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兹奖“双响”后，中国基础研究前景如何｜第1落点·基础研究专题

在7月23日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煜、王虹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数学是基础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两枚菲尔兹奖章，照见中国青年科技人才的高光，也见证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征程。

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时深刻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

如何让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如何让青年科技人才潜心科研，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本期大众日报理论版就此推出专题。

以人才为引，激活基础研究源头活水

□ 臧树伟 陈凯华

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深刻影响着技术突破的广度与深度。只有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才能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从0到1的源头支撑，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而基础研究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系统审视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对夯实科技强国的人才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基础研究影响力持续提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才能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我国正处于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战略目标，对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也对基础研究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均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从《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修订后进一步发挥基金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作用，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专项政策接续出台。在顶层设计的系统推动下，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一方面，人才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795万人年，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同年，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较2020年增长89.4%，为人才成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博士毕业生规模稳步扩大，为基础研究的长远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后备力量。

另一方面，人才结构持续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青年人才承担比例超过8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达43.3%。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部分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青年科研力量已成为支撑我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话语权稳步增强。自然指数2025年度榜单中，我国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在化学、物理、地球与环境科学等领域的高质量研究产出持续增长，国际学术影响力稳步攀升。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人才开始在重要国际学术组织、顶级期刊编委会和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中担任重要职务，为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人才成长通道存在制度性梗阻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人才总量虽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

拔尖人才供给不足，领军型人才结构性短缺。真正具备国际学术影响力、能够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并凝练原创性科学问题的战略科学家与顶尖领军人才仍显稀缺，这一“有高原、缺高峰”的结构性矛盾在基础学科领域尤为突出。从人才成长规律看，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具有长周期、高筛选、低留存的特征，大量具有潜质的优秀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向应用学科及高回报行业流失，能够深耕基础研究并最终成长为国际一流学者的比例有限。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在科研薪酬体系、学术评价标准与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相比发达国家一流科研机构仍存在差距。这种结构性短缺不仅制约了我国在基础科学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突破能力，也使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缺乏深厚的理论储备和科学支撑。

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储备薄弱，交叉融合能力不足。现代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学科交叉地带，但我国现行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相对固化，多学科知识背景和跨领域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供给明显不足。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仍以单一学科为主导，跨学科人才联合培养机制缺乏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科研组织方式多以单一学科团队为主体，跨学科协作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此外，在成果评价方面，科研人员从事跨学科研究时，往往面临职称评审与成果认定等方面的制度障碍。

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不完善，成长通道存在制度性梗阻。尽管国家层面已出台系列政策推动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但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评价仍过度依赖论文数量与期刊等级等量化指标。这种评价导向易诱导科研人员追求“短平快”成果、回避高风险长周期研究，加剧基础研究领域的“趋热避冷”现象。在此体系下，青年科研人员面临项目资助机会有限、竞争日趋激烈、晋升通道狭窄等多重困境，而“非升即走”的短期合同制进一步加大了其职业生存压力。与此同时，实验设备、团队配置、学术交流等关键资源多向资深科研人员倾斜，青年科研人员可调配资源有限，形成“资源匮乏－成果受限－晋升困难”的负向循环。

营造宽松包容的科研环境

基础研究有其自身规律，需要长期稳定支持、宽松包容环境、耐心持续投入。摆脱当前困境，必须以系统性思维统筹施策。

强化培养体系建设，加快补齐基础研究领军人才短板。一是建立拔尖人才超常规培养与早期留才机制，在招生选拔、课程设置、科研训练等环节构建长周期贯通培养体系，引导具有潜质的优秀学生扎根基础研究领域。二是围绕人工智能与基础科学融合、生命科学与物质科学交叉、数据驱动的新范式研究等前沿方向，鼓励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联合攻关，以有组织的科研带动有组织的人才培养。三是强化领军人才及其团队的稳定支持，设立长周期重大前沿项目，赋予其更大的科研自主权与经费支配权，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人才发展通道，确保其能够在原创性科学问题上潜心攻关、持续深耕。

深化评价激励机制改革，畅通青年人才成长通道。一是改革人才评价体系，突出创新质量与学术贡献导向，建立以代表性成果为核心的评价机制，推行长周期考核制度，对从事高风险、长周期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开辟特殊评价通道，从制度上扭转“短平快”与“跟风式”研究的倾向。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推动实验设备、团队配置、学术交流等关键资源向青年科研人员合理倾斜，打破资源分配的资历壁垒。三是完善青年人才发展通道，破解“非升即走”等制度性梗阻，改革人才“帽子”过多过滥的现状，拓宽青年科研人员晋升通道，建立更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职业发展体系，探索设立基础研究领域的终身教职或长期聘用制度，保障青年科研人员在创新活跃期的职业安全，充分释放其原始创新潜力。

