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进京”：规模空前的聊斋热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九月，山东淄川县蒲家庄，74岁的蒲松龄穿起青色贡生服，头戴红缨公服冠；而后端坐椅上，左手拈须，两眼炯炯望着前方。

他的对面，知名画师朱湘鳞正工笔勾勒，专注创作。朱湘鳞是江南人，当时寓居济南郊外，被蒲松龄的小儿子蒲筠请到家，为父亲画像。蒲松龄很满意画家的功力，赠诗称赞：“对灯取影真逼似，不问知是谁何人。”

但在画像上方，蒲松龄自题跋语中写道“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意思是不该这么官方打扮。他一生追逐的科举梦，长期停滞于秀才，两年前才因资历够老获得“贡生”名分，领到一套冠服，穿上未免心情复杂。

两年后，蒲松龄离世，留下这幅唯一的肖像画，由历代后人传袭保存。1954年，八世孙蒲英潭将其捐给政府。画作为长轴绢本，材质较脆弱，发现时已积尘很多，经修复后，一直保存在山东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因为对展陈条件要求高，一些工作了几十年的馆员，也没有见过真迹。

2026年5月，这幅画像被从库房中取出，登车北行，五个多小时后来到首都，最后悬挂于国家博物馆北1展厅。近期，以“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为主题的展览，正在这里举行。画像是入口的第一件展品。

斜对面，一街之隔，就是蒲松龄的终极目标却从未企及的地方——故宫，清朝举子在此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圆了蒲秀才的进京赶考梦。”一位网友留言，后带一个哭笑表情。

展览还汇集《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蒲松龄诗词稿手迹、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蒲松龄所用印章和生活物品、现当代名家书画等来自多地博物馆的文物，共240余件（套）。介绍语中称“集中亮相，规模空前”，并不夸张。

在《聊斋志异》名篇《瑞云》的展位，设计了音响互动效果。当你近前目视台上的圆镜，一阵笑声突然响起。这是为了渲染瑞云发现自己额上的墨痕消失后快乐的心情，但在幽暗的环境中听起来有些诡异。

那一刻，观者恍如置身蒲松龄笔下的奇幻世界。

1.聊斋热，三叠浪

“这一次展览，实际上与近几年的聊斋热有关系。”蒲松龄纪念馆副馆长杜朝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今年并非纪念蒲松龄的特殊时间节点，之所以举办大型展览，正是聊斋IP影响力使然。

蒲松龄纪念馆于1980年在原蒲松龄故居的基础上成立，对外开放并举办各类聊斋文化相关活动。第一波全国聊斋热便出现在这一时期。福建电视台拍摄了系列剧《聊斋》，撷取书中47个故事改编，由谢晋、陈家林等名家执导，主题歌“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传唱一时。在香港，随着电影《倩女幽魂》上映，聊斋题材也受到关注，僵尸片、道士片纷纷走红市场。

电影《倩女幽魂》（1987年）改编自《聊斋志异·聂小倩》。2026年7月，该片中聂小倩的饰演者王祖贤将自己当时的肖像权授权给一家游戏公司， 该公司以此为素材用AI制作广告片《倩影》，其中出现《倩女幽魂》里的聂小倩形象。（资料图）

1986年，蒲松龄纪念馆创办《蒲松龄研究》杂志，聚焦蒲松龄生平和作品研究，持续到今天，已出版139期，刊发论文2580余篇。大众媒介和学界共同推动了聊斋文化的传播。

第二波热潮开始于2005年，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在央视《百家讲坛》品读聊斋，以现代视角剖析狐鬼传奇。《蒲松龄研究》编辑部主任孙巍巍记得当时有不少游客带着马瑞芳的书来馆里，探寻聊斋故事发源地。

2008年，电影《画皮》发行签约仪式在淄博举办。主演甄子丹专程到蒲松龄墓前祭拜，他小时候看过香港版《画皮》，觉得自己和蒲松龄有缘，称“蒲先生是所有华人敬佩的人”。新版电影在当年获得超2亿元票房。

