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及第”的商辂:考场上是考神，官场中是贤臣

在科举取士的一千三百年历史长河中，连中三元者凤毛麟角。由于“三元及第”的黄观被明成祖朱棣从进士登科录中除名，商辂便成为明代唯一一位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然而商辂的传奇远不止于考场。他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官至谨身殿大学士、内阁首辅，被时人尊为“我朝贤佐，商公第一”。他在土木堡之变后挺身抗敌、力挽狂澜，在夺门之变后蒙冤归乡、十年蛰伏，在西厂横行时冒死弹劾、罢免汪直。他辅政十九年，未曾妄杀一人；他一生刚正不阿，死后方得谥号“文毅”。《明史》断言：“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这位大明“考神”将“开挂”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却又不失仁厚与刚正，堪称明代官场最耀眼的“例外”。

寒门出贵子，萤灯刻骨深

永乐十二年（1414年），商辂出生于浙江严州府治东边的解舍里。父亲商仲瑄年届五十方任严州府典史，官卑职小，月俸菲薄，家中人口众多，生活捉襟见肘。母亲解氏常上山采摘野菜以济日用。商辂未满周岁便被母亲带回淳安老家，与父亲常年异地分居，早年抚养教育的重担几乎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

然而贫困并未磨灭母子心中的火种。解氏出身识文断字之家，深知儿子天赋异禀，亲自教授商辂《孝经》《论语》诸书，教他模仿礼仪，常指着山石、庄稼教他作对子。从“天地”对“日月”，到“春风”对“秋雨”，琅琅书声从茅屋中传出。母亲教导他：“为人处世，当如松柏，不经霜雪不能成材。”这句话刻进他的骨子里，成为他一生刚正不阿的精神基石。

商辂自幼天资聪慧，读书过目不忘，稍长后入私塾，因家贫无力购置新书，常借同窗的书连夜抄录。冬夜手脚生满冻疮，他把冻僵的双手放在油灯旁烤一烤，继续抄写。十六岁时，商辂补为淳安县邑庠生，正式踏上科举之路。

学成之后，为减轻家庭负担，商辂外出教书谋生，来到衢州龙游祝家教馆授徒，一边教书，一边攻读经书。有一次，他从龙游返家途经脉元村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在村边水碓里避雨，与一位名叫龚墩的读书人不期而遇。龚墩上前叩问：“雨打先生何处去？”商辂从容答道：“天教才子这方来。”龚墩惊叹其才思敏捷，邀他回家做客，二人竟发现同年同月同日生，当即义结金兰，煮酒吟诗至天明。一段知己佳话流传至今。

宣德七年（1432年），十九岁的商辂第一次参加浙江乡试，放榜之日，他挤在人群中看了又看，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他把自己关在客舍里，心头一片冰凉。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大落。他没有消沉，而是前往杭州府学继续苦读，经史子集翻得稀烂，策论文章堆满了书案。

三元终连第，一飞可冲天

落第后的三年，是商辂蛰伏的三年。他把自己锁进书斋，日夜研读。宣德十年（1435年），二十二岁的商辂第二次参加浙江乡试，一举夺魁，成为浙江第一名解元。消息传回淳安，母亲解氏双手合十，眼含热泪——她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

然而会试之路远比想象的艰难。正统元年（1436年），二十三岁的商辂进京参加会试，落第。正统六年（1441年），二十八岁的他再度赴京，再次落第。两次落第，流言四起。商辂默默收拾行囊回到淳安，把自己关进书房，一关就是四年。他后来写诗回忆：“青灯夜夜照寒窗，不觉霜飞两鬓苍。”

正统十年（1445年），三十二岁的商辂第三次踏入礼部会试考场。他的文章被考官一致推为第一，高中会元。殿试在奉天殿举行，明英宗朱祁镇亲自主持。策论题目发下，商辂略一思索，提笔便写。对策洋洋洒洒二千五百余言，开篇直指治国根本：“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先于修身。”全文义正词严，条理分明，引古论今，句句切中时政。英宗读后龙颜大悦，亲擢为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

三十二岁，从解元到会元，再到状元，商辂完成了“三元及第”的壮举。《明史》郑重写下：“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消息传遍大江南北，连市井小儿都在传唱这位“三元宰相”的传奇。商辂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因他外表“丰姿瑰玮，仪表堂堂”，皇帝亲自选拔他为展书官——侍立御案旁，为天子展卷。

京师将倾覆，铁骨挽狂澜

正统十四年（1449年），大明国运跌入冰点。英宗在宦官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在土木堡遭遇惨败——天子被俘，五十万大军溃散。消息传来，朝堂哭声一片。翰林院侍讲徐珵仰望天象，失声高呼：“天命已去，唯有南迁方可免祸！”霎时，迁都南京的呼声此起彼伏，大明半壁江山眼看就要弃之不顾。

时任内阁修撰的商辂挺身而出，站在朝堂中央厉声高呼：“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为天下根本，一动则宋南渡之事可鉴！”声音如惊雷炸响，让摇摆不定的大臣羞愧低头。兵部侍郎于谦旋即响应，力主坚守。商辂坚定站在于谦一边，联合吏部尚书王直等重臣，说服监国的郕王朱祁钰誓死保卫京城。

北京保卫战拉开帷幕。于谦在前线运筹帷幄，商辂在内阁日夜调度，起草一道道御敌诏令，调配四方粮草兵马。景泰帝即位后，经陈循、高谷推荐，商辂正式进入内阁。瓦剌被击退，京城恢复太平，商辂受命前往居庸关迎接被俘的太上皇朱祁镇回京，进升翰林院学士，正式进入权力中枢。