优化创新发展生态，激发基础研究创新活力。一是鼓励龙头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围绕产业升级中抽象出的底层科学问题设立开放课题，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组织基础研究人才与产业研发人员联合攻关。二是支持基础研究人才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鼓励国内科研机构与国外顶尖实验室建立联合研究机制；支持本土人才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升我国在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设立面向基础研究领域，特别是青年人才和冷门绝学方向的专项荣誉表彰体系，增强科研人员的国家使命感与职业荣誉感；同时，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尽职免责机制，对勤勉尽责但因科学认知局限或技术路径偏差而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项目，给予客观评价与正面肯定，让从事高风险和长周期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安于创新、勇于创新。

（作者分别系青岛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

破解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中的“三重错配”

□陈元志

近日，数学家王虹、邓煜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这一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专门奖励40岁以下作出杰出贡献的数学家，两位青年学者同时获奖表明，青年阶段并非只是积累知识、等待成熟的准备期，也可以成为孕育重大原创成果、实现世界级突破的重要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怎样在职业早期发现、培养和用好青年科技人才，使其成长为国家重大问题的解决者、未来科技能力的创造者和创新体系的建设者，是当下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注青年科技人才“成名之前”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天处于职业早期的青年科研人员，到2035年前后将成为科研骨干力量。而青年科技人才不只是面向未来的后备力量，也是当前科技攻坚的生力军。

现代化强国需要能够解决真问题、具备真能力的人。所谓真问题，既包括世界科技前沿尚未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也包括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还包括重大工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难题。职业早期是科研人员形成研究方向、学术判断和独立创新能力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进入什么平台、承担什么任务、获得什么支持，往往影响其长期发展。抓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最需要抓住的不是成名之后，而是职业早期。

“三重错配”制约创新潜能释放

当前，制约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突出问题，可以总结为人才成长规律与现有培养使用机制之间的“三重错配”——

第一，人才成长需要长期积累，评价考核却偏重短期结果。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突破往往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青年科研人员形成独立研究能力也需要时间。当下的评价体系更容易识别显性、可量化的产出，容易促使青年科研人员选择周期较短、风险较低、便于发表的课题，对真正重要但短期难以见效的问题则顾虑更多。

第二，创新活动风险较高，支持方式不够稳定。青年科研人员被鼓励挑战前沿问题，但其获得的支持往往短期化、竞争化，需要反复申报。科研资源又容易向已有成果、成熟团队和人才称号集中。青年人才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往往也是最难证明自己的时候。

第三，任务参与不断增加，分级授权机制却不够健全。近年来，青年科技人才参与和领衔重大科技任务的机会不断增加。但在一些单位和科研团队中，青年人承担的具体研究和技术工作虽然不少，从参与执行到独立负责的递进授权机制却仍不够健全。一些青年人才长期停留在执行层面，其在团队攻关中的实质贡献，也未必能在成果认定、绩效分配和后续任务遴选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解决真问题中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

破解“三重错配”，关键是落实“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把解决真问题贯穿青年人才发现、培养、使用和评价全过程。青年人才的本领，归根到底要在科研一线练出来，在解决真问题中走向成熟。以DeepSeek为例，其研发团队年轻化特征突出，团队中90后占比超过75%，一批年轻科研人员已经在大模型研发和技术攻关中挑起大梁，这正说明，青年人才的潜力，要在解决真问题、创造真价值中识别和检验。

一是任务前移，让重大任务成为识别人才的平台。任务前移不是按年龄安排负责人，更不是未经检验就把重大项目整体交给青年人，而是将任务分解为探索性子课题、关键技术模块、平行技术路线和阶段性攻关任务，让具备相应基础的青年人才独立承担边界清晰、责任明确、结果可检验的任务，再根据实际表现逐步扩大责任、自主权和资源配置权。对表现突出的，应及时给予接续任务和更大自主权；对在问题定义、核心技术突破、系统集成和工程实现中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即使没有担任项目总负责人，也应在成果认定、绩效分配和后续任务遴选中得到体现。

二是资源前移，在潜力形成期给予稳定支持。相比成功后的追加奖励，青年人才更需要职业早期尚未取得代表性成果时的启动经费、平台条件和持续支持。要建立“先给机会、任务检验、分段支持、动态调整”的机制，先给予适度探索资源，再根据解决问题的实际表现决定是否接续支持。识别青年人才不能只靠一次评审和既有成果，而应把专业判断与真实任务检验结合起来，推动资源配置由主要奖励已经证明的成绩，适度转向支持正在形成的能力。

