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曝光问题到推动解决问题：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思考

作者：秦彦琰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6年6月号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舆论监督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与使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通过发现问题、推动解决问题来“与政府合力，与百姓共情”。因此，提升主流媒体舆论监督效能，更好地赋能社会治理，已是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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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强化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一）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治理方式更加科学、民主、法治，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这一进程中，需要激活社会监督的活力。

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凭借广泛的社会触角、专业的调查能力和公共对话平台属性，能够及时发现政策执行的堵点、民生服务的痛点和基层治理体系的盲点，并将这些分散的社会信号转化为可识别、可督办、可解决的治理议题，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

（二）重塑主流媒体公信力的关键之举

当前，主流媒体融合转型的核心在于重塑影响力和公信力。单纯的负面曝光虽能短期吸引眼球，却可能加剧社会撕裂，损害媒体与党政部门的互信，无助于媒体的长远发展。

因此，将舆论监督融入媒体的公共服务功能体系已成为主流媒体彰显价值、赢得尊重、巩固地位的理性选择。这意味着舆论监督的成功不再仅仅由稿件的轰动性来衡量，更是由其推动社会治理的效能来评判。

（三）构建协同治理格局的有效途径

互联网与社交平台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一方面，技术赋权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传统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信息首发优势被削弱。另一方面，信息爆炸与舆论极化又使专业、权威、负责任的深度调查与理性对话显得尤为珍贵。

在这种生态下，舆论监督的核心竞争力从对信息的垄断性获取转向对信息的专业验证、深度阐释与意义建构。这要求舆论监督报道在借鉴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方法的同时，还要具备在多元舆论场中搭建对话桥梁、促进协同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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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功能转变

（一）角色之变：从曝光者到助推者

所谓建设性舆论监督，指的是舆论监督真正的目的不在于揭露问题，而在于解决问题，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监督。传统的曝光者功能预设了媒体与社会之间一定的距离感，其核心动作是警示与批判。

而治理效能助推者则意味着舆论监督主动嵌入基层治理网络，工作链条向后端大幅延伸。它要求监督实践不仅要调查出现了什么问题，更要探究问题为何产生、制度漏洞何在、如何系统性解决。叙事模式也随之变化，从“冲突—高潮”的戏剧性结构，转向“发现—分析—协调—解决—反思”的建设性脉络。

舆论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类型可分为“促进舆论”“解决个案”和“溢出效应”，有“溢出效应”的舆论监督报道治理效能最高。

如山东广播电视台2023年的监督报道《济南白泉泉群保护利用不足》，展现了白泉泉群生态遭到破坏的场景，并剖析了泉群无人管理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困境。短片播发后，记者持续关注济南市政府、区政府、属地街道为期两年的整治行动。

2025年6月，济南白泉生态保护项目主体建设工程完工。济南市政府还印发了《济南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2025—2035年）》，提出“城泉共生，兼顾发展”。通过舆论监督报道，当地政府不仅有效解决了当前的具体问题，而且系统地推动并完善了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和长效治理机制。

（二）重心之变：从揭露真相到搭建桥梁

当前，舆论监督实践被赋予了更积极的公共性内涵。其功能不仅是呈现真相，更是以真相为基础，启动并促进公共协商，最终寻求基于公共利益的共识，直接服务于基层实际问题的解决。

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煎熬的等待》报道了一位83 岁老人购买二手房后办理房产证煎熬等待的过程。这篇报道没有一味地展现老人的悲伤与无助、政府的推诿麻木，而是记录了记者历时半年陪着老人5次前往政务大厅跟进办理进度的过程，系统梳理二手房过户难的历史原因，为后续问题解决营造了理性空间。

在这篇报道的推动下，运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找出了老人办不了房产证的具体症结，联系土地登记方市医药公司和住户代表协商具体解决办法。最终，老人及84户住户的房产证难题得到解决。由此，舆论监督扮演了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积极的沟通者、协调者和进程督促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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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记者角色张力：在批判与建设间寻找平衡

舆论监督的选题涉及民生、医疗、环保等领域，政策性强，难度大，对记者的政治素养是极大的考验。如果对政策理解不透彻、把握不全面，调查就不扎实，极易引发负面舆情。

在实际报道中，调查记者面对的采访环境比较复杂，阻力较多，极大地考验着调查记者的专业能力。如何在不丧失批判锋芒的前提下进行建设性监督，是对记者政治素养与专业技艺的双重考验。

（二）流量逻辑干扰：公共领域异化与公信力流失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舆论监督极易被流量逻辑裹挟，进而衍生出断章取义、选择性放大矛盾等现象。这不仅会加剧社会焦虑情绪，也可能对改革发展的整体进程造成负面扰动。

