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副刊 | 那本卷宗，不止一个名字

我第一次见到小禾，是在育才小学的谈话室里。

他坐在那张专门为未成年人准备的矮椅子上，身体缩成一团，像一只被雨淋湿的麻雀。旁边是他的母亲，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不停地搓着手指。

“小禾，别怕，阿姨就是跟你聊聊天。”我尽量把声音放低。

他没抬头。面前的材料上写着他十岁，四年级，因为长期对同班同学小海实施肢体和语言暴力，多次调解未果，教育部门最终选择求助我们检察院，而我正是他们学校的法治副校长。

材料很薄，证据却很扎心。小海的左脸和手臂上有多处淤青，医院诊断写着“软组织挫伤”。小海母亲的陈述字字泣血，还有其他家长得知此事后，提交的小禾欺凌其他同学的证据，大家一直呼吁为了孩子安全，让小禾转校。

初春三月的风，刺骨凛冽，吹得办公楼前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就像我听了事件前因后果后的心情。

“这个案子，不能简单了事。”科长听完了我的汇报，“两个孩子都是未成年人，小海需要保护，小禾也需要拉一把。咱们未成年人检察的活儿，一点也不轻松——你先做社会调查，联系学校、社区，把该做的干预措施都跟上。”

我点了点头。调入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之前，我一直在技术部门工作，虽然也接触过未成年人案件，但都是间接辅助。现在，材料实实在在摊在桌上，上面写的是两个活生生的人。

第一次去小海家，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小海妈妈开门时，眼圈还是红的。小海坐在里屋写作业，听到动静，下意识地把头埋进臂弯里。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小海，我是检察院的阿姨，专门帮助小朋友的。我来看看你，好吗？”

他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移开。他左脸的淤青还清晰可见。

小海妈妈说，孩子已经一个星期没去上学了。“他说学校里有小禾，他害怕。”她捂着脸哭，“我们外地来的，在这边打工，孩子本来就内向，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没打断她，等她哭完。

那晚回到办公室，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关键词：心理创伤、专业治疗。然后我在小海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星号，提醒自己明天联系团区委和医疗机构。

与此同时，小禾那边的情况更不乐观。

社会调查显示，小禾的父母三年前离异，他跟着母亲生活。母亲在菜市场卖菜，凌晨三点就要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回来。小禾基本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他的班主任说，小禾以前比较听话，这几年开始突然变得暴躁，跟同学打架、顶撞老师，甚至有自残行为。

“他不是坏孩子。”班主任叹了口气，“他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通知小禾和他的母亲来检察院谈话，并通知了团区委的一名社工到场陪同。谈话室布置得很简单，没有那种压迫感，桌子上放了一盆绿萝。

小禾进来的时候，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我让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

“小禾，今天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和小海之间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跟我说说吗？不要紧张，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就行。”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因为他看我。”声音很小，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他看我的眼神，跟我爸一样。我爸走的时候，就是这么看我的——嫌弃，看不起。”

我心里一紧。材料里没有这些，十岁的孩子还不会准确地表达“屈辱”和“被抛弃感”，他只会用拳头。

那天谈话结束后，我在办公楼后面的花坛边站了很久。三月的风带着凉意，老槐树已经开始冒新芽了。我想起自己刚到未检部门时，科长说：“未检工作，不是你办了多少案子，而是你救了多少孩子。”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这个案子上。对小海，我们启动了未成年人“一站式”救助机制。我协调了教育部门和学校，为小海尽快复学并转了班级；我联系了医疗机构的心理咨询师，每周给小海做一次心理疏导。第一次咨询，小海全程没说话。第二次，他哭了。第三次，他开始说学校的趣事，说他想养一只猫，说他其实不恨小禾，只是害怕。心理咨询师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说明他开始建立安全感了。

对小禾，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制发了一份《督促监护令》。小禾的母亲长期忙于生计，对孩子的心理状态几乎一无所知。这份监护令明确要求她调整工作安排，保证每天与孩子有效沟通不少于一小时，按时接送上下学，并配合检察机关和社工组织的帮教工作。

小禾妈妈接到监护令的时候，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那张纸。“检察官，我……我不是不管他，我实在是……”“我知道。”“但现在，你必须管了。法律有这个要求，也是为了你孩子好。”

我委托未成年人公益组织为小禾设计了为期三个月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课程。前两次课，小禾还是无动于衷，东张西望。第三次课，社工让他画一幅“我的家”。他画了一扇关着的门，门后面站着一个小人，脸是空白的。

社工把这张画拍给我看。我在手机里存了下来。

最难的是学校。校长在电话里说得很委婉：“我们也是为学生安全考虑。”我能理解，但不能接受。如果小禾连学都没得上，他以后怎么办？

我找了教育部门，找了团区委，找了小禾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前前后后跑了六七趟，开了两次协调会，最后终于说服学校接收小禾，条件是必须附上心理评估报告和帮教计划。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小禾妈妈时，她在电话那头哭了。“检察官，谢谢您，真的谢谢您。我知道我儿子不对，但他还小，还能改……”

我说：“对，他还小，能改。”

案件处理到了关键阶段。按照程序，我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参加的有当事人双方及其监护人、学校、公益组织、社工代表、心理咨询师，还有两位从教育系统和妇联邀请的听证员。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听证会不对外公开，但每个人的发言都清晰地记录在案。

听证会上，我先介绍了事件的基本事实和社会调查的情况。然后是小禾的母亲发言，她哭着向小海妈妈道了歉。小禾低着头，站起来说了一句“对不起”，声音很小，但所有人都听到了。

最让我意外的是小海妈妈的发言。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恨过这个孩子，真的恨过。但……他也是个孩子。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欺负别人了。”

听证员们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应当对小禾采取以教育矫治为主的干预措施，不宜简单惩戒了事。

听证会结束后，小禾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检察官，我以前不知道检察院还能做这些事。我以为你们只会抓人、判刑。”

我笑了笑：“我们更愿意做的是把孩子拉回来。”

六个月后。

干预措施结束时，我最后一次约谈小禾。他长高了，也胖了，脸上的戾气褪了不少，眼里有了光。“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老师说我的心理评估过关了，不用再去了。”他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阿姨，我想跟您说个事。”

“你说。”

“上次在街上碰到小海了，他好像也长高了一点。我没敢跟他说话，但他看了我一眼，没躲开。”他低下头说：“我觉得……好像一切都在好起来。”

送走小禾母子，我回到办公室，翻开那本已经写了大半的工作笔记，在小禾名字下面，添了一行字：“干预措施已全部完成，小禾情绪稳定，已重返校园。”

写完之后，我又看了一遍。这短短几行字，背后是几个月奔波、无数次的沟通协调，还有两个家庭沉甸甸的希望。

窗外，老槐树的叶子落了，但根还扎在土里。

春天还会来的。

（作者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办公室负责人 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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