三是评价后移，引导青年人才创造国家需要的成果。减少过早、过密和过度数量化的评价，使评价周期与科研周期、人才成长周期相适应。评价改革需要解决“把青年人才引向哪里”的问题。如果主要依据论文数量、项目级别、奖项和称号评价，就容易引导青年人追求周期短、便于量化、容易被看见的成果。基础研究要看是否提出新问题、发现新规律、形成新理论和新方法；技术攻关要看是否突破关键瓶颈；工程研究要看是否形成可靠的设备、工艺和系统；成果转化要看技术能否进入真实场景、形成产品和产业；承担重大任务的，还要看组织团队、协同攻关和建设平台的实际贡献。

四是保障托底，避免科研风险转化为职业风险。任务、资源和评价改革需要有职业保障和容错机制托底。对勤勉尽责、规范开展的高风险探索，应合理区分正常失败、履职失误和学术不端；同时提供相对稳定的岗位、收入和科研条件，避免把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全部转化为青年人才的职业风险。把任务、资源、评价和保障贯通起来，才能让更多青年科技人才在解决真问题、攻克硬技术中成长起来。

破解“三重错配”，引导青年人才把时间、精力和创造力投入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方能让更多青年人才在攻克关键技术、承担重大任务中增长才干、脱颖而出，成为国家重大问题的解决者、未来科技能力的创造者和创新体系的建设者。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

培养人才也是种树，急不来

□ 丘成桐（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

培养人才也是种树，急不来。要把树种好，不仅土壤、肥料要好，阳光也要好，还有周边植被等，都要顾及。培养人才比种树复杂得多。数学的修养之外，还要人文的修养。数学的成长与很多不同领域、学科有关，如工程、计算机、流体力学、几何、拓扑等。假如真要走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那么其他人没有看过的、不熟悉的学问都要懂，这是无可避免的事。自古以来不是单教数学就能够成就大师的。

很多人认为，我们培养的是偏重数学的偏才，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有能力、有远见的通才。因为数学人才是需要懂得许多其他科目并与其一同成长的。

我要培养一批学生，真正耐得了苦，对学问真正有兴趣。对学问没有兴趣，即使再有天分也无济于事。

我是在初二时真正爱上数学的。记得当时的老师叫梁君伟，他讲解生动，在课堂上将优美的几何公理系统一一解释，使我印象深刻。看到这些定理，我兴奋不已，走在路上、坐在火车上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对几何学产生兴趣的开始。到了初三，我开始自己找一些有趣的问题，尝试自己解答。有些问题花了很长时间都解不出来，困扰多日之际，我去书店看参考书时发觉这些问题已经有人考虑过，要解决单靠初中生的圆规和直尺是不够的。尽管遭遇挫折，我却由此震撼于代数的威力，对数学兴趣盎然，欲罢不能。

陈省身先生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是在他还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时发生的。当时我在念中学，父亲去世没多久，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一篇转载的陈先生写的文章——《学算四十年》。文章内容很有趣，但更重要的是，编者在引言中介绍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教授，是当代公认的少数大数学家之一。

坦白说，此前听父亲讲哲学史，哲学界中有不少伟大的西方学者，我从没想过数学领域中，中国人也能在世界范围内崭露头角，引领潮流，成为公认的大家。我知道了中国人也能成为一代大师，不要自卑，我也可以做一个数学领域的好的学者。这体悟对当时的我意义重大。因为父亲过世，那时候家庭环境等各方面都很不易，辛苦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这个看似有些遥远的志向，给自己加油。

大学三年级时，刚好有位伯克利来的老师介绍我去那里深造，让我有机会师从陈先生。

我到伯克利的第一年，他正在外讲学，我自己做了一些工作，做得还可以，发表在很好的杂志上，陈先生知道后就很开心。不是普通的开心，他笑起来的样子，就是老师对学生做的学问很赞赏的那种开心。我受到很大鼓舞，请他做我的导师。自此，我一边学习陈先生的著作，一边接受他的指导。有空的时候，陈先生总请我到他家里去聊天，他对我说的话，到今天我依然记着并做到。他说：“做一个有学问的人，要跟有学问的人做朋友。”这点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学生没想到。

现在有些年轻人做些无聊的事情，言不及义。有些看不起做学问，聚会聊天谈到学问的事，觉得很难为情，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聊学问？不能轻松轻松吗？”其实，聊学问也能很轻松。中国还是需要有更好的学风。

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希望我们能够有根本的贡献，期望在研究方面能够走出新的方向来，解决重要的问题，引领数学的发展。

