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译经典，文字搭鹊桥——《拉夫尔》荣膺鲁奖，本报专访译者刘洪波

在这个万物繁茂的七月，中国文学界迎来了它的丰收季节，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于月中揭晓，7个门类的35部获奖作品脱颖而出斩获大奖。翻译文学《拉夫尔》（中信出版社）是其中之一。该书由古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沃多拉兹金创作，是一部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杰作，是与《复活》《悉达多》《苦炼》齐肩的伟大小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刘洪波在翻译中精准地传达了原文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这部探讨灵与肉、爱与死的作品，与当代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共鸣。7月23日，刘洪波教授就该书翻译事宜接受了半岛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初遇动容：身陷泥淖，仍仰望星空

记者：首先请介绍一下您译介《拉夫尔》这部作品的契机或缘由。

刘洪波：《拉夫尔》是俄罗斯当代学者型作家沃多拉兹金第一部获“大书奖”的作品，在俄罗斯乃至国际上都产生很大反响，被译成近四十种文字。我译介《拉夫尔》的缘起是刘文飞教授的推荐。

记者：第一次读完《拉夫尔》时，最触动您的细节或感受是什么？

刘洪波：第一次读完原著，感受最深的是主人公阿尔谢尼的童年生活和他对恋人乌斯吉娜的念念不忘。一方面，主人公的童年生活激活了我自己幼时在姥姥家与田野、土地、河流、树林亲密接触的记忆，让我感到亲切和感动；另一方面，一对中世纪的男女在生活贫瘠、瘟疫肆虐的情境下，能保有那么纯粹而持久的爱恋，甚至死亡也无法隔绝，这完全有异于当下脆弱而稀薄的情感世界，令我时不时便无法抑制住奔涌的热泪。双足深陷泥淖，但眼睛依旧仰望星空！这是《拉夫尔》中的主人公给我的最深印象和最大感动。

要说细节，有一个关于时间的细节对我触动最大：“时间是出于上帝的仁慈而赋予我们的，为了使我们不混乱，因为人的意识无法把所有的事件同时放入自身之中。我们被锁在时间之中是因为我们的弱小。”这句话一下子击碎了我固有的时间观念。虽然我并不认同时间是上帝的恩赐，但作者以别样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不假思索、习以为常的东西，引发了我对时间的思考。

字字雕琢：反复修正，改出好译文

记者：《拉夫尔》融合了大量古俄罗斯文化，作为北大俄语系的学者，您在中文译文中如何还原原作的独特质感？

刘洪波：我在《拉夫尔》的译序中谈过这个问题。各种语体的杂糅，尤其是古俄语和现代俄语的无缝衔接，是《拉夫尔》这部小说的显著且重要的特点。但中俄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体系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翻译中没有办法一一对应地予以体现。于是，我选择了以不同字体分别对应古俄语和现代俄语的翻译策略，即以视觉上的差异来体现原文的语体杂糅特点。这么做的依据是：虽然在原著中，古俄语和现代俄语在视觉上是没有区分的，但懂的人都懂。就像一个中文文本，若其中混杂着古代汉语，即便不做任何标示，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辨识出在现代汉语的篇章中哪几句话是文言文。这个策略后来也得到了沃多拉兹金的理解和认可。

记者：书中主人公跨越漫长人生的身份转变和救赎主题，有很多充满哲思的表达，您在翻译时是怎么平衡“忠实原文”和“让中文读者共情”的？

刘洪波：这个问题戳到了翻译的痛点。翻译就是在“忠实原文”和“让中文读者共情”之间走钢丝。我充分相信中文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努力做到忠实原文，清晰表达，其余的就交给读者去领会了。

记者：您的翻译周期大概持续了多久？翻译过程中是否遇到困难？

刘洪波：小说总计二十多万字，翻译用时八个多月。阴差阳错，从完结到出版有四年的空当，这对于我完善译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常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其实，好译文也是改出来的。没有这四年的打磨，《拉夫尔》的译笔肯定达不到现在的水平。

我认为，翻译一事如履薄冰。往往一个寻常的字眼儿，因语境之故，有可能成为让译者栽跟头的绊脚石。翻译中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明白原文的意思，但你不知道该怎么译成汉语；另一种是原文的每个单词你都认识，连在一起却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无法下笔翻译。前一种常常是因为汉语没学到家，后一种则往往是因为外语没学到家，甚至是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广。我克服第一种困难的办法是，把我的困境讲述给我身边不懂外语的人，向他们讨教：这种情况下，用汉语怎么说合适？第二种困难如果网上查询无法解决，我就找俄罗斯友人求教。事实上，我在《拉夫尔》译序中感谢了很多帮助我的人，这些人也见证了翻译的不易。

以译为桥：连通文心，与读者邂逅

记者：《拉夫尔》此次获评鲁迅文学奖，得知获奖消息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刘洪波：以鲁迅命名的国家级文学翻译奖，能获此殊荣于我而言着实是意料之外的大惊喜。随获奖信息而来的道贺热烈而密集，媒体采访也接踵而至，颇有点猝不及防的狼狈，不免感觉很不真实。

记者：您之前是否预料到《拉夫尔》会在国内收获这么多读者的喜爱？

刘洪波：译者的工作其实就如同喜鹊为帮助牛郎织女相会而搭建鹊桥，只要让作者和读者遇见了，译者的工作就完成了。

记者：您既是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又是译者，这两个身份给您的翻译工作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视角？

刘洪波：在文学翻译中，文学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确实对我的译笔有很大助力。举一个小例子，《拉夫尔》第325页上有一句话：“诗人，比方说吧，在三十七岁上死亡，于是人们为他感到难过，开始推断，他原本还能写什么。”这句话里的“诗人”和“三十七岁”，对于熟知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人而言，就是普希金的代名词，无需任何查询。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储备，作为负责的译者，肯定要琢磨，为什么是三十七岁，而不是二十七岁或四十二岁？既然是三十七岁，那么指的是谁？虽然确定指的是谁，并不一定会体现在译文正文里，但这种心领神会的感觉对于译者准确捕捉作者的心思和文风非常重要。

不记得是哪位译者说过，一个好的文学译者一定同时也是文学研究者，这话我非常认同。一个用心的译者，不管他的职业是否为文学研究者，他终会变成一个文学研究者，这是必然的。因为要想做到“信”，即对原文的忠实，按照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不仅是对浮面的字义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同时忠实”，而“这是极难的事”。即便是字面意思，因不同语言的差异，也难以完全对等地译出来，何况其他。因而，要想吃透一个文学文本，必要了解文本外的诸多东西，比如作家的个性、经历、偏好、想法，作品创作的时代历史语境，对作品的评论，潜在读者的阅读风尚等。了解得越多越好，翻译起来才能下笔如有神助。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