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罗新：为边缘人的故事着迷

北京大学朗润园有一座旧式四合院。廊檐下一间小屋，人坐进去，三面书墙压过来，像一艘在书海里漂泊的船。

“船”的主人正在散书。

门口摆一张桌子，书堆上去，让学生随便拿。图书馆没有收录的书他也会送给图书馆，他还往重庆一家书店寄，一箱又一箱，店主搞活动，谁喜欢看就可以拿走。“估计送出去有上千本了。”

可他散不完。二十多年涓滴以汇，藏书超过了一万册。年轻时在美国，他看退休教授散书，不理解。“这些人真疯，一辈子这么重要的东西就让人随便拿走。”现在他懂了，快退休了办公室留不住，家里也堆不下，“拿回家挤占空间对家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他对一切不动声色的侵占都敏感。“剥削压迫是隐性的、缓慢的过程。”近些年，历史学家罗新因《从大都到上都》《漫长的余生》等作品走进公众视野，正是这份敏感，让他看到了帝王将相之外，那些备受压迫的、边缘的小人物，他觉得这种敏感可能和自己“经常反思幼年生活”有关。

而他的幼年，始于一座叫新城的城。

那座城很小，小到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但一个人在幼年见过什么，可能一辈子就再难走出那个点。

名字里的城

罗新的名字是奶奶取的。“新”取自新城，他出生的地方，在湖北随县靠近河南的一个小镇。

说是城，其实只有一条街，算是个大村庄，但有城隍庙。“城隍庙是不常见的，有城门、有城墙的地方才会有。”小镇的老人告诉他，这里曾是古代的义阳县城。还有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说法。

直到2015年夏天，他回到老家搜集地方志，才翻出真正的答案。

在明代，银是硬通货，全国矿山都是皇家私产。万历年间，皇帝派人在罗新老家北边不远的桐柏山一带开银矿。矿工进去多数是九死一生，唯一的反抗方式是逃跑，跑进桐柏山的黑松林里。桐柏山上大多是几人合抱的大松树，遮天蔽日，松林大了“给人的感觉像黑色，很高”。跑进林里的矿工活不下去，只好下山抢掠，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梁山好汉”。官府在此处设置了巡检司，修城镇压。城被洪水冲垮一次，又重建，叫“巡检司新城”，比旧城更高，更厚，更不可逾越。

三百多年后，罗新出生时，山上的黑松林早没了，“新城”的地名却留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罗新对这些反叛者的好奇，他们如何从农民变成矿工，又如何被逼上山，最终又去了哪里。

他在《漫长的余生》里写王钟儿，一个北魏宫女，三十岁入宫，在北魏宫廷生活了五十六年，一辈子像一滴水融进大河，连自己的涟漪都留不下，却通过“子贵母死”的制度，不动声色地撬动了两代帝王的命运。随着王钟儿的人生展开的，是从献文帝到孝明帝近八十年的北魏历史，当然也有被时代惊涛骇浪席卷的无数人。

罗新总在历史的缝隙里翻找那些被碾过的人。而他的名字，那座城，恰恰源自一次对他们的镇压。

他带着镇压者的地名出生，却花了大半辈子才读懂它。

他后来常常想，为什么自己的学术研究会走向这个方向——关注弱者、边缘人、正史之外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是我对等级制度比较敏感，”他说，“那些被邪恶、黑暗碾过的人，过去我看不到，现在都看到了。”

想象中的城

在互联网早期，罗新的ID叫“老冷”。罗新本家姓冷，父亲随奶奶改嫁到罗家，全家改姓罗，“老冷”是对那个姓氏的纪念。

1999年，他应天涯社区之邀，创办了“关天茶舍”版块，出任首任版主。版名取自陈寅恪的诗句“吾侪所学关天意”，希望网友讨论超越专业之外的严肃议题。大量知识分子在此交流碰撞，使其一度成为当时思想最活跃的公共空间之一。后来，他又与几位朋友创立“往复论坛”，为文史哲研究者提供讨论空间。深耕北方民族史的罗新把论坛比作牧场：“对于游牧族群而言，寻觅冬暖夏凉、水草丰茂的牧场，的确是头等大事。现在，我们这个网络游牧族群，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牧场。”在这片牧场上，一众学者以网名出现：阎步克叫“苍茫”，胡宝国叫“将无同”，张帆叫“金轮法王”。他们在论坛上列书单、斗学问。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精神世界。