蒲松龄纪念馆。（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摄）

现在的热潮更甚于前两次。

2023年7月，刀郎在时隔19年后发布新专辑《山歌寥哉》，取“聊斋”谐音，歌曲也是融合各地民歌老调来演绎《聊斋志异》。其中一首《罗刹海市》，讽喻美丑不辨、黑白颠倒的现象，被网友解读为影射娱乐圈旧事，迅速引爆网络。

在此几个月前，淄博烧烤已带来了巨大流量。刀郎的新歌进一步推动了淄博旅游热，也让蒲松龄纪念馆成为网红打卡点。杜朝阳说，那段时间蒲家庄村的民宿住满了人，广场上搭着帐篷，晚上十二点了还有人在搞直播，“夜游聊斋”。

不巧的是，当时纪念馆正闭馆修缮。古建保护有严格的施工规程，需用原工艺原材料，以修旧如故，比如土坯要现场脱坯、晾干，急不来。

面对云集而来的游客，纪念馆决定提前部分开放，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不让大家败兴而归”。网友称，这是全国第一个“被迫开馆”的景区。

此前，纪念馆每年游客不到10万人次，2023年则超过了50万；2024年回落到40多万。“现在每年能稳定在二三十万。”杜朝阳说。

纪念馆东行数百米，是现代开发的“聊斋城”景区，里面有柳泉和蒲松龄墓园。景区初建于1980年代末，设施逐渐老旧，游客稀少，2020年闭园。《罗刹海市》的走红也为景区带来新的生机，重新对外开放。2024年，景区获得商业投资，进行了升级改造，更适合游客的体验需求。

如今，走在景区里，会看到三三两两穿着古装的女生在拍照。室外广播循环播放着刀郎的歌，“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蒲松龄墓园，位于“聊斋城”景区内。（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摄）

事实上，蒲松龄也是一位“音乐人”。除了《聊斋志异》，他还有重要著作聊斋俚曲，共15种，60多万字。考虑到文言文传播受限，蒲松龄的俚曲采用极为通俗的方言，以说唱形式讲述家长里短，或揭露官府黑暗，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柳泉公行述》中称：“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

聊斋俚曲由家乡父老世代传唱，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5年，刀郎“山歌响起的地方”巡回演唱会到济南举办时，他单独前往淄博，拜见蒲松龄十一世孙、聊斋俚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蒲章俊，交流俚曲音乐风格。演唱会现场，刀郎面对观众感谢蒲松龄：“没有您，山歌无法唱响。”

聊斋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影视剧、舞台剧改编项目纷纷推出，常有创作团队到蒲松龄纪念馆参观。2025年1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一行到纪念馆考察，了解到馆里藏品丰富，且研究氛围浓厚，决定合作举办一次全国性展览。

双方多次探讨打磨后的布展方案，兼具内容的学术性和形式的灵动性。展览打破以介绍蒲松龄生平为主线的惯式思路，按照“灵生万物”“情通万类”“笔述万相”“思接万方”四个单元来结构。展厅以高色温灯光烘托月色下的朦胧感，局部则模拟古代灯笼的映照效果，营造“曲径通幽”的意境。

展品中有157件（套）来自蒲松龄纪念馆，包括9件国家一级文物。纪念馆安全保障科科长仇丽随同文物前往北京布展，当时只看到局部；等展览开幕后，她又专门带着孩子坐火车去看完整的展出。“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了，对聊斋文化特别有情怀，特别珍惜这个机会。”她说。

2.“唯一”的手稿

展览中最重要的真迹，是来自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这是中国古典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者手稿。透过玻璃展柜，手稿刚好翻在著名的《画皮》一篇，行笔洒脱，紧凑有序，蒲松龄书写时的样子，似乎近在眼前。

