地，只有远处几声狗叫陪着我们。有一回在中庄执行一个欠薪案，包工头欠了十几个农民工的工钱，拖了两年，人躲得找不着。我们蹲了三个凌晨，第四次终于在他家玉米地里把人堵住了。带回法庭的路上，他一路不说话，等看见那十几个农民工站在法庭门口等他的时候，他忽然蹲在地上，捂着脸说，我错了。那天工钱全发了，最后一个领钱的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攥着钞票的手在抖，他说，庭长，我以为这钱要不回来了。

就是这样，每周二、五，风雨无阻。八年零八个月，我们敲开了多少扇门，堵住了多少条路，把多少份判决书上冷冰冰的白纸黑字，变成了当事人手里热乎乎的现钱。慢慢地，四个乡镇的老百姓都知道了——蓼兰法庭的判决，不是一纸空文。逢年过节，没有人再敢欠着工钱不还。蓼兰法庭"让案件执行不再难"的品牌，也在青岛全市法院系统叫响了。可我知道，那个牌子不是写出来的，是每个凌晨的寒风里，一扇门一扇门敲出来的。

八年零八个月，蓼兰法庭的日子就是这样，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没有千万级的标的，有的只是邻里之间那半米的通道、母子之间说不出口的恩情、夫妻之间要断不断的缘、还有那些凌晨敲门时手电筒光柱里飞舞的霜花。万家、崔家集、中庄，四个乡镇的田间地头，我差不多都走过。哪个村有棵老槐树，哪个村有条小河沟，哪条路下雨天会陷车，我都记得。可正是这些"小案子"和这些泥土路，教会了我一件事：法律可以是冷的，但握着法槌的手，必须是暖的。

后来我在一首歌里听到这样几句——

有那么一个地方，都说不怎么样，

住久了就是我们，我们可爱的家乡。

这个地方山高水也长，走过了人生路崎岖也风光。

这个地方生命最坚强，经历了雨雪风霜根深杆儿壮。

唱的就是蓼兰这样的人和地方吧。当年从城里初到蓼兰时，心里也不是没有过嘀咕。小镇的夜晚来得早，八点一过街上就没什么人了，法庭那盏白炽灯孤零零地亮着，照着满桌的卷宗和窗外无边的庄稼地。可住久了，那些嘀咕就慢慢变成了别的——变成了万家集上卖豆腐脑的大嫂认得我的碗，变成了崔家集的老书记冬天往法庭送一捆自己腌的咸菜，变成了中庄那个离了婚又复婚的汉子在路上远远地朝我按一声喇叭。这个地方，山不高水不长，可崎岖也走过，风光也看过，那些案子磨着我，那些人暖着我，雨雪风霜里，人就这么扎下了根。

又唱道：

有那么一个地方，天天都在变模样，

相守着青春年华，草绿花儿也香。

这个地方岁月最辉煌，轰轰烈烈两三年生铁也成钢。

那些年在蓼兰，何尝不是这样。多少个乡镇的案子一点点往前推，新的审判楼盖起来了，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四个乡镇的老百姓从"打官司不知道找谁"变成了"有事就去法庭找庭长"，从"判决下来也没用"变成了"蓼兰法庭执行就是硬"。一个年轻法官，就在这里从生铁慢慢炼成了钢。不是谁天生就会办案，是那些蹲在田间地头量地界的早晨，是那些坐在老榆树下聊天的黄昏，是那些听当事人哭完再笑、笑完又哭的下午，还有那些凌晨敲门时冻得通红的手，一锤一锤，把人敲打得结实了。

最后唱道：

这个地方牵情也挂肠，离开它总要留下热泪两行。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苦是甜是远是近，永远永远都在我的心上。

离开蓼兰那天，是个雨天。合欢树被打落了一地绒花，我蹲在台阶上捡起一朵，夹进了当天签批的最后一本案卷里。车开出镇口的时候，我没回头。不是不想，是不敢。后来每逢有人问起蓼兰，我总说"那是个小地方"，可心里知道，那是我这辈子最辽阔的一块地。苦也苦过，甜也甜过，远也远了，近也近着——它在心上，就永远在路上。