小时候读《林海雪原》，被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匪帮斗智斗勇的故事迷住，当场发誓“将来要当个作家”。后来又赶上鼓励读《水浒传》，各种版本的《水浒传》被印出来，罗新“好几种都读过，不止一遍”。附近农村孩子从家里给他带来一本《说岳全传》，线装书，被铡刀铡成两半，他一页一页凑在一起读，最怕别人碰乱，晚上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看到张保、王横为救岳飞而死，“哭得一塌糊涂”。那些书里打动他的全是同一类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人。

“当作家的梦想一直都在。”直到二十五六岁，写了很多东西，“发现故事编得好难看”，他才决定换一条路。

但真正让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写作的人”，是1986年夏天。

那年他坐火车到昆明，准备去大理。在一家小旅馆碰到一个要去“买媳妇”的小伙。罗新觉得这件事很神秘，于是反复打听细节，姑娘好看吗？说话听得懂吗？有什么特别的打扮？

小伙见他热情，便邀请他一起去。罗新盘算了一会儿，最终拒绝——退票麻烦，会是一大笔浪费，而且影响自己第二天原定的计划。他一边说“去不了”，一边想着“去也挺好的”。第二天，长途班车在浓雾里翻越无量山时，他一直在后悔。

“可能我是一个好学生，对于任何冒险的事都有点害怕。”

多年后他才理解这次错过的象征性意义：“我总是错过一个又一个广历练、长见识的窗口。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就立志写作的人来说，这样的错过无疑是致命的，可以部分地解释我何以在青年时代就终止了作家梦。”

书砌的城

罗新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时，全部家当只有两只木箱的书。

四十年后，朗润园的办公室里，三面书墙立起了一座城。汉籍、内亚文献、中亚史书、突厥语辞典、旅行文学，还有一枚北魏郑羲书写的亡母墓志拓片，一幅工笔突厥贵女画像，几张在草原的旅行照片。

他在这座城里住了三十多年。从一个想当作家的考生，长成了一位历史学者。

1989年秋天，罗新回北大读研。考历史系时他没有任何想法，“先混一个研究生再说”。那时的他甚至不知道导师田余庆的名字，对历史学“不要说入门，就连一般本科生的水平也达不到”。祝总斌先生让他“把《资治通鉴》读一遍”，那时他还在武汉上班，单位有个小图书馆，罗新就把里面的《资治通鉴》搬到家里读。酷暑难耐，他把毛巾缠到手上，“免得汗滴到书上。”

入学不久，田先生一开口就浇了他一头凉水：“从中文系改到历史系来的，少有成功的先例。”那时他并没有铁了心要长久学历史。相比之下，笑意盈盈的周一良先生的话好听得多：“中文系的门槛高啊。”

他没有想到，这个初次见面让他有些排斥的先生，后来成了他人生中最亲近、最重要的人之一。

有一天，他在《历史研究》上读到田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大吃一惊，原来历史论文可以写得这么引人入胜”。于是找来《说张楚》《论轮台诏》和那时刚出版的《东晋门阀政治》，“读得昏天黑地，如痴如醉，常觉心潮澎湃，不得不休息一下”。这种体验，他以前只有在读小说时才有过。

真正“入门”，是研究生第二年的第一学期。田先生开了一个《三国志·吴书》读书班。他先示范一两篇列传，从文献解读到史实考证，到历史意义的阐发和论文写作，“是一个完美的示范”，再由学生轮流讲读。罗新“只记得那几个月终于有了醒过劲来的感觉，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地看历史’”。

经过这个阶段后，他开始考虑是否要一辈子做历史。在多年的自我期待中，他从没设想过要成为一个学者。但田先生和祝先生为他开启了另一扇门。

“那里没有我少年时代向往的激烈慷慨、云谲波诡、人山人海和生死契阔，”他后来写道，“却有我同样迷恋的透彻、从容、醇厚与仁义情怀。”