《聊斋志异》的创作经过了漫长的时间，陆续增补，修改，直至蒲松龄老年时才定稿，一共491篇，60多万字。蒲松龄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亲历了明清鼎革；11岁时“从父读”；19岁参加童试，连取县、府、道三个第一，成为秀才。但他“出道即巅峰”，此后考场多舛，或多或少与投入写书有关。

据学者考证，蒲松龄20多岁就开始创作《聊斋志异》。他会以当时发生的事件为素材，称“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垒块愁”。比如讲述举人杀妻后自残的《李司鉴》一篇，就取材自康熙四年（1665）的《邸报》（清朝官方报纸）。

康熙十八年（1679），《聊斋志异》初次成编，有上百篇。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记述成书的缘起和过程，称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想学习东晋干宝写《搜神记》和北宋苏轼在黄州听人讲鬼故事的行为。美国汉学家蔡九迪将其看作蒲松龄的一种“收藏癖”，“（他）将对志怪的痴狂，表现为一种无法控制的激情”。

在《聊斋志异》写作过程中，不时有友人借去阅读和抄写，得到初步的传播。但作为底层文人，蒲松龄没有财力将书稿刻印出版。他去世后，长孙蒲立德一度努力筹集资金，想完成祖父的梦想，最终也未能实现。

到了清同治年间，蒲松龄七世族人蒲价人“闯关东”，带着手稿到盛京（今辽宁沈阳）谋生。在那里，他把手稿装裱成四函八册，后传给儿子蒲英灏。

光绪朝时，蒲英灏在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做幕僚。依克唐阿提出借阅《聊斋志异》，他不好推辞，又担心遗失，先借给半部，阅完才借另半部。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依克唐阿还未还书，奉命急调进京，不久病逝，半部手稿从此失踪。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稼雨认为，依克唐阿进京的原因是“戊戌变法”。

1951年，蒲英灏后人将半部手稿捐给东北人民政府，藏于今辽宁省图书馆，是该馆“镇馆之宝”。手稿平时在恒温恒湿的库房中保存，以最大程度延缓老化。“这是它第一次走出辽宁参与外馆展览。”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副主任李丹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基于手稿的‘聊斋在辽宁’活动已是我们馆特色文化品牌。”

《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摄）

经专家鉴定，手稿为原稿的一、三、四、七册，共收文237篇，其中31篇为他人代抄，其余均为蒲松龄真迹。蒲松龄亲笔的部分比较干净，在誊写时已修改好；但他人代抄的部分，蒲松龄留下不少修改痕迹，能管窥到他创作的审美追求，这正是手稿的价值。

比如《公孙九娘》篇，初稿写“至一第宅，朱以指弹扉，即有媪出”，定稿改为“至一第宅，朱叩扉，即有媪出”，语句更精炼，让人想起“贾岛推敲”的典故。“《聊斋志异》是非常好的读本，典雅生动，又有生活化气息，将中国文言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孙巍巍说。

展柜里，在手稿的旁边，还有《聊斋志异》首个刻本“青柯亭本”。但它们的年龄相差超过5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蒲松龄在家“依窗危坐而卒”，享年76岁。同年，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一个叫赵起杲的人出生。他和蒲松龄的命运相似，屡试不第，直到43岁时捐为贡生，被派往福建做官。在那里，他从当地郑方坤家看到了手抄本《聊斋志异》。郑方坤曾在山东任职17年，其间抄录了《聊斋志异》，后辞官回乡。赵起杲很喜欢，又让人抄写了副本，并有了将其刻印的想法。

后来，赵起杲在乾隆下江南时负责清扫御道工作，因表现好，升任严州（今浙江建德市）知府。作为一方长官，便于调动资源，他拿出毕生积蓄，聘请名士精工，以郑方坤抄本为底本，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刻印工作。