在2025年底浙江天台“网红娃娃菜投毒事件”中可见舆论监督的异化轨迹。

初期，部分主流媒体在平台上急于抢占食品安全议题的话语权，跳过严谨的调查程序，仅凭夫妻单方指控便定性“商家投毒”，引发全网对电商平台监管漏洞的声讨。随后，在未确证情况下传播“丈夫投毒”谣言，引发二次舆论震荡。最终，在警方通报中毒是夫妻合谋进行勒索赔偿后，跟风媒体悄然删帖。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将本应长周期、深层次的制度追问异化为短平快的流量变现工具，这种非理性的“舆论审判”不仅致使商家蒙受不白之冤，更透支了社会公信力。

此外，在市场化与平台化的双重夹击下，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平台的“内容打工者”。当流量数字目标与新闻实践之间出现错位时，不仅会导致专业判断异化、内容质量滑坡以及把关权力的转移，还会进一步瓦解以“新闻理想”“道义”等话语为核心的意义体系，催生新闻从业者在劳动过程中的“空心感”与“无意义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组织内部的矛盾。

（三）协同机制梗阻：制度化通道与法律保障不足

目前，舆论监督与治理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出现了不少优秀范本，形成了政府推动、媒体驱动、部门联动的三维协同机制，在树立政府公信力、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例如，浙江卫视的《今日聚焦》节目与浙江省委督查室和省级职能部门形成了“曝光—整改—反馈—核查—回访”的监督闭环机制，确保监督的问题按时达标整改到位。但是这种机制尚未普遍化、制度化，许多地方仍存在“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旧思维，将舆论监督视为“添乱”，拒绝开放必要的协同空间。

在此情况下，舆论监督即使引发了社会关注，也可能只停留在“问而不责、诺而不改”的表面，难以触及问题核心，更无法形成长效机制。

此外，保护记者正当监督权的法律法规仍不完善。记者在调查中遭遇阻挠、恐吓甚至人身威胁时往往缺乏有力、及时的法律救济，这直接影响了舆论监督赋能基层治理的效能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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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效协同的舆论监督体系

（一）坚持政治引领：聚焦“国之大者”与民生关切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推动党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虚心接受群众批评。

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导向，加强舆论监督，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发挥警示作用。”主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应该将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心声统一起来，寻找党和政府工作任务和社情民意的融通点，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切身利益问题的同时推动基层治理工作落实。

（二）深化专业能力：践行“四力”锻造过硬队伍

提升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能力，关键在人，通过践行“四力”提高调查记者队伍的专业能力，使其既善于发现问题，更擅长推动问题解决。

脚力要求记者不仅要抵达现场更要脚沾泥土。要到一线去，到问题集中的地方去，与基层社会建立持久、可信的连接，在调查中体察社情民意。

眼力要求记者在海量线索中筛选出关乎公共利益、具有普遍性、能通过治理干预得到改善的真问题与关键症结，透过现象识别制度性短板与治理盲区，在个别中看见普遍。

脑力要求记者运用公共政策、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分析问题成因，评估不同解决方案的可行性，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建议。

笔力要求记者写作时从情绪渲染凝练为理性构建，以准确、清晰、有逻辑的方式叙事，平衡揭露与建设，致力于通过报道搭建理性对话的框架，而非煽动对立。更要以建设性话语引导多元协商，让报道成为弥合分歧、推动制度完善的纽带。

(三)拥抱技术变革：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 数智时代，舆论监督除了要走基层，深入一线听民意、探实情，也要善于“上网”，利用好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分析网络舆情，从中发现采访线索和素材，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同时，记者要对算法偏见、深度伪造等技术风险保持警惕，掌握网络信息溯源与验证、社交媒体舆情研判等数字技能。

此外，主流媒体还应加强用户思维，依托现有的新闻客户端或官方小程序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反馈机制，邀请公众对舆论监督效果进行评估，从为民办事转变为与民共治。

(四)创新协同机制：构建“曝光—整改—反馈”闭环

畅通制度化通道的关键是将媒体的信息触角、职能部门的行政权力通过稳固的制度和流畅的流程编织在一起。

例如，《看见》是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2022年打造的舆论监督栏目，开创媒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湖州模式”。湖州市委出台了《全媒体专栏〈看见〉全闭环运行流程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看见〉栏目曝光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为推进媒体监督工作建章立制。

自从节目开播以来，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面对舆论监督的思想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初的“回避监督”到现在的“直面监督”乃至“欢迎监督”，记者的采访处境也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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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提升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与治理效能要求主流媒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在批判中保持建设初心，在监督中推动协同共治，通过构建制度化、常态化的监督闭环，真正将舆论监督的传播效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助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展望未来，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建设性协同与公共性锋芒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化与治理体系的制度性融合，通过机制创新将监督深度嵌入治理流程，追求监督效能的长期化、制度化。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媒体为党和人民负责的独立品格与敏锐触角，不回避突发热点与沉疴旧弊，通过敢碰热点、甘受压力的负责任报道，不断累积公众信任与社会公信力。

（作者单位：山东广播电视台舆论监督部）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6年6月号，原标题为《从问题曝光到推动解决：主流媒体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思考》，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