风从蓼兰来，后来吹向更远的地方。

我离开了蓼兰，从庭长到执行，从执行到行政审判，从行政审判到破产，一路走到今天这间安静的办公室里。执行路上，那个冬夜零下十度蹲守包工头的经历，农民工大姐塞进怀里的烤红薯的温度，至今还在；行政审判十二年，有个种苹果树的老农至今记得。那件征地补偿案，他告的是镇政府，庭审时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忘不了——"法官同志，我不是要多少钱，我就是想让人听听我说的话。"案子判了，部分支持了他的诉求。宣判那天他站在法庭门口，没笑，只是点点头。后来的几年秋天，他都托人带一袋苹果到法院，放在门卫室就走，也不留话。东西我从来没要过，每次都给门卫打好招呼，让他们退回去，替我谢谢他。但他那份心意，我收下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信法律，也信那个坐在法台上的法官。那些年秋天的苹果我没吃到，可那甜里的一点酸，至今还在心里；破产工作中，速帝迈橡胶公司四家债权人从清算走向和解，一家小企业在七个月里死而复生，入选青岛中院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案例，那纸和解协议签字时所有人彼此点头的样子，也还在。可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比不上蓼兰法庭那八年零八个月对我的塑造。那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基层、最泥土、也最真实的时光。在那里，我学会的不只是用法条裁判，更是用耳朵听、用心去量、用时间熬。一个法官如果没在基层待过，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老百姓想要的公道，有时候不需要多么精密的法理推演，只是希望有个人愿意蹲下来，和他们一起量一量那半米地，一起坐在老榆树下吹一吹风。

为何总要等到退居二线之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年轻时以为执行是把判决兑现，以为行政审判是坐在高台上定分止争，以为破产是把残局收拾干净，以为当庭长是多办几个"精品案件"。可一路走过来，每个岗位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我们这些穿法袍的人，终其一生，不过是在做一件事——让被撕裂的重新弥合，让被辜负的得到回应，让那些原本不可通约的立场，找到一处可以交汇的滩涂。蓼兰法庭那八年零八个月，是我离这片滩涂最近的时候。后来的二十多年，我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当年那棵老榆树下的下午，重复在中庄集市上看见那对夫妻并肩走路的瞬间。

今夜微风轻轻送，那些我办过的和审批过的案子，那些圆满与遗憾，像档案室里一排排的卷宗，看似封存，却从未真正沉睡。蓼兰的老太太和她的四个子女、地界纠纷的两家邻居、崔家集和万家的那对夫妻、中庄欠薪的包工头和农民工们、种苹果树的老农、速帝迈的四家债权人——他们有的记得我，有的早已忘了我。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些案子里，我交付过一个法官全部的诚恳。

风穿过窗子，继续向前去了。它大概还要去吹动别处的门扉，唤醒别的旧梦。而我心中的那阵风，渐渐息了。那最真的梦，或许从未被吹散。它只是随着今夜这阵微风，沉到更深的寂静里去。从此，它不再是一份裁定、一纸判决、一纸和解协议，而成了胸口一点温热的存在，柔柔的，妥帖的，陪着人安静地老去。窗外，夜色正浓，月轮静静地照着。

我翻开我的一本办案札记。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那些年办过的案子，每一页都是一段日子。翻到蓼兰法庭那件地界纠纷的记录时，我在旁边用铅笔轻轻写了一行字，当年没舍得擦掉："法条之外，有春风。"如今我提笔，在下面补了一句：春风从蓼兰来，吹过万家，吹过崔家集，吹过中庄，吹了八年零八个月，吹熟了一个法官，也吹软了一颗心。

风替我合上了札记。那一声轻响，像是二十余年来所有经手的案件、所有打过交道的人，一起，轻轻地，说了声晚安。蓼兰，那个地方，永远永远都在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