尚未完工，赵起杲在主持府试时突发急病去世。家中钱财已尽，无力返回故里，就葬于严州本地。他的弟弟和当地藏书家继续工作，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完成刻本，共十六卷，收录431篇，删去了部分犯时忌的内容。

严州府衙中有一座“青柯亭”，这个版本便叫“青柯亭本”。这是《聊斋志异》正式出版，今年恰好是260周年。

刻本的出现，加速了《聊斋志异》的传播。此后相继出现多个刻本，都是根据“青柯亭本”翻刻。1880年，汉学家翟理斯依据这个刻本翻译的英文单行本出版，推动《聊斋志异》在海外传播。而他翻译的第一篇就是《罗刹海市》。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他能共鸣小说中马骥进入异域时的尴尬处境。

清朝末年，有画师参照“青柯亭本”，绘制了48册《聊斋图说》，包括750多幅图，进献给宫廷。这些画作工笔细腻，色彩明艳，描绘的往往是故事中最具刺激性的一幕，异常生动。部分画作出现在这次展览上，其中描绘《画皮》一篇的《窥窗见鬼》，不时引来参观者驻足细看。

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正在画皮，背后的窗外，王生在偷窥，鬼的影子恰好将他的脸包围，惊悚气氛跃然纸上。

《聊斋图说》之《窥窗见鬼》局部。（资料图）

3.“一个有行动力的文人”

骑驴者向前行来，长袍飘逸，眼神混杂着憔悴和坚毅——“心游万仞”展览的墙上，挂着一幅国画大师杜滋龄创作的《蒲松龄南游图》。这是蒲松龄一生中唯一一次离开山东，说是“南游”，其实是到外地务工。

康熙二年（1663）、康熙五年（1666），蒲松龄两次参加山东省乡试，均告失败。其间，他又经历兄弟分家，父亲去世，孩子相继出生，生活负担很重。康熙九年（1670），同县进士孙蕙在扬州府宝应县任县令，聘请他为师爷。蒲松龄前往报到，“漫向风尘试壮游”，路上见到了改道前的黄河胜景。

他帮孙县令起草各类文书，并保持搜集资料和创作的习惯。《聊斋志异》中《莲香》篇源自他在沂州（今临沂市）住店时所读的《桑生传》。《巧娘》篇则是他随同孙蕙去高邮驿处理政务时听到的故事。

在扬州，蒲松龄结识了歌女顾青霞。据马瑞芳研究，这段交往造就了《聊斋志异》中的“顾青霞现象”。书中出现的连琐、宦娘、林四娘等女性形象，都有顾青霞的影子，往往能歌善文。蒲松龄为顾青霞所作诗句“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等，原文用在了《连城》篇，作为乔生送给女主角史连成的诗。

如今在宝应县旧府衙所在地，一座清末建的二层古楼被辟为“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室内一座半身铜像，英朗沉静，是蒲松龄年轻时的样子。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馆里没有文物，游客不多，但也不时有外地人前来打卡。一位淄博来的游客，感觉这里和家乡的氛围不同，写道：“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悄悄看见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杜滋龄《蒲松龄南游图》。（资料图）

工作不到一年，蒲松龄心系科考，辞职回乡，但赴考结果没什么变化。康熙十七年（1678），他去济南府应试后，归途中经过明水（今济南市明水街道），遇上大雨，道路不通，写诗感叹：“四十年来人似旧，可怜险阻已全经。”

理想没有着落，生活还得继续。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受聘淄川县西铺村毕际有家设馆教书。毕家在明末出过户部尚书，是当地望族。东家对蒲松龄的工作和才华很认可，他在此一直坐馆到1709年退休，前后30年。

毕家老宅东跨院现为蒲松龄书馆，在故居西边30公里处，乘车前往只需40多分钟，但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蒲松龄难得回趟家。他在诗《九月晦日东归‌》中写“五次休装岁已终”，一年中只有五个重要的节日才回家。有个传说是蒲松龄在柳泉边摆茶摊，和过路人交换故事，事实上不可能发生——他没有这个时间。