一个没想过当学者的人，就这样走进了那间书房。跟了两位先生之后，他“突然很羡慕”那种生活：“一个人在书斋里待着，看看书，聊聊天，很幸福。”

此后，《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王化与山险》……一本本专著从这间书房里长出来。但他并不打算把这座书城守到最后。他正在拆掉它——一箱箱寄走，在门口摆桌子让学生拿。

“这世界上的人，绝大多数，他的人生计划都不可能实现，”他说，“都会走到自己原来没想到的地方去。但是不一定后悔。”他确实没有后悔。“我对自己学术人生是满意的，而且是坚持的。”

没有名字的城

53岁那年，罗新决定徒步。

从大都到上都——北京健德门到元上都遗址明德门，450公里。这条路他“惦记了差不多十几年”。读《元宫词百章笺注》时，他对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两都之间的路线产生了兴趣，元代皇帝的坐骑有点与众不同，是大象，称作象辇。后来读了一堆旅行文学，他想自己试试。

出发前他训练了一个月，每天晚饭后背包10公斤，在家附近走10公里。他计划15天走完，对路线有执着的坚持。第一天走到昌平，打个车回去，第二天早上坐地铁回到昌平，再走去居庸关。有时傍晚住在客栈，第二天让客栈送回昨天停下的地方接着走。他也不是一个人，前两天独自上路，之后朋友们陆续加入。王抒是固定的搭子，郭润涛、潘隽、刘未时不时来陪一段。

后来他又走了很多路——在美国、土耳其，有专门的徒步路线。2013年，美国探险家保罗·萨洛佩科开始了一项名为“走出伊甸园”计划的环球徒步之旅，他从非洲埃塞俄比亚出发，计划走到南美洲的火地岛。罗新在《国家地理》上看到这个消息，“好震撼”，于是一直追着读。2022年保罗走到中国，写信问罗新“秋天走到北京，能不能见个面”，罗新立刻回复：“不用等到秋天，也不用等到北京，我来找你。”他跑到四川，跟保罗从成都走到川北。后因学校课程返京，第二年又到延安接上，从陕西走到山西，再走到河北。

两个白发老头走在中国的山路上。罗新问他中国美不美，保罗说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很美。问他中国人善不善良，保罗说世界上的人都很善良。“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心胸开阔到这个程度，就是一个世界公民。”但走路的时候两个人各走各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又坐在一块聊天，“步幅不一样，频率不一样，就拉开了。你不能强行让我们俩步调一致，那样很疲劳。”

走路的时候，学术问题会自己“跳出来”。“读一段文献没读懂，走着走着脑子里出现了——哦，是这样的。”罗新觉得走路有治愈功能，“日常有很多焦虑，但徒步让人放松”。他的人生也有困惑、有迷茫，“徒步就是一种思考的方式”。

他也察觉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热衷读历史，或许是出于类似的期待——在历史中获得某种疗愈。“你会读到过去的人跟你差不多，你经历过的灾难他们都经历过。历史上的那些人，在战乱中，在饥荒中，在病痛中，在不公正中。”

不久前，在作家胡成《河西走廊》的新书分享会上，他评价胡成找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晚清旅行者裴景福。而裴景福最动人的地方，是他记录了那些“本来不会被历史记住的人：轿夫、仆人、路边偶遇的陌生人”。罗新说胡成写作有一个特点：“不是他一个人在旅行，而是很多人在旅行；不是他一个人在观察，而是很多人在观察。”

这话用来描述他自己也恰好。他走在路上，元代走辇路的皇帝、明代逃跑的矿工、北魏宫女王钟儿，那些“本来不会被历史记住的人”都走在他身边。

接下来，罗新准备专心写完新书《康熙的狮子》。“吹出去已经很多年了，”他计划，“也许明年春夏能出来。”

一只狮子作为朝贡品走进紫禁城，那就又是另一座城的故事了。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杨佳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