【凯铭 辑，本文转载自上观新闻，原题《丘成桐：中国还是需要有更好的学风》（2022年12月30日），转载时有删减】

让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资源成为育才沃土

□宫 珂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与公共服务的基石，承载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乎民生福祉保障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立足人口中长期结构性演变规律，对基础教育资源前瞻布局作出系统性部署，为新时代基础教育资源动态适配、均衡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顺应人口发展大势、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当前，生育格局波动调整与城镇化纵深推进双向叠加，全省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峰谷迭代、生源城乡分流、区域集聚分化的全新特征，传统刚性配置模式难以适配动态人口格局，基础教育发展面临学位供需时序错配、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紧缺学科师资缺位等结构性矛盾。

人口变迁视域下的基础教育资源布局优化，核心是打破静态配置思维，构建供需适配、城乡均衡、学段贯通的全域治理体系。依托人口预警机制实现学位、师资动态调度，消解阶段性潮汐矛盾；聚焦“城挤乡空”突出痛点，补齐城乡教育资源短板；盘活存量闲置教育资产，推动校舍、设备、师资跨学段、跨区域复用增效。立足新发展阶段，唯有坚持系统思维、锚定问题导向，理顺资源配置内在逻辑、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才能构建动态均衡、全域协同、提质增效的基础教育资源新格局。

首先，系统观念是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的核心理论逻辑，亟须统筹三层辩证关系，实现资源配置提质增效——

一是长短兼顾，统筹阶段性入学保障与长效内涵提质。立足短期维度精准对冲城镇初高中入学峰值压力，通过学位扩容保障就学刚需；立足长远发展依托生源结构调整窗口期，深化小班化、个性化育人改革。通过精准倾斜的资源配置策略，推动基础教育从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质量为本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二是上下联动，强化市域统筹赋能与县域精准落地。打破县域行政壁垒与资源孤岛，强化市级层面统筹调控职能，整合市域校舍、编制、财政等核心资源，构建市域资源循环共享、动态调配体系。压实县域属地落实责任，构建“市级统筹、县域落地、上下协同”的治理机制，破解单一县域资源配置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三是统分结合，统筹标准化办学底线与差异化区域供给。坚守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底线与标准化办学准则，适配城乡、县域人口分化格局和新课改、新高考改革需求。针对城区、乡镇、生源回落区域分类施策、精准赋能，实现刚性标准统一与柔性差异化供给的有机统一。

其次，问题导向是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的核心实践逻辑。对标国家“十五五”教育改革部署，衔接全省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立足全域统筹、动态适配、内涵提质主线，靶向破解人口变迁衍生的结构性供需矛盾，系统构建适配学龄人口动态演化、契合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导向的多维治理路径——

构建智能预警调控体系，实现资源配置前置预判、主动适配。搭建省市县三级联动学龄人口大数据预测模型，将人口动态预测刚性嵌入教育专项规划，建立多部门协同普查、分级预警、闭环处置机制。超前落实教育用地、经费预算、师资储备、校舍改造等前置保障，贯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一体化育人链条，实现资源供给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适配转变。

畅通全域资源流动渠道，实现存量增效、增量提质双向赋能。压实市级统筹主体责任，依托集团化办学、名校托管、跨域协作等模式缩小县域办学差距，优化校舍弹性建设模式，健全闲置资源盘活复用机制。完善教育履职考核评价体系，从制度层面破除短期化、功利化发展偏向，推动全域教育资源互通共享、高效利用。

创新差异化经费保障机制，精准补齐薄弱区域发展短板。建立与生均规模、区域特征、办学实际精准挂钩的精细化经费拨付机制，设立跨区域资源调剂专项补贴。加大薄弱县域转移支付力度，足额落实教育“三保”资金，持续优化校额配置、规范办学规模秩序，夯实教育均衡发展硬件基础。

深化师资编制制度改革，依托全域调配赋能内涵提质。推行“省级统筹、市域调剂、编随生走、动态适配”编制管理模式，深化“县管校聘”改革，畅通师资跨域、跨学段、跨学科流动渠道。优化高层次师范人才培养结构，健全紧缺学科专项补给机制，有序推进乡村小班化教学改革，全面激活师资队伍育人活力。

总之，适配学龄人口动态变迁、统筹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全域布局，是我省落地国家“十五五”教育战略、深化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关键举措。面向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前瞻治理、精准治理，平衡阶段性就学保障与长效内涵发展，破除城乡、县域、学段资源分割壁垒，优化校舍、师资、经费等核心要素配置，持续消解结构性供需矛盾、缩小区域办学差距。通过构建人口适配、全域统筹、弹性可调、优质均衡的现代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体系，切实筑牢教育公平底线、激活基础教育内生动能，联动支撑高等教育提质布局，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筑牢坚实教育根基。

（作者系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政策与规划专委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