好在有了稳定工作，孩子们也已长大，蒲松龄的负担减轻了很多，甚至能置办房产。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在老家新盖了房子，因门前有成排柏树，取名“绿屏斋”。九年后又填造小屋“面壁居”，以达摩苦修来勉励儿孙读书。

蒲松龄的创作也在这期间进入了高峰期。毕家有万卷藏书楼，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小说中往往引经据典；毕家主仆以及来往的客人，也在聊天中为他贡献素材……《聊斋志异》有三百多篇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但他的写作又不止于“志怪”。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1702—1704），山东连年发生灾害，蝗疫并发，史称“山左奇荒”。蒲松龄参考古代农书，撰写了《农桑经》，总结适合当地的耕作经验。他还搜集偏方，著成《药祟书‌》，教老百姓如何以低成本治病。这些实用性的文字，被统称为“聊斋杂著”。孙巍巍称蒲松龄相当于一位在线科普“博主”：“他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文人。”

本次展览中还有国家博物馆藏《柳泉居士词稿》手稿。孙巍巍认为，从诗词中更能了解蒲松龄真实的样子，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穷酸秀才形象。在《绰然堂会食赋》中，他生动描绘跟学生一块吃饭的场景，你争我夺，挑肥拣瘦，一回神好菜就没了，“脱一瞬兮他顾，旋回首兮净光”。夏天，他和学生“合谋”离开学堂，去毕家后花园读书，来回汗如雨下，但“何妨哉？”

西铺村蒲松龄授课雕塑。（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摄）

蒲松龄还会化身段子手，过年时写过一篇《除日祭穷神文》，质问穷神为什么偏偏进他的家，“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最后请求穷神离开，“我央你离了我的门，不怪你弃旧迎新”。“他是一个幽默的老师。”孙巍巍说。

蒲松龄始终忘不了科考，却又没有“考试体质”。康熙二十六年（1687），48岁的他因“越幅”被赶出考场，也就是跳写了一页，违反了规则。他自称是“得意疾书”，写得太激动了。三年后考试，又因生病没能坚持到最后，自嘲“熬场半生……将孩儿倒绷”。这句话典出宋代魏泰《东轩笔录》，意思是做了几十年的老妈子，还能把婴儿给裹反了。

根据《蒲松龄研究》杂志首任主编盛伟整理的年谱，蒲松龄一生起码参加了十次乡试，最后一次是他63岁。在孙巍巍看来，科举考试是当时读书人的“职业使命”，蒲松龄一方面做迎合科举的八股文章，一方面又写生动的志怪小说，“就像他的双翼，他要保持这个平衡，还要不断地跟自己和解”。

4.当代“导师”

展览开幕当天，92岁高龄的作家王蒙来到现场，参加启动仪式。2025年，他出版了近40万字的著作《极限聊斋》，以类似俚曲的口语化语言“神侃”聊斋。“越读越想，越体会到《聊斋》的堪称极限与新奇伟大。”他说，“其刺激，其陌生化，其荒谬，其美好……都够上了天花板。”

现当代作家中推崇蒲松龄的人很多，山东老乡莫言也是其中之一。《聊斋志异》中《阿纤》一篇就发生在莫言的老家高密——老鼠精幻化成的阿纤，是持家能手，善于存储粮食。莫言年少时便知道蒲松龄，在老课本上读过《席方平》，对席方平和地狱恶神斗争的故事记忆犹新。几十年后，他创作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主人公西门闹经历五次转世，就是从此来的灵感。

1980年代，莫言崭露文坛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被评论家认为是借鉴了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但莫言坦承自己的“导师”是蒲松龄。他觉得《聊斋志异》中的很多女性都自由奔放，而不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因此塑造了《红高粱》中“我奶奶”九儿的形象。