在代宗一朝，商辂尽心辅政，清查侵占军田的豪门，将土地退还驻军，又安置从凤阳流浪到济宁府的流民，深得民心。然而景泰三年（1452年），代宗一意孤行，欲废英宗之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为得到支持，代宗赐予群臣重金，满朝文武纷纷接受。唯独商辂拒不接受所赐官职，表明坚持立英宗后裔为太子的立场。景泰五年，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因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被下狱判处死刑。商辂挺身申辩，救下章纶免死。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病重，其独子朱见济早已夭折，储位悬空。商辂与礼部尚书姚夔联合群臣上疏，请立宣宗章皇帝之孙、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他提笔写道：“陛下是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之孙。”这句话表面回避了英宗与代宗的名分之争，实则直指复立英宗之子。第一次上疏被驳回。次日，姚夔欲率百官伏阙再请，奏疏已由商辂草就，未及呈递，石亨等人已发动夺门之变。

夺门风暴起，十载归乡路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夜，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迎被囚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复位。英宗复辟后第一件事便是清算景泰旧臣。于谦被诬谋逆，含冤而斩；石亨指使党羽弹劾商辂与于谦“朋比为奸”，商辂被削职为民，革回原籍。

出狱那天，商辂回望紫禁城，心中没有怨恨，只有无尽苍凉。他在《辞朝》诗中写道：“一寸丹心天可表，归来犹得卧云山。”这并非无奈的自我安慰，而是一个磊落灵魂直面命运的姿态。

回到淳安老家，商辂闭门谢客，在屋后开了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邻邀他出山为地方谋利，他总是婉拒：“老夫已是闲人，不宜多问世事。”然而英宗虽迫于奸臣压力贬他回乡，心里却始终念着他的好，在遗诏中特意留下“恢复商辂官职”的嘱托。

西厂倾危日，老臣奏直言

成化三年（1467年），明宪宗朱见深遣使召商辂入京——这位皇帝正是当年商辂竭力主张复立的沂王，对商辂的忠心正直印象深刻。商辂以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身份再入内阁。复出后他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勤勉履职，写成洋洋洒洒的《修德弭灾疏》，直陈朝政八弊——不肖、刚愎、奢靡、贪腐、苛刻、轻视、空谈、姑息，奏请皇帝“修德、纳谏、节用、爱民”。成化十年（1474年），升任谨身殿大学士，主持内阁事务。

商辂一生最刚毅的一幕，发生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宪宗设立西厂，由太监汪直掌管。汪直仗着皇帝宠信，安插耳目遍布朝野，朝廷大员动辄被诬陷下狱。商辂联合阁臣万安、刘珝、刘吉以及九卿项忠等合力弹劾。他连夜写成奏疏，列举汪直十一条罪状——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被他搞得不得安宁，商贾罢市，人心惶惶。宪宗大为震怒，命太监怀恩到内阁厉声质问：“朝廷用汪直访察奸弊，有何坏事？尔等如此上疏，是谁先出主意？”面对太监逼人的口气，商辂面色不改，朗声答道：“汪直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被他搞得不得安宁，商贾罢市，人心惶惶。若不除去此人，社稷安危实在难料！”这番话掷地有声，宪宗终于猛醒，下旨罢免汪直，撤销西厂。

汪直被罢后恨之入骨，重提旧事诬陷商辂受贿。宪宗虽不信，商辂却不愿再留是非之地。他连上奏疏请求致仕，宪宗恩准，加封太子少保，赐玺书金币，命有司护归故里。

十九年宰相，笔下不杀人

商辂致仕后回到淳安老家，过起“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他常常教导子孙：“我在朝堂数十年，从未枉杀一人，你们日后若有出仕者，也要牢记这句话。”成化十八年（1482年），内阁次辅刘吉路过淳安，主动登门拜访。商辂让儿孙们都来拜见当朝次辅，刘吉看到商辂儿孙众多，带的二十多份见面礼竟不够分。他感叹道：“吉与公同事历年，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宜天之报公厚。”刘吉是“纸糊三阁老”之一，尸位素餐、毫无建树，连这样的人都说不出商辂的一句不是——足见商辂入阁十九年是何等正直。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商辂在淳安寓中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宪宗闻讯罢朝一日，追赠太傅，谥号“文毅”。噩耗传回家乡，百姓夹道祭拜，痛哭失声。宪宗下旨，在商辂的家乡淳安、府治严州和杭州原凌椒巷口各立一座“三元坊”。千百年后，杭州“三元坊”石额虽几经辗转，如今仍珍藏在杭州碑林文保所，五百年前的“三元坊”三字依稀可辨。

从寒门萤囊到三元及第，从教书先生到内阁首辅，商辂经历了皇帝更迭、朝堂血雨腥风，也见证了大明的起伏兴衰。他在大厦将倾时挺身而出，在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他辅佐三朝天子，十九年不曾枉杀一人；他痛斥权奸、保护忠良，却在归隐后从不提当年恩仇。商辂去世时，当年曾受他恩惠的人携妻带子跪在墓前，哭声震天。那哭声与其说是哀悼一位“三元宰相”，不如说是送别一个磊落的灵魂。

一代贤臣，终于走完了自己无愧于心的“开挂”人生。商辂为后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座“三元坊”，更是一个读书人的风骨——宦海沉浮而不改其志，权柄在握而不妄杀人，顶天立地，一生清白。

□邓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