“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蒲松龄。”莫言说。他曾写过一篇幽默微小说，就叫《学习蒲松龄》，幻想自己梦中去见“祖师爷”，蒲松龄送给他一管黄毛大笔，说：“回去胡抡吧。”他嘟哝道：“我们已经改用电脑了。”

2021年，莫言到蒲松龄墓地祭拜，并参观纪念馆，被聘任为学术顾问。杜朝阳邀请他留一幅作品，他很慎重，说回去后写好了寄过来。这幅书法也出现在“心游万仞”展览上，是一首诗：“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避此身。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埃尘。”莫言曾在讲座中说，蒲松龄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有几百人，“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

莫言题赠蒲松龄纪念馆书法作品。（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摄）

为蒲松龄纪念馆题字作画的名单很长，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叶圣陶、臧克家、吴作人、李苦禅、丰子恺、黄胄……馆藏约1200幅，部分与主题相关的作品到了北京参展。在杜朝阳看来，这正是《聊斋志异》影响力的体现，单独向这些名家求字画未必成功，但“他们对聊斋都是有感情的”。

对于蒲松龄的研究，很长时间里是“显学”。当前辈研究者老去，又有后来者从新的角度考据和解析。在知网搜索“聊斋”主题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近几年年均超过50篇。而未来的研究空间还很大。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有《蒲氏族谱》《聊斋草》手稿以及多种《聊斋志异》、聊斋俚曲或相关抄本文献，近600件。这是在1930年代，日本人平井雅尾利用在淄川行医的机会搜集而去。

杜朝阳希望有一天双方能合作，起码获得资料的电子影印版，便于学界研究，“下一步计划把所有的资料建成一个数据库”。

《蒲松龄研究》杂志的来稿，除了来自高校的专业研究者，也有不少民间人士。比如已故淄川教育中心退休老师蒲喜章，发现了蒲松龄青少年时写的聊斋俚曲《督丈词》旧抄本，极具史料价值。而宝应县公安局一位物证鉴定工程师，业余进行蒲松龄南游经历的考据，已发表多篇论文。

“心游万仞”开展10天后，天津人刘炜终于预约成功，赶来看展。他小时候读少儿版《聊斋志异》，看到文字里有“异史氏曰”，误以为书的作者就是异史氏。那些故事让他“第一次对课外读物爱不释手”。长大后，虽然在电力行业工作，但他喜欢文史研究，出版了自己品读聊斋的书《<聊斋志异>全景观》。

看展时，他听到一些观众对《聊斋志异》中的冷门篇章不太了解，主动上前搭话解释。比如《甄后》中写曹操被罚为狗，“可见蒲松龄对曹操印象极其恶劣”；《鸿》中，雌雁被猎人捕获，雄雁衔来半块黄金救伴侣，“他写爱情的结局独具温情”……参观者聚拢过来，以为他是讲解员。一个带孩子来的母亲，想买他手上拿的自己的书，他赠给了对方。

在刘炜看来，《聊斋志异》之所以在当下还流行，是因为其故事短小精悍，又涵盖爱情、侠义、奇幻、讽刺等多种题材，十分适配年轻人进行短视频、网文、漫画、手游等二次创作。“刀郎歌曲只是引爆传播流量的导火索，更重要的是聊斋文本本身具备极强的可塑性。”他说。

展览出口处，最后一幅展品是画家尹瘦石于1979年所绘蒲松龄像。画中的留仙卓然直立，着一袭朴素的长褂，左手拈须，右手握书卷。相对于入口处的公服坐像，这幅画还原了蒲松龄真实的生活场景，应是他的“本意”。

观众在深入蒲松龄的世界后，也会对他有更立体的看法。不变的是蒲松龄作品中的文学性，有穿越时代的力量。就像墙上尹瘦石的画作，有一种特殊效果：不管你站在什么位置看，蒲松龄的左脚尖，始终冲向你。

左：朱湘鳞绘蒲松龄像 右：尹瘦石绘蒲松龄像。（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